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 文明包容，不冲突
中华文明的博大胸怀，消除文明的冲突与对抗，实现文明的包容、融合与救助。
历史上，曾有大批犹太人来到中国，与中国文化自然地实现了融合。据考证，最早来中国的犹太人大约始于公元8世纪的唐朝。他们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到宋朝时，在开封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犹太社团。犹太人一来到中国，唐朝统治者就对他们采取了“一视同仁”“中外一体”的政策，以后历朝统治者也都遵循这一政策，在异族人不干预中国内部政治的前提下，对异族采取以和为贵、兼容并蓄的民族政策。因此，开封犹太人一直享着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所有成员均享有的相同的待遇。经营有方、懂得生财有道者可以成为巨商豪富；刻苦攻读孔孟之书者可以循科举之路，当官掌权；取得成绩、建立功业者可以获得各级官员乃至皇帝的奖励和恩赐。历经十多个世纪的岁月沧桑，开封的犹太社团最终融入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
在犹太民族大离散的历史上，像开封犹太社团这样在没有任何外界压力的情况下，自然地同化于客居地文化和社会之中的情况是不多见的。
在此，我们不妨将欧洲的犹太人客居发展历史进行对比。欧洲的犹太人在经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都受到歧视，始终处于一种不平等的状况。由于欧洲犹太人在客居地始终难以取得与主体民族和宗教同等的地位，因此，自然难以与获得客居地主流社会和文化的认同。正是由于来自外部的严重歧视和巨大压力，犹太人为了谋求生存和发展，才不得不凝聚抱团。
60年前犹太人社团在上海的奇特发展模式，进一步印证了中华文明博大的胸怀，彰显了中国包容的和平性格。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欧洲纳粹疯狂迫害屠杀犹太人之时，很多国家都对急需救助的犹太难民关闭了援救之门，而上海成了全球唯一向犹太人敞开大门的城市。到20世纪30年代末，上海犹太社团已发展成为中国境内各犹太社团和聚居地中最大、最活跃且最具代表性的社团，成功创造了犹太民族离散史上奇特的“上海犹太社团模式”。
据统计，从1933年到1941年这8年多的时间里，上海先后接纳了3万多名来自欧洲的犹太难民。除数千人经上海去了第三国之外，到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之际，仍有大约2.5万犹太难民在上海栖身。当时仅上海一个城市所接纳的犹太人难民，在数量上超越了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和印度等接纳的犹太难民的总和。
上海犹太人社团是当时远东地区最大的犹太社团，犹太人依托它与世界各地的犹太社团保持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成功地开展各种经济、政治、文化活动。人丁兴旺的上海犹太社团有着自己的办事处、会堂、学校、医院、俱乐部、公墓、商会、50多种刊物、活跃的政治团体（从空想社会主义到锡安主义修正派）和一支小小的部队——上海万国商团犹太分队——这恐怕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一支合法的犹太部队。
上海犹太社团模式的发展，展示了中华文明的包容与融合魅力。在上海，犹太人受到上海人民的友好对待和积极救助，并不遭受任何歧视和排斥。因此，那些善于经商办实业的犹太人可以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那些具有政治头脑的犹太人在没有反犹主义的宽松氛围中，可以开展活跃的政治活动；那些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的犹太人可以积极办报出刊；那些热心文化教育事业的犹太人不仅可以与上海老百姓、还可以与中国行政当局和中华民族民主力量维系友好关系，自然而然地实现了与中国文化的融合。因此，以色列总理奥尔默特曾经向上海人民表达深深的感激之情：他不仅对中国人民抱有深切的热爱之情，也为在20世纪初和二战期间在上海感受到的温暖而友好的对待感激不尽。
由此可以看出，西方文明的性格由于歧视和排斥造成文明的冲突，中国的文明性格由于包容和接纳实现了文明的融合。
现在也有一些人士质疑中国包容的性格，认为中国具有“排外”倾向。对于这种质疑，我们需要保持清晰的认识，做出有力的回答。从远古到明朝时期，中国没有丝毫排外迹象。但清朝以来，由于西方帝国用坚船利炮对中国进行侵略和掠夺，迫使中国只能奋起抵抗，因此，准确地说，这种所谓的“排外”倾向，并不是真正的“排外”，而是“抗外”。中华民族在本质上讲不是排外的民族，也不是闭关自守的民族，而是包容、和平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