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度量衡
古之度量衡出于律。据《汉书·律历志》，律之本为黄钟之宫。以秬黍之广为分，九十分为黄钟之律。千二百黍实其龠，重十二铢。故度本起于黄钟之长，量本起于黄钟之龠，衡权本起于黄钟之重。然地有肥瘠，岁有丰歉，古今培植之术有精粗，黍之大小轻重焉得一定之标准。后之考古者，欲求其说之不分歧，其可得哉。无巳，则不能不借资于传世之实物。清之为是学者，前有钱塘，著《律吕古谊》，后有吴大澂，著《权衡度量实验考》（仅成权度二篇）。钱精于数学，而以实物证明之。吴自言不知算与律，以所得玉律琯与古圭璧较，定为黄钟十二寸。谓《汉志》述刘歆说“黄钟九寸”，为新莽之制，莽以前无此说。然龠实千二百黍，亦为歆说，何独疑彼而信此。故其较黍之轻重也，则又疑《汉志》有误。于此知历代度量衡之制，虽有实物犹不易言考定也。又况传世之器，多为私家所庋藏，学者未必亲见。尺度可以抚拓，似不啻亲见矣，而纸有伸缩，复难凭信，此非罗列实物，参互比较，不能得其真也。今姑就所见所知者先著于篇，以俟异日搜集而为研究之资。
度 钱塘据曲阜颜氏所藏尺，以验羊子戈与《考工记》（《冶氏》）所纪之尺寸适合，遂定为真周尺。吴大澂据传世圭壁，作周镇圭尺。皆不过自成一家之言，是否可信，尚为疑问。其有年号文字可据者，则惟新莽始建国尺，东汉建初尺，蜀章武弩机尺，魏正始弩机尺，正仓院唐尺，宋三司布帛尺，巨鹿故城木尺及明嘉靖牙尺，万历官尺等数种而已（《筠清馆金文》载始建国铁尺，不云器藏何所，亦未摹其尺度。《奇觚室吉金文述》载西汉元延铜尺，较建初尺略短，其文即仿元延及建初尺为之，实伪物，不足信）。
新莽始建国尺，藏潍县某氏。其制可以伸缩，敛之为六寸，舒之则为一尺。一端有环，可以系绳。两旁刻鱼形。铭曰，“始建国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余未见原器，仅见吴大澂《权衡度量实验考》中摹本，长今尺（营造尺，下仿此）七寸八分半，实较余所考之新尺为长。苟非伪器，必吴氏摹误也。
东汉建初尺，藏曲阜孔氏。铭曰，“虑俿铜尺。建初六年八月十五日造”（北京大学研究所有仿制者）。长今尺七寸四分。清以来考古尺度者，皆以此为标准。近人有藏古铜尺骨尺各一者，长短兴建初尺近同，或亦皆汉物。
蜀章武及魏正始二弩机（蜀弩机后归端方，摹于《陶斋吉金录》中，而失摹其尺寸），尺寸刻于望山上。蜀尺与建初尺同。知蜀之尺度犹遵汉制（《恒轩吉金录》载蜀建兴弩机亦刻分数，以三分为一小格，六分为一大格，共积三十六分。疑非依尺寸刻画者）。魏尺较建初尺略长，王静安云，“殆即《隋书·律历志》所论杜夔尺”。
晋前尺拓本，出于《王复斋钟鼎款识》，前人皆以为真晋尺。今据王静安考订，实即宋高若讷用汉货泉度尺寸所定十五种尺之一，其铭辞与《宋史·律历志》所载略同。此说可为定论，足破前人之惑。
正仓院唐尺藏日本奈良正仓院。据《东瀛珠光》所摹共有六尺，长短分四种。一种长今尺九寸三分（白牙尺甲、白牙尺乙、红牙拨镂尺甲），一种长今尺九寸二分六厘（绿牙拨镂尺甲），一种长今尺九寸四分八厘（红牙拨镂尺乙），一种长今尺九寸五分五厘（绿牙拨镂尺乙）。又乌程蒋氏藏镂牙尺一，刻镂精绝，与正仓院尺同，长今尺九寸四分弱，殆亦唐尺也。
宋三司布帛尺，曲阜孔氏所藏。原器未见，拓本亦罕觏。
宋巨鹿故城木尺凡三，其二长今尺一尺二分半，其一为木工所用之曲尺，长今尺九寸六分强（北京大学研究所有仿制者）。
明嘉靖牙尺，侧有文曰“大明嘉靖年制”，长今尺一尺微弱。
万历官尺旧藏嘉兴瞿氏。明洪武钞之高，正当此尺一尺。以今尺较洪武钞，长短正同。知今尺虽沿用清工部营造尺，实即明官尺也。
又古之钱币，初造时皆有一定之尺寸，如《汉书·食货志》所载新莽之钱货六品、布货十品及错刀、契刀、货布、货泉等，皆详纪其轻重大小之数。其中最易计较而又不难得者，惟货布、货泉两种。货布长二寸五分，积四布得一尺。货泉径一寸，积十钱得一尺。余尝以货布尺较新嘉量（详后节），不差豪黍，始知《汉志》之正确。余即据以作刘歆铜斛尺，并依《隋书·律历志》作十五种尺（并存北京大学研究所）。唐武德四年铸开元通宝钱径八分，则积十二钱有半，得一尺。惟开元通宝钱行用期甚长，大小极不一致，惟背有洛、并、幽、益、桂等字者差为可据，以此五州皆于武德四年置监也。
量 前人之考古量者，始自嬴秦。然潍县陈氏所藏左关釜二，左关
一，实皆量也。釜形如罂，小口大腹，腹有两柄，可持而倾。今之斗斛两旁有柄，殆亦有所昉也。字不可识，器形如半匏而有流，十所容不满一釜。陈介祺考为陈太公和相齐宣公时所作器。惜无由见之，不能实验其容量也。
秦量则陈介祺瑞方所藏最多。其制多椭圆，或长方形，一端有銎，可实木柄，上刻始皇二十六年诏，或并刻二世元年诏。传世一方量，底刻始皇诏。旁刻“大良造鞅”云云（十八年，齐□卿大夫众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五分尊□为升）。盖纪商君平斗桶权衡丈尺之事。于以知始皇并兼天下，一法度衡石丈尺，皆秉商君之旧。故即于旧器上增刻诏书也。
秦之铜版，亦刻始皇二世诏，世谓之诏版。宋董逌考为古规矩之器，实出臆断，清吴大澂定其名称曰秦量诏版。今验其制，四隅有孔，中微凸起，略如覆瓦，似即施于木制之量者。盖金量陶量，文字皆足以传久。木量易于磨灭，故必刻金以饰之，其孔所以施丁。其微凸者，饰于椭圆器而欲其熨贴也。
新量以《西清古鉴》所载最为完好。五量备于一器，上为斛，下为斗，左耳为升，右耳为合、龠、与《汉书·律历志》所说正合。五量皆有题字，各记其尺寸及容积，与刘徽所见晋武库中之铜斛（见《九章算术·商功篇》注）同。尚有铭辞二十行、凡八十一字，亦与《隋书·律历志》所载后魏并州人王显达献古铜权铭合（《隋志》误一字、夺二字，当据此正之）。此器今在故宫博物院。端方藏一残器，亦有此八十一字之铭辞，为河南孟津出土。近见玉版一方，两面刻，铭辞亦同。是或班行天下以为永式者。近又见一方量拓本，上有字二行，一行曰，“始建国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一行曰，“律量斗，方六寸，深四寸五分，积百六十二寸，容十升”。又有嘉禾、嘉麻、嘉豆、嘉麦、嘉黍等字。此器不见于著录，意必新出土者，不知归谁氏矣。
汉量惟阳安铜斛一器，上刻《戊寅诏书》。
汉以后量，未见流传。后世斗量之以木制，或即始于后汉三国时也。
量器之斗，大率有柄，其字亦象形。故凡器之以斗名者，如酌酒之斗及
斗、尉斗等，皆莫不有柄。北斗七星，亦正象器形。古人命名之旨，可类推而知之。
又古盛酒诸器，皆有一定之容积。以器计之，无烦料量。故齐侯
（此器今存古物陈列所）铭曰，“铸西豑
宝
四秉，用实旨酒”。假定
之所容一斛（《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所录一器有刻款一行曰，“文官十斗，一钧三斤”八字，而古物陈列所一器无之，二者或同铭异器欤），则四秉当以六十四器实之。盖言其总数，非一器之所容也。考古量者，除传世斗斛及自纪容量之诸器外，此种盛酒之器，无论其为金为陶，皆宜取资者也。
衡 权衡之初制，必如今之天平。施纽于衡中，使两端皆平，一端县权、一端称物。故传世之权，多纪斤两之数。其后渐趋简易，移其纽于一端，而刻斤两之数于衡上，即今之所谓称也。韦昭《国语注》曰，“衡，称上衡。衡有斤两之数”。然则以衡纪数，自三国时已然。今所见古权，凡纪斤两者，皆为天平制之砝码，其不纪斤两者，皆称制之锤也。
权之见于著录，亦始于秦。曩尝见一小铜权，其铭为古文（铭辞有西里等字，与陶器同），实周代之物，其上不纪斤两之数。
秦权以《陶斋吉金录》及《秦金石刻辞》二书所载为最备。二家所录，几三十器。或圆如覆盂，或周围有觚棱，上皆有钮。其刻始皇二世诏与量同。或著地名，或纪八斤、十六斤之数。有以石为之者，仅见一器耳。
新莽之权，有作环形者。按《汉书·律历志》说五权曰：“圜而环之，令之肉倍好者，周旋无端，终而复始，无穷已也。”即指此制。其文多曰“律石”，或曰“律一斤十二两”。有作瓜棱形者，底有大泉五十钱文。又有一权，亦作瓜棱形，文曰“官累重斤二两”。以钱文及形制互证之，殆两汉或新莽时物也。莽权之纪斤两，与秦权同。
汉以后权，惟元明尚有存者。其余不多见（《陶斋吉金录》所载北周权一，唐权二，皆伪物），或称之为用较广，其文字皆在衡上。衡以木制，不能传久，而无字之权，又不能定其时代，故吾人转觉材料之少也。
古度量衡三者之考证，以权衡为最难正确。盖此种实物惟秦新两朝之权纪有斤两，尚可较其轻重。其不纪斤两者，则无从凭借矣。此外有纪重明文之一切器物，苟非残损，尚可取资。然金有时而蚀，石有时而泐，年湮代远，重量即差，只可于依稀仿佛之间，比较其大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