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　王道立国，不霸道

王道，是中国的国家宗旨，也是国家道德。1924年，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中，将和平视为中国国家道德。如果我们将世界体系中欧洲“殖民体系”和东亚“封贡体系”进行对比，就不难看出：中国国家道德对世界和平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近代历史上崛起的西方大国，无不进行过侵略、殖民和掠夺，双手沾满了罪恶的鲜血，带有获取殖民地、贩运奴隶、侵略他国的“原罪”。

西方大国崛起的历史是充满“原罪”的历史，是通过制造落后非洲的巨大代价和手段，创造了发达的欧洲和美洲。非洲历史学家将近代非洲奴隶贸易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15世纪中叶到17世纪下半叶，是大西洋奴隶贸易兴起阶段，其范围集中在大西洋东西两岸；二是17世纪下半叶到18世纪下半叶，是非洲贸易最猖獗阶段；三是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下半叶，奴隶贸易衰落阶段。据统计，16～19世纪，非洲输出奴隶的总数约为1500万～3000万人，加上中途运输死亡的人数，总共约为21亿人。在大西洋两岸从事贩卖奴隶活动的，不仅有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还有英国人、荷兰人和法国人等。1714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结束之后，根据《乌德勒支条约》，英国就从西班牙获得为期30年在西属殖民地贩卖非洲奴隶的特权。在1709年时，英国利物浦只有一艘船贩运奴隶，而到1730年却增加到15艘，1792年高达132艘。马克思曾经说过：“利物浦是靠奴隶贸易发展起来的。”欧美多个国家从非洲奴隶贸易中获得巨大收益。比如法国的南特、波尔多、荷兰的阿姆斯特丹、美国的纽约、波士顿、费城等城市都是不同程度地依靠奴隶贸易得到发展的城市。奴隶贩子每出航一次，可以得到100%～300%的利润。奴隶贸易给非洲带来巨大灾难，造成非洲社会全面衰退，因此，有些社会学家呼吁西方国家应该对非洲的落后买单，应该建立对非洲的“赎罪基金”。

美国更是一个原罪累累的国家。1620年，102名英国清教徒乘坐“五月花” 号轮船抵达北美大陆，在印第安人的帮助下，1621年获得大丰收，举行庆典感谢上帝的恩赐，1863年，林肯总统宣布将每年11月第四个星期四定为“感恩节”。其实，印第安人是登陆美洲大陆的白人清教徒的最大恩人，但美国白人却对印第安人恩将仇报。1703年，美国殖民者在立法会议上通过决议，每获得一张印第安人头盖皮或杀死一个红种人，将获得40镑奖金。在北美大陆，印第安人曾遭遇了4个多世纪的苦难和迫害，这个在16世纪初约有300万人的民族，到1910年，人口仅剩22万人。迄今为止，印第安人尽管取得了美国公民资格，但却依然被圈居在贫瘠的保留地。

中国是世界大国中唯一一个没有“原罪”的国家，出身纯正，历史清白，道德高尚，这也是中国担任领导大国的重要道德条件。历史上东亚兴起的以中华帝国为“上国”的东亚“封贡体系”，与西方的殖民体系有着很大的区别。

汉唐时代的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就是典型的封贡体系。中国由于具有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优势，对周围小国形成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因此中国成为了“上国”，周边一批小国则为“藩属国”，周边藩属国对中央帝国纳贡，中国则向藩属国做出回赠。藩属国和上国之间保持这种进贡和回赠关系，在本质上讲，是一种地区性的友好互助体系，是一种“礼尚往来” 的交流关系，体现的是中西国家的吸引力，表达的是睦邻国家仰慕中华文明的向心力。这种朝贡关系，周边小国不仅得到高出贡品数倍、数十倍的回赠，得到物质实惠，还得到高度文明发达国家的中央帝国的册封，加强了执政的合法性，获得了政治利益。其实，周边国家对于中央帝国的踊跃纳贡，对于中华帝国来说是一种困扰。唐朝的“万国来朝”，使中国朝廷不堪重负，不得不限制朝贡的次数，以便限制各国争相来朝的热情。中华帝国善待周边小国、弱国，是强而不攻弱、大而不伐小的王道道德，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性格、境界和节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