1.1 敌人形象：国际安全的威胁
冲突双方往往视对方为敌人。固定的敌人形象设定了行为发生和决定形成的政治背景。人们愿意保留现有信念，不愿意受外界信息干扰。这种回避或者无视对方信息差异变化的取向，是敌人形象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刘成，2012）。因此，人们强烈希望保持现有形象，而不愿意做出改变，也不愿意寻求关于敌人新变化的信息，不愿意建构关于敌人的新认知图式，固化的身份往往增加敌意和敌视的回应行为的可能性，形成动态的敌视循环。敌人形象包含了及其厌恶的情感因素，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表明：在缺乏可靠证据认定敌对意图的情况下，个体或群体都倾向于形成和保持某种敌人形象，增加彼此的仇恨。比如，冷战期间美苏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核军备竞赛，促使两国公民的敌人形象的形成。1961年，美国心理学家布朗芬布伦纳（Bronfenbrenner）发表了著名的《东西方关系中的镜像理论：一份社会心理学家的报告》，研究发现美国和苏联双方的公民有着明显相似的观念。比如，实验人员出示一张两边栽着树木的街道的图片，如果事先告诉被试树是由他们的政府种的，之后问被试种树的动机，被试的回答包括遮阳乘凉、防止水土流失等。然而，如果告诉他们树是对方政府种的，之后再出示同样的照片，问被试同样的问题，被试的回答就变成了隐藏坦克、为发动战争暗中做准备等。冲突中的双方对对方持有的一些特别看法包括：
他们是侵略者。
他们的政府剥削并迷惑其人民。
他们人民中的大多数并不认同本国政府的领导。
他们不可信任。
他们的政策近乎疯狂。
这些认识趋于自我确定。当一方发现对方有不友好行动，便做出不友好的响应。另一方察觉这种不友好并给予回敬，如此形成恶性循环。
敌人形象具有一定的特点。
（1）敌人形象具有一定的认知序列性
个体随着年龄的增长，对敌人形象的认知逐渐发生变化，并呈现出一定的认知特点。Hess（2008）通过以来自不同国家的100名孩子为对象的研究，发现个体在对敌人认知方面的描绘呈现一种有代表性的序列。
4～6岁之间的儿童把敌人描绘成可怕的、长相怪异的人，通常会穿着黑衣服，携带枪支。他们倾向于把敌人描绘成永远的坏人。
7～9岁之间的孩子更倾向于强调和敌人的关系，他们把敌人描述成会打仗的个体。因此他们强调的重点在敌人的恶劣行为上，他们往往把冲突看作是敌人的过错引起的。
10～12岁之间的孩子趋向于描述识别敌人的显著特征，如旗帜等，因此显示出对于敌意的国际化方面的认知。他们开始明白敌意的镜像表现，例如，每个国家都会根据与他们的描述的有关的故事把其他国家看作是坏的。
13～15岁之间的孩子能够把敌意用一种更广阔的视角详尽说明，例如环境破坏、毒品、战争等。
16～18岁之间的孩子开始能够表达这样一种对敌意的认识，他们认为敌意源于个人或团体内部。例如，他们强调起源于自己群体内部的敌对态度所起的作用。
（2）敌人形象具有稳定性
敌人形象包含了一种及其厌恶的情感因素，在个体具有强烈保持现有形象的愿望，因此不愿意去寻求有关敌人的新信息。这种固化的敌意和由此采取的对立行动的循环也加强彼此的敌对形象形成，由此看来，敌人形象具有长期性。
（3）敌人形象具有变化性
尽管敌人形象具有稳定性，但敌人形象的固化并不是无条件的。当社会、政治条件发生变化时，个体在更高的抽象层次上积极重构自己的经验、信念体系，个体的敌人形象也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
敌人形象的稳定性具有深层的认知心理基础。认知心理理论认为，在个体的信念体系中，最不重要的、边缘的、外围的认知部分容易发生变化，个体感受到差异信息后，并不允许不符合他们信念的大量例外和特殊事件的存在，往往回避或无视有关对方差异信息的干扰，或者只作一点表面的修改，而不去改变自己原有的主要信念。这种无视信息差异的思维取向有时甚至强化他们原有的敌人形象（Dean G.Pruiit ＆ Jeffrey A.Rubin.，1986）。比如20世纪50年代，苏联政府曾经做出了消减国防开支的行动，但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却认为，苏联行动是由于自身力量的虚弱，而不是为了防止不断升级的武器竞赛。这也表明人们倾向于通过解释信息来巩固固有的敌人印象。
和平心理学家认为，如果个体在现实中集中地获取大量的矛盾数据，又不能通过任何方式对其进行解释，其重要信念就可能发生变化（Robert Jervis，1967）。比如，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妄图以操纵者和设计者的身份处理对华的政策却遭到新中国的强烈抵制和反对，当中国政府坚决、强硬地处理了“华德事件”和美国“兵营地产事件”后，美国彻底放弃了对新中国的幻想，开始采取坚决敌对的对话态度。但到20世纪70年代，中美领导人开始进行接触和谈判，中美恢复中断了20多年的外交关系。改革开放的中国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政治、贸易和文化的交往改变了美国对中国的敌对认知。
敌人形象容易导致安全困境的产生。在特定的国际背景下，即使别的国家没有侵犯自己，认同感或认知偏向也会促使敌人形象的形成，产生所谓的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安全困境”即“霍布斯恐惧困境”，是国际政治领域的一个重要概念，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2003）指出：“该困境的实质是，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主权国家之前缺乏信任，相互猜疑，为了自身安全采取行动，反而导致在国际关系中安全感降低。”正如吴稼祥（2005）所说，自然状态的人格化的国家间关系容易引起国家间的战争状态。在这种情形下，国家一般采用两种手段确保自身生存：一是结盟；二是发展本国的综合实力。
具有反讽意味的是，一个国家所采用独立的、增强自身安全的行为，比如结盟及其发展本国综合国力，却往往给国际体系的其他成员带来不安全感，这就是国际体系中的安全困境（邢西敬，2010）。由此可以看出，安全困境是在不安全的战略环境下，一个群体感受到来自另一个群体的威胁，从而采取的防御性的回应。
安全困境思维下，一个国家领导为了提高自身的安全感采取各种行动，往往在客观上会降低其他群体或国家的安全感。比如，在过去40多年的美苏冷战过程中，美国和苏联的领导人都将他们自己的行动作为对方侵略意图和行为的一种反应。如果一方将防御性的回应行动看作是对自己的冒犯，就会容易促进敌人形象的形成。如果外部冲突或敌对行动有助于群体的利益，国家政治精英就会通过控制政治进程和宣传敌人形象的手段，来强化现有的敌意。
敌人形象容易引起国际间焦虑与基本归因误差心理。由于敌人形象的存在，国家往往将己方行为解释为合乎情理的自我保护，高估对方的实力，并将对方的行为归因于不怀好意和故意挑衅，总是担心对方会先发制人，搞突然袭击，这就是和平心理学家所称的“基本归因误差心理”。这种恐惧引起怀疑、不信任和罪恶的联想，直到每个国家政府觉得若不采取措施将会有愧于甚至背叛国家。同时，每个政府都认为对方政府的防范措施是敌视的体现（大卫·巴拉什、查尔斯·韦伯，2007）。
敌人形象是导致军备竞赛的重要因素。敌人形象会造成国家间的“安全困境”，促使不同国家卷入危险的军备竞赛循环。每一方都想通过获得更多的武器解决安全问题，这样只能导致更加不安全，从而又希望获得更多的武器，如此的军备竞赛对世界和平构成了严重威胁。
正如前文所述，尽管敌人形象是客观存在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敌人形象是不能完全避免的。但敌人形象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当社会、政治环境发生变化时，个体的敌人形象也会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