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 政治道歉和平心理模式的启示
陆克文总理的政治道歉，是澳大利亚历史上首次由政府向土著居民道歉，是通过承认过去的错误以及承诺不让它们重演的方式来体现的，此举表明陆克文领导的新一届政府纠正错误的勇气和决心，对于解决当今世界土著人问题，对于促进澳大利亚的种族和解，产生了深远的、积极的和平心理意义。具体来说，政治道歉是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尤其是“被偷的一代”的心理安慰剂，是治愈心理创伤的一剂良药，是沟通澳大利亚土著居民与澳大利亚非土著居民之间的心理桥梁，让土著澳大利亚居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汪诗明，2011）。
3.3.1 政治道歉是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尤其是“被偷的一代”的心理安慰剂
自2007年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带他们回家》的报告发表以来，土著人期盼着澳大利亚政府的公开道歉，但是他们等来的却是一次次失望，他们逐渐意识到：政府的公开道歉是某些政治家出于大选需要，做出的口惠而实不至的承诺。因此，在陆克文在联邦大选中许下有关道歉的承诺之际，一些土著人并不信以为真，误认为是司空见惯的空头支票。在耳闻陆克文的政治道歉后，很多土著政治活动家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认为这次政治道歉满足了他们多年来的渴盼与期望。此次政治道歉也是“被偷走一代”的土著居民及其后代的心理安慰剂，他们重新获得了社会接纳，获得认同感，获得了生命存在的意义，因此，他们对陆克文的致歉充满感激之情。正如“被偷的一代”成员罗伯特·斯图尔曼（Robert Stuurman）所说，他对政治道歉的反应既是生理的（physical），又是情感的（emotional）。政治道歉发生之前，他感觉澳大利亚政府是那么陌生、冷漠，他感到缺乏身份认同感和归属感。政治道歉发生过后，感觉自己真正成为澳大利亚的一员。
3.3.2 政治道歉治愈土著居民心理创伤的一剂良药
澳洲的“白澳政策”使数以百万计数的澳洲土著居民家庭破碎，遭受巨大的心灵创伤。这种创伤不是仅靠有形的物质补偿就能治愈，它还需要加害者发自内心的忏悔和真诚的歉疚。2008年2月13日，土著演员和电视明星厄·尼丁高（ErnieDingo）在议会大厅观看道歉转播，他说那是“令人喜悦的一天”，也是“治愈创伤的一天”，更是“获得重生机遇的一天”。此次政治道歉给那些失去孩子的母亲发言的机会，这些悲伤的母亲们的心理创伤得到抚慰，伤痛的声音得到尊重。此次政治道歉如同神奇的良药，让土著居民的心理伤口快速愈合。著名人士朗·达迪克逊·格罗弗劳女士曾高度评价陆克文总理的政治道歉，认为这是这个国家两百多年历史中对土著民族的最大认可，其重要性甚至超过1967年的全民公决。
此次政治道歉抚慰了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内心深处的伤痕，让澳大利亚土著居民能够感受被认可的喜悦和幸福（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2008）。
3.3.3 政治道歉是沟通澳大利亚土著居民与澳大利亚非土著居民之间的心理桥梁
从17世纪殖民制度建立的那一天起，澳洲土著人与非土著人之间就树起了一堵无形的墙。“被偷走的一代”事件让土著居民和他们的家庭、社区遭受心理伤害，土著澳大利亚人与非土著澳大利亚人之间关系持续紧张。其后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拒绝道歉，更是使土著澳大利亚人与政府以及非土著澳大利亚人之间的紧张关系雪上加霜，使二者的隔膜与对立加剧，使澳大利亚成为一个被人为分隔的、破裂的社会，缺乏整体感。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建立可行的心理沟通渠道是消除隔膜与对立的有效途径。从这个角度说，陆克文总理的政治道歉，体现了一种平等的姿态和精神，是对受害者的一种尊重。土著人是受害者，他们需要得到应有的尊重。因此，陆克文的一句“对不起”具有强大的象征意义。它不仅代表了某种赎罪，还代表了合法的心理需求，更是恢复了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平等地位。此次的政治道歉还使施害者获得受害者的原谅和宽恕成为可能，受害者也会获得表达愤怒的机会。由于加害者的悔过表现，受害者的心理抗议水平降低。“被偷走的一代”土著居民成员及托雷斯海峡岛民委员会第一位女主席洛韦·查·奥·多洛格维（Lowitja O'Donoghue，2008）就是抱着这样的心态，接受了道歉，她遭受的压迫得到释怀。也有很多人认为陆克文的政治道歉是“彻底的（thorough）、令人鼓舞的（inspiring）、真诚的（sincere）”，所以他的道歉很容易被大部分土著澳大利亚人接受。“被偷走的一代”同盟成员布里安·巴特勒（BrianButler，2008）认为，“作为一种道歉的结果，我能够感觉到我们是澳大利亚社会的一部分”。
3.3.4 政治道歉让土著人对未来充满希望
陆克文道歉的真正意义在于纠正澳大利亚历史上曾经所犯的错误，给澳大利亚土族居民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未来。陆克文总理在对澳大利亚土著居民诚恳道歉之际，还承诺在医疗、教育以及经济机遇等方面改善土著人的境况。他还承诺将组建特殊委员会，解决土著澳大利亚人所面临的最急切的问题。比如，给生活在偏远地区的土著人改善住房。陆克文在道歉中一再强调：所有澳大利亚人，无论来自何处，都是真正平等的伙伴，在塑造这个伟大国家历史的下一个部分中，他们有着同等的机遇和同等的利害关系（汪诗明，2011）。毫无疑问，陆克文总理的表态，让土著人对未来生活充满了自信，使过去在种族歧视政策下如同“不知走向何方的迷失羔羊”一般的土著居民找到了通往未来的光芒之路，因此，陆克文总理的政治道歉成为这个国家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事件之一（Yuko Narushima ＆ Edmund Tadros，2008）。
尽管陆克文政府的政治道歉是“迟到的道歉”，但依然获得了舆论的高度评价。尽管澳大利亚政府做出的现实举措与土著居民内心的渴望还有遥远的距离，到目前为止，陆克文政府还没有出台对“偷走的一代”的实际赔偿计划。尽管仅靠政治道歉，并不能担负起澳大利亚社会和解的全部责任，但这毕竟建立起了澳洲土著居民与非土著居民的心理桥梁，为澳大利亚实现社会和解，带来了胜利的曙光。
【注释】
[1]德斯蒙德·图图（1931— ）Tutu Desmond Mpilo，南非黑人主教，长期致力于反对种族隔离制度，1984年获诺贝尔和平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