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热战中的孕育阶段

20世纪初，心理学家詹姆士对如何促进社会和平问题有着深入的思考。他主张在年轻人中间组成类似于军队的和平组织，作为替代战争的“道德等价物”（moral of equivalent of war），满足个体的群体归属需求。正是由于向人民提出了警惕战争的和平心理忠告，詹姆士获得了西方心理学历史上“第一位和平心理学家”的美誉（Duestch，1971）。

两次大战期间，由于战争带来的伤亡和痛苦，一些西方进步心理学家的和平态度与思想发生了转变，开始反对部分美国心理学工作者支持“为了技术而出卖科学”的参战行为，思考如何采用和平方式实现世界和平。1943年，马斯洛发表论文《人类动机的理论》，在揭示人性内涵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人类需要层次论，认为和平是人类应有的价值选择，主张个体的自我实现完成人类的大同和平世界的探索；早期的心理学家阿多诺（T.W.Adorno，1903—1969）、弗洛姆等则把研究重点放在对法西斯精神背后的权威人格分析上；勒温则关注群体氛围和群体成员领导风格的研究；托尔曼认为，有必要教育各个国家的公民克服狭隘的种族主义与民族主义认知观念，增强人类的世界公民认同感。1945年，二战结束前夕，包括奥尔伯特、托尔曼在内的13位美国知名心理学家发表了《心理学家宣言：人类本性与和平》（Psychologists'Manifesto：Human Nature and the Peace：A Statement by Psychologists），他们一致认为，战争是人类有组织的社会发明，并不源于人的本性，而是始于人的头脑。人类有能力避免战争，也有能力创造和平。这个声明此后得到美国心理学会的支持，先后有4000多名心理学家签名响应，并呼吁心理学界关注人类和平心理的研究（M.B.Smith，1999）。

总体而言，正是在反思热战带来的巨大痛苦的过程中，西方进步心理学家旨在用和平的方式实现和平的心理学思想才得以孕育。追问战争产生的原因、寻求消除战争的和平方法，成为这个阶段和平心理模式研究的主题。但这个时期进步心理学家对和平关注大多停留在哲学思辨的水平，重点是如何消除战争、预防战争等宏观问题，目的是试图探索普适性的和平道路，追求消极和平的结果，属于和平心理模式孕育阶段（D.J.Christie，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