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白澳政策”引发的社会心理伤痛
澳大利亚土著人是澳大利亚最早的居民，他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7万年以前。在18世纪欧洲人占领澳大利亚之前，共有500多个部落，人数高达75万之多。1768年，英国皇家海军军官、航海家库克船长在一次探险活动中，发现了澳大利亚，在1770年占领了东岸一带地区，拉开了欧洲人殖民澳大利亚的序幕。澳大利亚土著居民被逐渐驱赶到中部沙漠和半沙漠地区，数以万计的土著居民因与欧洲殖民主义者争夺土地资源，发生冲突，或遭遇屠杀，或死于瘟疫。澳大利亚土著居民遭受了欧洲殖民者的严重歧视，他们被归为“动物群体”，被排除在人口普查之外（李晶，2009）。
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建立，政府开始执行“白澳政策”（White Australia Policy），并将此作为一项基本国策确定下来。“白澳政策”明确规定：白人血统高贵，土著居民有色人种低贱无知。为了保证白人移民的权益，限制华人等有色人种移民，澳大利亚白人巴顿政府实行所谓的“听力测试”，也被称为“欧洲语言测试”。在听力测试中，移民申请人需要完全正确地听写由移民官阅读的50字的英语文部分段落。白人澳大利亚政府为了确保有色移民申请者在语言测试中不能过关，在对有色人种进行测试时，移民官要么特意选择一段最冗长费解的法律条款的英语句子，要么就从科技论文中选择充满专业术语的段落。如果有色人种移民申请者仍能通过这项语言测验，还会给安排另外一种欧洲语言，再次进行测验，直到他测验失败。在1901年执行“白澳政策”后的十几年里，澳大利亚人口尚不足400万，其中竟然有近1万多名太平洋群岛族裔的居民被驱逐出境，被屠杀、被剥夺。由此可见，白澳政策是一项纯粹的种族主义政策。
1910年，澳大利亚政府通过了一项更具歧视性的同化政策，目的就是剥夺土著人的原生状态，使他们习惯于居住在白人的澳大利亚（罗丽云，2011）。白人政府以改善土著儿童生活为由，颁布了规定，允许当局可以强行随意从土著家庭中带走混血土著儿童，把他们集中放在保育所，接受白人同化文化教育。这些儿童稍长大一点，便被送到女童和男童收养营；另一些肤色较浅的孩子，则被送到白人家中收养。从1910到1970年，全澳大利亚有近10万名土著儿童被政府从家人身边强行带走，这些人后来被称为“被偷走的一代”（the stolen generation）。据澳大利亚土著居民领袖曼塞尔估计，遭此命运的土著儿童约有1.3万名，造成上万土著居民家庭破碎。后来，有人权和机会均等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曾历时长达11个月之久，走访了500多位曾经是“被偷走的一代”的土著受害者。具受害者讲述，土著儿童被强行带走之后，生活在非人条件下的收养营里，且经常受到性骚扰，命运悲惨，成为澳大利亚“国家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幕”（李晶，2009）。这项政策直到1970年才被废除。
曾经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澳洲土著居民，在白人殖民剥削统治下，人口锐减，由当年75万减到今天的45万。至今，澳洲的土著居民依然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他们生活在偏远地区，条件恶劣，成为澳洲最贫困的群体，其健康水平落后于澳洲其他居民一个世纪，平均寿命短17年。一些在澳洲以及绝迹的疾病在原著居民中依然猖獗。据澳大利亚政府《1999年社会司法报告》统计，15岁以下的儿童平均入学率仅有91.5%，在15岁以上的澳洲土著人口中，接受全日制教育的人数仅占73.7%，由此可见，土著居民接受教育的程度远远低于社会平均水平。
澳洲历史上的“白澳政策”使澳大利亚土著居民流离失所，心理遭受严重的创伤。那些“被偷走的一代”是澳政府推行的“白澳政策”的牺牲品，是澳大利亚历史上充满悲剧色彩的一群人，他们及其家人经历的苦难，成为澳大利亚社会难以治愈的心理伤痛。
3.1.1 “白澳政策”造成了澳洲土著居民的身份认同迷失
自18世纪以来，很多欧洲殖民者就一直奉行“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错误观点，认为白人是人类的完美典范，黄种人、印第安人智力较低，黑人智商最弱（David Farrell Krell，2000）。在被迫接受白人同化政策过程中，那些被“偷走的儿童”被白人抚养，被边缘化的他们在融入社会时会遭到拒绝。尤其是那些“奶油肤色”的混血儿童的身份归属更是遭到拒绝。他们既忍受着被白人父亲殴打的身体伤害，又忍受恐惧、迷茫、彷徨等身份认同的迷失带来的心理伤害（罗丽云，2011）。
3.1.2 “白澳政策”使土著居民遭受文化消解的心理苦难
澳洲白人政府的同化政策暴露了殖民者打着文明进步的旗号从政治、经济乃至文化视角进行再殖民土著人的野心，使土著居民在欧洲强势文化与澳洲本土文化的漩涡中挣扎。欧洲强势的白人文化通过语言、社会制度、无意识等入侵澳洲土著居民的公众与私人文化领域，消解了澳洲土著居民本土文化的自我认同，也使澳洲土著居民的价值观处于濒危的边缘，备受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