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 德国勃兰特总理政治下跪过程
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是二战中一名坚强的反纳粹战士，曾被希特勒剥夺了国籍，遭受纳粹党的追捕，流浪挪威。1970年12月16日，勃兰特总理飞往波兰的首都华沙，进行国事访问，受到波兰官方的正式欢迎。第二天上午，勃兰特总理向华沙无名烈士墓和华沙犹太人街殉难纪念碑敬献花圈。当德国代表团走到碑前，勃兰特总理做出了令所有人都出乎意料的举动。他突然双手合十，“扑通”一声双腿下跪，肃穆垂首，低声一边祈祷：“上帝饶恕我们吧，愿苦难的灵魂得到安宁。”一边向二战中被德国纳粹无辜杀害的510万犹太人和600万欧洲人表示沉重哀悼，对纳粹时代的德国所犯的罪恶深感负疚，虔诚赎罪（刘宝海，1998）。
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向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下跪
勃兰特下跪之举，事先未同任何人商量，在场的全部人员无为之惊骇，就连东道国波兰代表也瞠目结舌，不知所措；同来的德国代表为之哗然。
波兰人对勃兰特的下跪之举，反应强烈，许多波兰人为勃兰特的这一行动激动得热泪盈眶，从心理上认可了勃兰特总理，也逐渐接受了二战后勇于承认错误、敢于承担责任的新德国形象。安妮小姐是奥斯威辛集中营中的一位波兰幸存者。当时她仅17岁，被纳粹分子强暴后，剃了光头，并穿上号衣。她目睹了法西斯用犹太人打靶，对犹太人枪杀、毒气、绞刑、电椅，把毒死的人推进平盘干馏炉炼人油……在苏联红军解放这座人间地狱时，她亲眼目睹到从仓库里搜出的600多公斤人发和900多公斤人皮！当发现了她的男友拉宾右臂刺有玫瑰花的人皮时，哭得晕死过去。后来，安妮辗转定居华沙，当她得知勃兰特总理来华沙赎罪时，特意让小女儿莎莎给勃兰特献上法国的“黄和平”玫瑰。
勃兰特向二战中无辜被纳粹党杀害的犹太人表示沉痛哀悼，并虔诚地为纳粹时代的德国认罪、赎罪一事，在当天的东西方国家都掀起轩然大波，评论四起。有些德国人认为，勃兰特此举有辱德国的国格和人格。对此，勃兰特并不感到羞耻，他曾经表示：“谁忘记历史，谁的灵魂上就是有病。”（孙东川，2013）他认为，在德国和世界很多地方，人们都会慢慢理解他。
勃兰特的华沙之跪，象征着他敬畏天道人心，珍惜正义和公道，也为重塑德国的和平友好形象，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在深深受过德国纳粹铁蹄蹂躏的东欧人民心中，德国人不再是青面冷血、杀人不眨眼的纳粹屠夫，而是真心为自己的民族赎罪，真诚地向曾被奴役的国家请求重归于好的崭新的德国人形象，是和平使者的形象。此后，东欧人民，包括波兰人在内，逐渐原谅了德国。
勃兰特的下跪和道歉，表明了勃兰特对于战争罪过和责任的认识。他认为：纳粹的罪过只能由希特勒等发动二战的战犯承担，把罪过归咎于德国人们和勃兰特这一代人，是不公平的。但他自己负有责任，尤其是担任联邦德国总理以后，具有代替纳粹时代的德国人认罪、赎罪的责任，是纯粹的发自内心的需要。正是勃兰特对战争责任和历史罪过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具有过人政治勇气、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高度的人道主义精神。勃兰特总理跪下了，德意志从此站起来了，全体德国人彻底站起来了。
华沙之跪的当晚，勃兰特在双方外交部长的陪同下，与波兰首相共同签署了关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纲领性文件《华沙条约》。1971年10月，诺贝尔奖委员会一致提名通过，同意授予勃兰特本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勃兰特的精诚的、逐渐缓和欧洲紧张局势的和平策略，推动了和平进程的发展，为联邦德国在1973年9月加入联合国铺平了道路。勃兰特对人类和平世界做出的贡献，永远不会被人们忘记。
勃兰特总理的下跪，在德国引起了一系列的和平政治举措的产生，为战后德国重树有历史责任感的大国形象，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勃兰特下跪不久，联邦德国总理赫利向全世界发表了著名的赎罪书，受到世界和平人士的一致称赞。
1982年，科尔任总理后，彻底地解决了二次世界大战中各受害国及其人民遗留的各种赔偿问题，在以色列建造“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时，德国出资最多。1995年6月，科尔在以色列的犹太人受难者纪念碑前，下跪道歉，此后成立“赎罪委员会”，向在二战中受到德国侵略的国家赎罪。他还申明：尽管过去发生的事情已无法挽回，但德国人民能够从那段历史中，从自己国家刻骨铭心的那段耻辱中，吸取教训。德国绝不向试图忘却或拒不承认那段历史的任何企图让步。2000年2月16日，时任德国总统的约翰内斯·劳在以色列议会发表讲话，号召德国人民的子孙后代要与以色列人民的子孙后代和睦相处。约翰内斯·劳代表德国、他本人及他这一代人，向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所犯下的大屠杀暴行表示道歉，在几百万大屠杀受害者面前，低头请罪。约翰内斯·劳还强调说，加强对德国年轻一代的教育，使他们永远记住，德国过去有过不光彩历史，这一点十分重要。德国总统的道歉举动，表明德国人民为了牢记历史教训，做出了诚恳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