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和平的渴望：心理学奠基
从表面来看，近年来心理学对和平问题的研究日益增多，我们发现，心理学的和平转向并不只是顺应了21世纪时代的要求，而是有着深厚的心理学渊源。由古至今，众多心理学先驱的和平追求与和平观点，为应然而生的和平心理模式奠定了坚厚的学科基础。
1.3.1 对暴力本能论的批判
暴力与战争离不开个体的参与，二战以来，不少学者对人类为什么能够进行暴力和参加战争等残酷的行动进行了大量的思考和研究。不少学者持有暴力本能论的观点，支持“人类天生具有侵略性”的错误假设，认为人类天生好战，人类的好战行为受生物遗传因素的影响，基因、荷尔蒙、生物神经或进化机制等多种因素使人类形成了一种具有统治欲望、捍卫领地、对外界具有侵略倾向的心理特质。这种假说至今还在世界上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比如在美国很有影响力的国际关系教材开篇就写着：“拥有生存、繁育、统治的欲望，对人类来说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大卫·巴拉什，查尔斯·韦伯，2007）暴力本能论又经历了好战基因论、攻击本能论和进化攻击论三个发展阶段。
（1）好战基因论
西方好战基因论源于古希腊的战争哲学的影响。古希腊战神阿瑞斯是主要的神，而和平女神伊瑞涅却是一个次等的神。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更是直接赞成战争的积极作用，认为“战争（或暴力冲突）是万物之母”。另外，好战基因论也受到《圣经》的影响，认为人天生就有瑕疵，人类带有原罪，注定无法行善。这种思想遂与生物学、道德论、神学等理论杂糅，进而得出人类天性堕落、下流、邪恶的结论，认为战争是人类特有的邪恶。比如神学家奥古斯丁、加尔文、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等人均接受人性恶劣的观点，认为道德、法律等是人类构建的脆弱、虚假的制度，保家卫国唯一的力量只有武器，崇尚暴力、运用武力是人类解决问题的唯一选择。
好战基因论的哲学思想在19—20世纪推动了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运动的兴起。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试图把自然淘汰的进化论应用（或滥用）到人类社会和政治活动中，为国家占领、帝国主义、军事独裁和掠夺提供生物学原理。他们认为有机界的进化是优胜劣汰的结果，那些攻击性强的人类基因才能保持成功繁殖的生命，因此战争是“有益的、道德的和雄赳赳的”（大卫·巴拉什，查尔斯·韦伯，2007）。
（2）攻击本能论
康拉德·洛伦兹（Conrad Lorenz）在其《论攻击》（On Aggression）一书中，提出了攻击本能论的错误观点。他通过对40多种鱼、狗、鸟、鼠、鹿和家畜的行为进行研究，结果发现攻击性和弗洛伊德的死亡本能式的破坏性大不相同，提出了“种内攻击说”，把在动物上的发现应用到人类。在洛伦兹看来，攻击性是一种本能，在自然条件下有助于个体和物种内部竞争，适者生存，繁衍后代；也有利于控制生存空间和人数的增长，将人口过剩的危害最小化；还有利于人类采取手段加强配偶的稳定性，提高双方的竞争力。他认为，典型的攻击本能表现在同类物种中间，而不是表现在不同物种之间，简单地说，它是种内现象，而不是种间现象。人类也是如此，而且更加危险，虽然人类拥有理性思维能力和语言文字能力，自身高居于其他生物之上，但是人类拥有杀人武器的能力，又将会导致人类自身的毁灭。因此，洛伦兹认为人类具有“好战的基因”，他的“好战基因论”对人类的和平未来持有悲观态度，在他看来：
“在一个来自外星球、不带任何歧视之意的旁观者眼中，今天的我们是被他瞧不起的，我们手中攥着作为智慧结晶的原子弹，心中翻涌的是继承祖先的侵略野心。这种野心非我们自身所能驾驭，无法保证人类有长久的未来。”（Konrad Lorenz，1966）
这种内驱力必须通过竞争性体育运动或其他方式才能得到某种释放（康拉德·洛伦兹，1987）。
（3）进化攻击论
后来，美国心理学家爱德华·威尔逊（EdwardO.Wilson，1929— ）提出了进化攻击论，他反对暴力本能论的“是与不是”的简单二分法，认为既定的行为是先天具备还是后天习得容易让人误解，因为行为均是遗传基因与教育实践相互作用的结果。他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提出了进化攻击论，对人类的攻击行为做出辩护：
第一，威尔逊认为人类的侵略行为有助于个体为繁衍后代成功保留物种特性。比如那些外形突出、在斗争中获胜的男性更具侵略性，也更可能陷入各种公共暴力比如战争之中；
第二，享有同质遗传因子的个体彼此友好交往，是因为基因促使这种行为的发生，而基因关联不大的个体间容易产生侵犯行为。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国家在发动战争时往往借助媒体手段，把发动战争看成是爱国主义行动，要求公民为祖国、亲人、兄弟姐妹而战，这其实就是借助了心理学家所称的“虚拟家族关系”，激发人们的攻击性。
尽管人类生物学为研究人类暴力与战争心理根源提供了假设依据，但好战基因论、攻击本能论、攻击进化论却是没有科学依据的。既然是自然淘汰，有机界的进化适宜最能成功繁殖的生命，因而保存下来的就应该是那些最不必具备攻击性的生命。不难看出，这些论点有着诸多危害：
第一，这些论点在逻辑上犯了20世纪英国哲学家穆尔命名的“自然主义谬论”，从实然（is）推出应然（ought）的错误命题。首先，这些假设都是把人与动物进行简单的类比，仅一味强调人的动物性，却忽略了人类的历史文化性，社会现实性与主观能动性。其次，仅仅因为某物在生物界是真实的，因此就是社会需要的，是符合伦理的，甚至是人类世界的特征，人类的某些基因与生物神经确实具有攻击性倾向，但并不等于基因、神经与荷尔蒙已经预设了人类的行为，人类将注定走向暴力。
第二，这些论点容易使人类滋生出对侵略、暴力行为的癖性，使得人们之间相互猜疑，排斥异己，崇尚武力，坚持战争正当论，为人类发动战争寻找借口，推卸应负的和平责任，懈于倡导和平，放弃寻求和平的机会。人类确实具有一定的攻击性，对其研究的目的是如何疏导这种行为。但这些论点过分强调人类遗传倾向，这种生物决定论不是用来为暴力和战争的发生进行解释，而是为其进行辩护，甚至美化战争，这很可能导致人们放弃寻求终止战争、推进和平的种种努力，不难看出这些论点其实都含有生物学的宿命论色彩，也是危害人类寻求和平的悲观论调，为人类扩张行为提供了变相的托词。
第三，好战虽然是人类的通病，但并不具有共性。在某些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如菲律宾群岛的塔桑代人（Tasaday）、南非的布须曼人（Bushmen）、东南亚的色迈人（theSemai）和北美的因纽特人（Inuit）从未涉及过战争，以人性恶论为基础的解释在解释这些人的和平倾向时，就显得无力了。
第四，即便是在尚武文化的历史中，也有存在很长的和平时期，反战、寻求和平的呼声也非常强烈，像孟诺派[1]、贵格会[2]以及参与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广大人士等，他们的基因与那些好战之人并没有本质区别。
第五，动物具备某些既定行为，并不等于人类亦如此。人类拥有更独特、复杂、抽象的思维能力，这促使人们能够理性地思考和分析和平问题，摆脱暴力带来的痛苦与危险。
因此，好战基因论、攻击本能论、攻击进化论遭到了热爱和平的心理学家的竭力批判。1986年，来自12个国家的许多心理学家聚集在西班牙的塞尔维亚，发表了《塞尔维亚声明》，第一次从科学的角度全面否定了这些生物决定论。《塞尔维亚声明》的核心论点就是：战争不是人类的本性，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人类具有暴力的一面，但也有和平的潜能。这个声明遂后得到了美国心理学协会（APA）以及其他学术组织的认可，声明的主要观点如下：
1.从科学角度而言，认为人类从始祖继承了好战基因的观念是错误的。战争是人类特有的行为，动物是不具备的。或许有生物因素在发挥作用，但战争并非不可避免，时间、空间的变化都能影响战争的爆发。
2.从科学角度而言，认为人类本性中具有战争或暴力倾向的观念是错误的。除极个别的病变外，基因不会产生注定具有暴力倾向的人。同理，基因也不会产生天生热爱和平之人。
3.从科学角度而言，认为人类进化过程中，侵略性行为优于其他行为而被自然选择的观念是错误的。在所有已经被深入研究的物种中，地位的获得是通过合作完成与群体结构相应的社会功能而实现的。
4.从科学角度而言，认为战争是由人的本性或者其他单一动机而引发的观念是错误的。现代战争已大大凸显了训练有素的士兵和积极备战的大众对战争爆发所能起到的作用。
（大卫·巴拉什，查尔斯·韦伯，2007）
和平心理学家的人性论立场是鲜明的。正如《关于暴力问题的塞维利亚声明》所言：暴力不是源于人类进化，不是基因和人的天性决定的。人们将怎样的经历视为冲突以及他们如何应对和处理，取决于那些赋予他们的学识和他们生活其中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人类完全应该从这种生物学悲观主义中走出来，更积极地介入到和平进程中去。战争是一个社会过程，受人类历史中各种文化演变的影响，是不断变化的文化赋予了战争以合法性，使其成为一种具有预先性质的观点，即某种事情不一定是真实的，但只要有足够的人相信它将要发生，它就可能成为真实的。
1.3.2 心理学家的和平心理追求
在漫长的心理学史上，心理学家对和平的关注由来已久，但却鲜为人知（Rudmin，Floyd.，1991）。对和平心理模式先驱的关注、认可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和平心理模式在心理学发展史中的地位，也为评价当代和平心理模式的效果与目标提供参考依据，为和平心理模式未来发展指明方向。
（1）毕达哥拉斯的和平心理追求
古希腊数学家、哲学家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的和平心理理念多年来一直受到众多和平心理学家的重视。毕达哥拉斯认为，是人的行为而不是命运导致了个体疾病的发生，他主张用音乐、舞蹈等治愈悲伤、恐惧、疑虑等情绪。他将和平、和谐、友谊作为衡量个体行为发展的最高准则。毕达哥拉斯强调包括妇女、儿童、奴隶和动物等都是平等的，反对一切杀戮，反对虐杀动物与食肉行为，认为战争是人类占有欲的产物，并呼吁人们“摆脱人类具有侵略本性” 的错误观点，尽快“对自己的敌人表示友好”（C.J.deVogel，1966）。毕达哥拉斯认为个体正确理解宇宙与生命和谐共存，为促进不同国家之间的和平友好关系带来启示。毕达哥拉斯的和平理念受到了当时平民与统治阶级的认可，对于化解临近部落与国家之间的冲突，也起到了积极有效的促进作用，他在和平领域中取得的成就，受到了历史学家的高度赞誉。
（2）詹姆士的和平心理追求
美国哲学家、心理学家威廉姆·詹姆士（William.James，1842—1910）认为，消除战争的最大障碍之一是战争最原始的情感吸引力。在《战争的道德等价物》（the Moral Equivalent of War）一文中，詹姆士写道：战争迎合了人类的许多心理需要，尤其是群体认同感的需要。他这样说：“当个体感觉到自己在所在的群体中被需要时，就获得很高的自尊，个体的自豪感也会上升，军队就是滋养自豪感的地方。”具体说来，军队能满足个体多种心理需要，显示战争的魅力：①个体从较大群体获得认同感，并乐意为群体做出贡献；②因为具有群体目标，个体从烦躁平庸的生活方式中解脱出来，在军队里获得生活目标和意义；③个体可以将自我怀疑或自我仇恨投射到别人，为实现新目标获得动力；④个体把侵略行动实施于第三方。面对外部的威胁和共同敌人时，群内争吵就会停止，群体凝聚力增强。当群体参与战争时，团结力度就会增加。恢复和平后，群内争吵再次出现。许多人迷恋军队抗敌时的凝聚力带来的愉快体验；⑤许多人喜欢在军队里获得纪律、勇敢和自我牺牲精神等美德；⑥当战争爆发时，个体不确定的焦虑逐渐消失。
正是由于战争对个体有着多方面的魅力，战争仍然是能约束整个团体的力量。詹姆士（1971）认为，要摆脱战争的祸害，社会必须提供同样的和平的力量，作为战争代替品来满足个体的上述心理需求。为此，他倡导社会进行一场改革来对抗战争，呼吁代替战争“道德等价物”的出现。他主张：“在若干年内，在年轻人中招募一支对抗‘本能’的军队……旨在和平时代保留军队，以免在和平期丧失男子气概……”由于威廉姆·詹姆士提出了“道德等价物”的观点，他被称为“第一位和平心理学家”（M.Deutsch，1995）。
遗憾的是，詹姆士并没有指出代替战争的“道德等价物”具体是什么，这也是困扰和平心理模式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2003年，美国和平心理学家Rachel.M.Macnair结合印度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哲学思想，提出了代替战争的“道德等价物”观点：
1.创设和平群体组织，设计多样的集体和平活动，使参与者在和平组织里获得强大的集体荣誉感和认同感，得到生活的价值和意义；
2.将参与者的人生意义与目标与设计的和平活动结合在一起；
3.关注参与者在和平活动中获得的成就感与获得和平的满足心理；
4.增强参与者的凝聚力和团结性；
5.创设和平组织纪律，倡导参与者捍卫和平的奉献精神；
6.关注参与者在和平活动中的心理健康，减缓参与者的焦虑心理。
（3）托尔曼的和平心理追求
认知行为主义心理学家爱德华·托尔曼（1942）在二战期间，决心把“从小白鼠与黑猩猩的行为心理学入手，并结合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心理学，研究人类最核心、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和平，为人类的未来寻找一丝希望的曙光”。托尔曼主张从分析人类挫折、侵略与独裁者性格的认知结构出发，分析战争宣传中的狭窄种族主义成分，分析人类攻击性的生物学根源与社会动机。他认为战争是“个体自卑感与因遭受父母、上司压制对外群体的心理宣泄的投射的结合体”（Rudmin，Floyd，1991）。
就如何实现人类和平这一问题，托尔曼（1942）认为，心理学必须放弃人类文明中把人类分为“灵性人”“经济人”“智慧人”“英雄人物”等不同类别的做法，并把人类化成“具有心理调解能力”（psychologcially adjusted man）、能够实现和平的人。为了实现人类和平，托尔曼认为社会需要实现以下三个条件：①必须建立一个使人们免受多种挫折感的经济秩序；②建立新的教育与社会体制，使人们认同父母或其他领导的权威；③建立一个世界超级组织，个体能够超越狭隘民族主义观念，更忠诚于自己的星球成员身份。
以上三种条件如何实现？经过一年多的思考，1943年，托尔曼又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认为有必要教育各个国家的公民克服狭隘的种族主义与民族主义观念，建立世界公民认同感。这需要做到：①在全球设置共同的、同一语言的基础和平教育课程；②在全球设置统一的世界国旗、国歌、货币和邮票；③设置一个世界组织，下设秘书处、立法、法院与行政部门，旨在消除世界战争，公平分配世界财富，维护世界和平。
托尔曼的和平观点尽管有些简单，在实践中收效甚微（N.K.Innis，1989），但在随后的几年，托尔曼一直为维护世界和平奔走，他成为1945年《人类本质与和平宣言》（Human Nature and the Peace）的发起者，这份宣言得到了美国心理学会大部分成员的认可，托尔曼的和平观点对美国实验社会心理学家、美国人格理论心理学家奥尔波特（Gordon.W.Allport，1897—1967）所吸收，奥尔波特在1945年把这份和平宣言和托尔曼的和平观点带入联合国教科文和平项目中去，在此基础上，奥尔波特（1945）创建了接触理论（ContactTheory），迄今仍然广泛应用于维护世界冲突地区的和平。
（3）弗洛伊德的和平心理追求
早在20世纪20年代，作为探入人类情感领域的第一位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心理学家弗洛伊德（（SigmundFreud，1856—1939）从生物学的角度，从人性的道德张力，从本我—自我—超我组成的统一人格结构出发，阐述他的和平心理模式观点。弗洛伊德认为，“本我”遵循“快乐原则”，体现的是真正的“心理实在”。“本我”不受任何道德和伦理的约束，不受理智和逻辑规则的支配，不思考，只行动。“本我”如同人格中被宠坏了的孩子，不断地提出要求，冲动、孤僻、自私、偏爱快乐；“自我”是人格系统中的行政机构，遵循“现实原则”，以理性的方式，实现“本我”的目的。弗洛伊德曾经形象地为“本我”和“自我”进行对比。如果说“自我”是一匹马，那么，“本我”就是骑马人，马匹提供能量，骑手控制方向。另一方面，“自我”又要“一主分侍二仆”，既要服从“本我”的本能冲动，又要服从“超我”的道德要求。“超我”代表了人的高级本性，遵循“道德原则”，由“良心”和“自我理想”组成，是人作为群体成员长期社会化的文化产物，是人性中的道德警察，目的是使人变成一个遵纪守法、负责任的社会成员（姚大志，1999）。在弗洛伊德看来，“本我”“自我”“超我”是人性中的三个组成部分，它们并不是三个独立的实体，而是构成完整人性的三个因素。它们在个体的整个生命过程中处于相互作用、相互融合的状态，个体则处于协调状态；当三者相互冲突的时候，人就处于失调状态，个体对自己和外部世界都不满意。
弗洛伊德早期的本能论以性驱使力（drive）为中心，把力比多概念做大幅度的扩充，把所有人性激情包括爱、恨、贪欲、虚荣、野心、贪婪、嫉妒、残忍、柔情等都看作是自恋的、口唇的、肛门的和生殖器的欲力升华，或则是它的反向行为（reaction formation）（E.弗洛姆，2000）。后来他对这个学说进行修订，认为破坏性的激情是“死亡本能”，爱的激情是“生命本能”，即性，二者有同等的力量。弗洛伊德与爱因斯坦曾经写信讨论过战争的心理根源以及防止战争发生的办法（通信详情请参见附录部分）。
弗洛伊德后期在《超越快乐原则》一文中提出了“生本能”（life instincs）、和“死本能”（deathlinstics）来揭示人性中具有两种相互冲突的破坏性的力量。“生本能”是为人的生存服务的本能，其基本功能是尽可能地延续人的生命。“生本能”是在生命中的一种进取性、建设性和创造性的活力，体现的是人性的善，是“爱”的价值。“死本能”则表现为生命发展的另一种对立力量，代表人类潜伏在生命中的一种破坏性、攻击性和自毁性的驱力，体现的是人性的恶，是“恨”的价值（姚大志，1999）。弗洛伊德用心理学的语言解释了“人半是天使半是野兽”的本质。生本能的目标在于不断地建立更大的生命存在的统一体，并极力维护统一体的聚合、亲和；而死本能的目标则在于破坏、分解或毁灭这种亲和体。死本能的表现主要有两个方面：一种是其能量向外投放，表现为破坏性、攻击性、挑衅性、侵略性，或争吵、殴斗、战争等形式；一种是其能量向内投放，表现为自责、自我惩罚、自我毁灭、自残自杀等形式。死本能的这两个方面常常是相互转换的。当死本能倾向于对外界的侵犯，或有所破坏时，它就没有必要来毁灭自我。但是，当向外侵犯受到严重阻碍或挫折时，往往可能退回到自我，转向自我毁灭的倾向。有时，自我为了求得生存，尤其是在对待来自死亡的危险时，人也会力图通过改变本能对象，转换为对外界的攻击、破坏和竞争等欲望来转移危险（弗洛伊德，1992）。在弗洛伊德（1986）看来，人的生命仿佛是在生本能和死本能之间的跳动。“一群本能冲向前去，以便能尽快到达生命的最终目标；然而，当这一过程达到某一个特定阶段时，另一群本能则能急忙返回到某一特定的点上，以便建立一个新开端，从而延长整个生命的历程”。从这一假设出发，他解释了为什么1914年到1918年会有千百万人死于战场。尽管有死本能，但人们还是继续活着，因为生存本能把毁灭的冲动从面向自身转移到面向他人。根据这个假设，连续不断的人类战争和冲突就成了一种定期的能量释放过程。弗洛伊德曾写道：“看来，战争完全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是没有任何怀疑的，它有着巩固的生物学基础，所以实际上是几乎不可避免的。”（车文博，2010）
在今天的心理学家看来，弗洛伊德死亡本能理论的提出，在重视和维护人的本能作用方面有一定的合理性，具有辩证法的思想因素，但是它根据性恶论对人性作了悲观主义的分析，否定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这又和他一贯作为人道主义者的思想极不协调。当代大多数心理学家都反对弗洛伊德把死亡本能作为攻击理论的基础，认为他的理论并不能充分地解释战争的根源。但弗洛伊德认为人类仍有追求和平的希望。这不外乎三点，第一，个体用超我观察、命令、监视、压制；第二，对儿童实施和平教育，但这种教育是一种内化教育，通过向儿童灌输和平社会规范，使之内化为超我；第三，主张“社会文化说”（social cultural theory），用文明对人的本能、个性进行限制（车文博，2010）。
（4）荣格的和平心理追求
弗洛伊德的弟子荣格（Carl Gustav Jung，1875—1961）则用原型理论解释人类战争发生的原因，并阐述他的和平观点。在荣格看来，人类具有动物性的低级的种族的遗传，处于个体人格的最内层，这些遗传包括一切不道德的欲望、情结和行为，类似于弗洛伊德所说的“本我”，是本性中的原始章。阴影原型（shadow）是容纳着人的最基本的动物性，是人格中卑劣的部分，也是个体众多原型中最强大、最危险的部分。而自我一旦接受了阴影并把它整合到整个精神中去，就会显得富有活力并且极具创造性，甚至显得疯狂。荣格认为，绝大多数的人对自己或对他人都没有他们所表现的那么善良正直。我们所有的人都比我们自己认为的要更霸道、更放肆、更贪婪、更喜欢妒忌，并认为人身上的一切邪恶的根源存在于阴影之中。人格中被抑制和压抑的阴影总是暂时退隐到无意识之中，并且伺机进行反扑。阴影一旦进行反扑或突破，就会导致人格的分裂、甚至激发战争的欲望。荣格认为所以人若要避免邪恶，就必须压抑和排斥阴影中的兽性一面。
荣格原型理论把原型的作用描述到了神乎其神的作用，使其成为“披着心理学外衣的宗教”，担负起关照个性心理发展乃至人类灵魂的责任。但他认为人类具有攻击本性，战争似乎不可避免，其理论弥漫着对人类不能走向永久和平的悲观色彩。
（5）弗洛姆的和平心理追求
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1900—1980）则明确反对弗洛伊德与荣格对和平的悲观论调。弗洛姆认为人有两种完全不同的侵犯性。第一种，跟动物共有用的侵犯性，当生存利益受到胁迫时所产生的攻击（或逃走）的冲动，这是维系生命与种族生存的防卫性侵犯，是种族发生史演化出来的冲动。这种冲动是防卫性的“良性的侵犯”，是个体和种族所必须的，是生存适应性的，一旦威胁消失，它也跟着消失。此外，人类还有第二种特殊的侵犯——“恶性侵犯”，即破坏性。这是人类特有的破坏与残忍，大多数别的哺乳动物都没有，也不是种族发生史演化出来的，也不是生存适应性的，毫无目的可言，除了满足凶残的欲望之外，别无意义。人类嗜杀，往往并不处于生物学上的目的或社会学上的目的，而是人类性格的一部分，即人的激情（compassion）促使人类为杀而杀。
尽管防卫性的侵略确实是人性的一部分，但如果说它是“与生俱来”的本能，弗洛姆却认为这并不确切，他同样重视社会与文化因素。许多患者与历史人物的梦境和理想，都呈现出破坏性。他从古生物学、人类学和历史学中的丰富资料中提出了反对本能主义的论点：①不同的人类团体在破坏性方面，程度相差极大，以至于人们没办法假定破坏性与残忍是与生俱来的。②破坏性的程度跟其他心理因素有关，跟社会结构也相关。③破坏性的程度跟文明发展程度成正比，而不是成反比。
这个理论成为弗洛姆研究什么条件使人产生防卫侵犯，什么条件使人产生恶性的破坏性的立足点。在弗洛姆之前，还没有人把各种学术范围里发现的侵犯行为做综合报告，他超越了心理学本行的界限，对人的问题研究了30多年，才完成了这个尝试。他采用神经心理学、史前史、人类学和动物心理学各方面最重要的材料，对人类的破坏性进行深入的整体性研究。弗洛姆的主要和平观点有以下3点：①一切动物中只有人是相互残杀的，因此，相互残杀并不是“动物”共有的“本能”。②史前人类比较和平，随着文明的发达，人越来越相互残杀。因此，嗜杀并不是人类“共有”的本能，只是文明所产生的一个恶果。③要改变人类的破坏性，必须把现代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结构做彻底改变。
把尊严还给人，把中心地位还给人，使人不再做物质文明与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奴隶。弗洛姆说：“如果要去发现自己心理、社会结构里以及自己所追随的领袖心中那些抑制的性格特征——诸如自恋、虐待症、全能欲望、屈服、隔离、冷漠无情、无意识间对自己人格的出卖，自我概念的不真实等。如果要去发现所有这些东西，那倒真的成了‘社会的炸药’。”这固然是社会的炸药，更是个人的炸药，但这炸药是建设性的，因为唯有从根本上了解自己，才能产生新生的力量。
（6）布伦塔诺的和平心理追求
现代心理学、格式塔心理学与现象学奠基人布伦塔诺（Brentano.Franz，1838—1917）是心理学史上公认的积极倡导和平、把和平纳入心理学目标的心理学家（Rudmin，Floyd，1991）。布伦塔诺极力反对当时心理学中生理化研究取向，主张心理学对人类的意识研究，赞成心理学应该注重对阻碍社会进步的问题根源进行探讨，同时心理学也要进行促进人类和平行为方面的研究，只有如此，心理学才会在发展自身理论的同时，不乏在实际中的应用（F.Brentano，1874）。
（7）勒温的和平心理追求
德裔美国社会心理学之父，格式塔心理学的后期代表库尔特·勒温（Kurt.Lewin，1890—1947）也是对和平心理模式做出巨大贡献的先驱之一。他曾在一战期间服兵役4年，他认为，后方安全处所的个人很容易被一种激情、新奇和冒险的精神鼓动。但当他来到前方生死关头的战场上，人性和良心、个性和品行的善恶都不起作用了，每个人都随着他所属的集团而被定性：是敌方的，便是坏的；是己方的，便是好的。新的环境、人生意义的改变以及人的心理感受的差异，使个体在战场上获得了一个新的“生活空间”。勒温的“生活空间”概念隐含着紧张系统的观点，认为情境或人与环境的交互作用决定着人的行为和心理事件，这就是勒温“场论”的雏形，对其后来团体动力学的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后来，勒温、李波特、怀特对“专制气氛”和“民主气氛”进行了一系列的行为研究，并把他的团体与行为改变方面的研究用于解决一些实际的、关于社会的问题。他既关心种族冲突问题和社会偏见问题，还指导了关于服务机会均等的研究和关于儿童偏见的发展和预防的研究。1942年，勒温在美国建立了社会问题心理学研究会，促进了心理学在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和平中的运用和发展。
（8）米德的和平心理追求
人类文化心理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1901—1978）一直认为，心理学能为促进人类和平进程起到“专业的、无可替代”的作用（M.Mead，1974），战争是可以阻止的、可以避免的。米德主张国际社会要充分重视谈判的维和作用，并且要充分重视谈判中东方国家与西方国家由于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而产生不同的文化心理学需求，建立一个世界性的社会组织，凸显人类共存价值，增强人类的星球公民意识（M.Mead，1962）。
建立对人性的乐观估计为特征的“和平餐桌”心理学体系，是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的长期奋斗目标。
（9）阿德勒的和平心理追求
人本主义心理学先驱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1870—1937）一直强烈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并认为社会应该尊重、提高个体与群体的利益。阿德勒（A.Adler，1956）认为，心理学必须正视自己的社会责任：“心理学家不能对危及个体安全的社会问题视而不见，人类有责任为儿童提供安全的环境，使儿童即便在敌国，也和在自己的社区一样安全。心理学家也要反对影响、危害将整个世界视为整体的狭隘民族主义；反对征服、报复与提高国威等任何形式的战争；心理学家也要督促社会尽可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避免出现因失业引起的社会动乱”。
（10）奥尔波特的和平心理追求
奥尔波特（G.W.Allport，1897—1967）一直坚信心理学能够为人类永久和平起到卓有成效的贡献，他也是最早发起1945年《人类本质与和平宣言》的心理学家之一。奥尔波特（G.W.Allport，1950）认为，个体的攻击性并不是导致人类发动战争的直接原因，因为战争是集体的、有组织的暴力行为，并将很多攻击性不高的个体卷入其中。人类头脑中长期以来持有“战争不可避免的” 思想，阻碍了人类追求和平的进程。更重要的是，这种悲观的战争思想，对于误导国家领导者具有发动战争的倾向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1954年，奥尔波特提出了“群际接触理论”（contacttheory），在减少暴力冲突后地区的敌意报复心理、缓减暴力冲突后心理压力、改善群际关系等问题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奥尔波特本人对自己的和平观点进行了周全的评价：“尽管很多人认为我的和平公式似乎不合实际，但它仍然体现了心理学对和平事业已经做出的贡献，也预示着心理学在促进世界和平方面有更广阔的空间。”
在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罗洛·梅（Rollo May，1909—1994）看来，快乐与痛苦、恶与善、幸福与悲哀都是相互依赖、相互联系的。正是这种辩证关系为人生提供了心理学的动力和深度。他们认为，人性是向善的，或者至少是中性的，不是恶的，人类心理的“善”并不是无条件的、绝对的、永久的。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人性才表现为善。在恶劣的环境条件下，人们更容易表现出心理病态和丑恶行为。人与社会并无本质冲突，环境和社会文化的影响具有很大的可塑性。罗洛·梅认为，正是人造就了文化，文化的善或恶是因为构成文化的人是善或恶的；人是和文化交互作用的，人本身要对文化的破坏性影响负责。“当我们把恶的倾向投射于文化时——如果我们压抑自己的欲望时的作为——恶就成为文化的过错，而不是我们自己的过错了。”（马斯洛，1987）
（11）马斯洛的和平心理追求
马斯洛认为，人类完全有能力通过自身的努力战胜仇恨，避免战争的发生。他主张以充分发挥作用的健康人，而不是精神分析学派研究的病人或动物为研究对象，既强调研究人的潜能，又强调对环境对人的影响，观点全面。提出的需要层次论，说明了人类具有和平动机与潜能，为和平心理模式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刘邦春，2010）。对人类如何实现和平，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为了实现人类的和平，马斯洛主张教育中要创造宽松的、满足学生需要的氛围，引导学生学会利他主义的爱——“存在爱”（B-love）、欣赏差异与多样化、学会尊重与分享、宽容与满足他人愿望、学会协商与合作，人人平等，彼此相爱（彭运石，1999）。马斯洛倡导的和平教育，实际上是为了达到一个心理学乌托邦的目的，在这个乌托邦中，人人都是心理健康的，这被他本人称为精神优美的“尤赛琴”（Eupsychian，意为优美心灵）的社会。
（12）罗杰斯的和平心理追求
罗杰斯（Carl Ranson.Rogers，1902—1987）认为，核武器本身并不构成人类的安全威胁，安然躺在兵库里的飞弹有什么威胁呢？真正的威胁来源于国际文化的宿怨、群际仇恨、贫富差异等“社会性的紧张”。正是这些“社会性的紧张”危害了人们，导致人们准备发动一场核武器大战（李绍崑，2007）。人类的自救之道在于用“以人为中心的”心理接近法，用移情的心理去处理群际纠纷，这也是消除人际仇恨、避免核武器自杀的良方。罗杰斯的“以人为中心的”心理学技术广泛应用于人际沟通、缓和群际冲突、周旋于种族世仇、促进国际和平等不同层次的和平活动中，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起到了良好的作用（李绍崑，2007）。
后来，他的学生夏皮诺与罗杰·费舍尔在哈佛大学举办的谈判心理培训班，充分运用“以人为中心的”调解技术，重视心理情感的作用，成功解决了厄瓜多尔—秘鲁两国间长达50年的边界争议（Roger Fisher，Daniel Sharpino，2008），提高了和平心理模式在政治领域中的影响和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