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建筑品附刻之文
附刻云者，谓其石不为刻文而设，因营造建筑之石材而附刻文字也。今分类述之，一曰桥，二曰井，三曰阙，四曰柱，五曰浮图，六曰食堂、神位，七曰墓门、黄肠，八曰石人、石兽，九曰器物。
桥 《水经注》（《谷水》）载洛阳建春门《石桥右柱铭》，汉阳嘉四年刻，为汉时桥刻之见著录者。此外若《蜀郡属国辛李二君造莋桥记》（延熹七年）、《李翕析里桥郙阁颂》（建宁三年），虽为造桥而作，皆非附刻之文。东魏《于子建造义桥石像碑》（武定七年）、隋《宋文彪等造澧水石桥碑》（开皇十六年）等，亦皆莋桥、析里桥之属。附刻之文，惟宋以后尚有流传。有刻于柱者，如《吴县西竺寺桥柱题字》（宋宝元元年）是也。有刻于阑者，如《徐水县徐河桥石阑题名画像》（金明昌中）是也。其余桥名之额，更指不胜屈。江苏浙江等省，多有宋元年号之刻，明清更无论矣。造桥之事，古人以为功德，与刻经造像之意同，故于子建等即于碑上造像。是虽为利人，仍是为己求福也。
井 井阑之有刻字，以梁天监十五年一刻为最先，其文曰“梁天监十五年太岁丙申，皇帝愍商旅之渴乏，乃诏茅山道士□□永若作亭及井十五口”，为武帝下诏所作者。江宁有《涌金井阑题字》，题至德元年，缪荃孙定为陈之至德，亦为南朝物。北朝未见井阑题字而有造井碑，新出魏《廉天长造义井记》（武定八年）即其一也。唐之井阑题字，仅溧阳零陵寺元和六年一刻及宛平开成四年一刻。宋元以后见于著录者，无虑数十种，大抵皆在苏浙两省境内。凿井之意，亦与造桥同，故题字往往称为义井，观于梁刻之文，可知其为施舍而设矣。
阙 阙有二种，一为神庙之阙，一为墓道之阙。庙阙有四，皆为汉刻，嵩山泰室（元初五年）、少室（年月泐）、开母庙（延光二年）、华岳庙（永和元年）是也。此外多为墓阙，亦以汉刻为多。魏有二刻，晋有三刻，梁有十余刻。自是以后，绝无闻矣。汉时墓前多树丰碑，其树阙者实居少数。今所出后汉诸墓阙，惟武氏二阙（建和元年）、南武阳三阙（一元和三年，一章和元年，一无年月）在山东，其余皆在四川，可见一时风向，各地亦有不同也。其形制则《金石图说》《金石苑》所纪最详。大抵皆累石为之，左右二阙对峙，如汉王稚子（《金石录》云“元兴元年”）、高颐（颐有碑，为建安十四年）、沈君（无年月）等及萧梁陵墓诸阙皆然。冯焕（焕有碑，为永宁二年）、杨宗（无年月）等之仅存一阙者，或亡其一耳。其题字多在正面平正之处。若高颐阙则并檐瑞亦有之，每端一字，如瓦常然，所题之字典上面同（《隶续》录王稚子阙，六字亦在檐端）。梁阙，凡西阙之字皆左行或反书。其题字之外，凡有空处皆刻画像，虽梁阙亦然，世人专重文字。故拓工往往遗画像而不拓。明清时，达官显宦及孝子节妇之获旌表者，多树牌坊。亦即汉以来石阙之遗制，但仅有题字而无画像耳。
柱 后汉初平五年益川太守《高朕修周公礼殿记》，刻于木柱之上，其文载在《隶释》，此为楹柱上附刻文字之始。唐宋时建筑寺观，施舍石柱，往往刻字于其上。所刻成为佛经佛号，或为施主姓名，如华阴华岳庙（唐大中乾符间）、正宗开元寺（武周时）、晋城青莲寺（北宋时）、登封嵩阳宫（北宋时）、肥城孝堂山石室（唐大中、宋崇宁间）、济宁普照寺（北宋时）等，皆石柱题字也。亦有铸铁为之者，如凤仪铁柱庙（唐南诏建极十三年）、桐柏淮源庙（左柱为宋庆历二年，右为三年），是也（唐时官署属吏题名，有刻于柱者，名虽同而实非楹柱）。其柱础上刻字者，则有元氏开化寺（无年月，沈涛《常山贞石志》考为北周时刻）、海宁广福寺（宋天圣三年）、嘉定菩提寺（宋治平四年、建炎二年）、吴县宝林寺（宋淳熙十五年）诸刻，亦皆建筑时所附刻者也。一九二五年夏，安阳出一方石，中凿一孔，题曰“赵建武四年造泰武殿前猨戏绞柱石孔”，为猨戏植柱所用之础，尤为仅见，今藏北京大学。其他宫室石材之有题字者，如石栏题字，吴县玄妙观（南宋时）、济源济渎庙（金时），各有一刻。螭首题字，益都太虚官（元延祐元年）有一刻，此外盖不多见矣。
浮图 浮图，即塔也，为释氏之建筑品，造之以祈福，与刻经造像同，故自北朝始有之。但传世石刻如晖福寺（魏太和十二年），凝禅寺（魏元象二年）等，皆为造塔之碑，非附刻之文。其附刻于塔者，惟登封会善寺（魏神龟三年）刻于石盖，吴县治平寺王以成造（隋大业七年，已佚），刻于塔盘。陵县王回山造（唐天宝六载）刻于塔座。其隋仁寿间舍利塔诸刻，如青州胜福寺、岐山凤泉寺、邓州兴国寺等。或为方版，或为圆石，殆皆塔下之盘，或舍利石函之盖山。
食堂神位 古之墓所，有建筑石堂中设神主，以为岁时享祀之所者。今所传此等刻石，多为汉刻，且多有图像。永元七年、延平元年、永建五年、建康元年，各有一刻，并署食堂或石堂二字。尚有《三老讳字忌日记》一石（忌日皆在建武中）、戴氏父母忌日记二石（忌日皆在永初中），虽不言立堂，亦皆祠墓中物。至神位题字传者绝少，宋人著录，仅有《四皓神座》及《神祚机》，出汉惠帝陵旁，已佚。近洛阳出二石，一曰“魏故符节仆射陈郡鲍揖之神座”，一曰“魏故处士陈郡鲍寄之神座”，并隶书，考为曹魏时刻。此外见于前人著录者，惟祝其卿《上谷府卿坟坛》二石（并居摄二年），其制为龛，字在陷内。赵明诚云：“坟坛者，古未有土木像，故为坛以祀之”，则亦神主之属也。《隶续》录《魏文昭皇后识坐板函》，定为魏文帝甄皇后神座前之物，亦此类也。
墓门、黄肠 古之厚葬者，饰终之典，不厌其奢。今所传三代鼎彝重器，往往出自冢中。汉以后葬礼，多有埋幽之文，以识其墓处，即墓志墓䇷等是也。而圹中之建筑物，亦有附刻文字者，所见惟墓门及黄肠。
墓门刻字者少而画像者多，传世一石，中刻一鹿，左有题字三行，曰“汉廿八将佐命功苗东藩琴亭国李夫人灵第之门”，灵第即墓也。宝应射阳故城之《孔子见老子画像》一石（有题字三榜，曰孔子，曰老子，曰弟子）。一面亦刻画像三层，上层为朱雀，中层为兽首衔环，下层为执刀盾之武士。高仅三尺余。汪中称为石门画像，最为允当，盖有兽首衔环之一面，乃正面也。近河南山东等省所出甚夥，画像之工拙不等，中皆有兽首衔环之形，是皆墓门之石也。
《汉书·霍光传》：“光薨，赐……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各一具。”苏林曰：“以柏木黄心致累棺外，故曰黄肠。木头皆内向，故曰题凑。”如淳引《汉仪注》曰：“天子陵中明中高丈二尺四寸，周二丈，内梓宫，次楩椁柏黄肠题凑。”是所谓黄肠题凑者，以柏木黄心者为之，累置棺椁之外，头皆内向也。一九〇六年，南海发见南粤王冢，中有大木数十章，皆长丈余，方尺余，每章刻“甫一”“甫二”，以至“甫几十”等字。王静安谓即漠之黄肠，其说是也。其刻甫一、甫二等字者，纪其骈列之次第也。“甫”疑“专”之省。专，布也。东汉之黄肠，多以石为之，从前金石家未有著录者，端方著《陶斋藏石记》，始录永建二石，阳嘉二石，皆纪广长厚之尺寸及第几之数。尚有熹平元年一石（未见著录），中有“更黄肠掾王条主”等字，其纪尺寸及次第与他石同，知此类之石皆黄肠也。一九二三年夏，洛阳某村发见此类之石无虑数百方，多为永建年号。其广长厚之尺寸，度以建初尺，一如其所纪者。此类之建筑，费工多而历时久，数量又若是之多，颇疑为汉帝之陵墓。此纪永建年号，当为顺帝之宪陵。《陶斋藏石记》所录者，亦为顺帝年号，或亦自此村出土者也。王静安以为此种墓石，古代已有出土者，据《水经注·济水篇》浚仪渠石门之铭，有“建宁四年十一月黄肠（今诸本皆作场）石”等字，谓“郦氏所见石门，实后世发汉建宁旧墓石为之”。观郦氏所纪，有“主吏姓名磨灭不可复识”之语，则其所题之字，当如熹平元年一石之例，又可知矣。
石人石兽 石人石兽之见于《水经注》等书者不胜枚举，大抵皆宫室或冢墓前之物。凡其所纪，今多不存。后之所出，盖寥寥焉。
曲阜二石人在鲁恭王墓前：一，介而执殳，高六尺八寸，胸前刻“府门之卒”四字；一，冕而拱手立，高七尺一寸，胸前刻文二行，曰“汉故乐安太守麃君亭长”，并篆书。阮元著《山左金石志》时，移置于矍相圃中。登封嵩丘庙前有一石人，顶上刻一马字。黄易据字体审为汉刻，见所著《嵩洛访碑日记》。掖县大基山石人，题“甲申年造，乙酉年成”，吴式芬《攈古录》考为北齐天统元年郑述祖造。石人题字之纪年者，仅此一刻。尚有铸铁为之者。嵩丘庙铁人，一题治平元年，一题熙宁二年。晋祠铁人三，二题绍圣年，一题政和年。汾阴铁人，题大中祥符四年。皆宋物。杭县岳飞墓前有四铁人，题秦桧、王氏、万俟卨、张俊四人姓名，则不知何时所铸矣。
古之石兽，有施于宫阙者，有施于丘墓者。宫阙前多作狮子，如武氏石阙所纪“孙宗作狮子”是也。丘墓间多为羊虎之属，如《隶续》所载种氏石虎刻字及《金石录》所载州辅宗资二墓天禄、辟邪字，皆是也。今所传世者，有刘汉石狮子题字，隶书一行，曰“洛阳中东门外刘汉所作狮子一双”，为东汉时刻。汲令王君石狮子题字，正书二行，曰“永宁元年六月汲令王君所立”，为西晋时刻。赵县署前石狮子题字（大德七年）、荣阳镇宅石狮子题字（大德十年）。元氏仁德乡石狮子题字（延祐二年）、元氏神嵓乡石狮子题字（泰定二年）、河内李宣风等置石狮子题名（至正十二年），并为元时所造。近安徽出石羊六，小者四，刻大吉等字，大者二，刻道家言，无年月，亦丘墓中物也。其以铁铸者，则正定有二狮子，一题至元廿七年，一题至治元年，亦皆元时物也。
器物 石器之有题字者，有幡竿石，有石灯台，有石香炉，有石盆。幡竿石为寺院中植幡竿所用，唐有一刻（开元三年，虞乡石佛寺），宋有四刻（一嘉祐三年，汶上宝相寺；一崇宁三年，泰安王母祠；一宣和二年，泗水三殿庙；一绍兴三十年，海盐法喜寺）。石灯台略如经幢，所以燃灯，故谓之灯台，唐有天宝十一载二刻（一在洛阳，一在元氏），宋有大中祥符元年二刻（并在诸城）。石香炉为祠庙中焚香之具，唐刻不多见，五代有二刻（一晋天福六年，密县超化寺；一天福八年，益都玉皇庙）。宋时最多，不能备举。石盆以正定雪浪盆为最著（宋绍圣元年苏轼铭），掖县天齐庙、三官庙各有一刻（一绍圣二年，一宣和三年），绵阳亦有一刻（宣和三年）。有所谓醮盆者。乃道流设醮所用，唐宋以来，流传甚多。此外器物，则有山东古物保存所之石硙（晋太康九年），四川某县之水硙（宋太平兴国三年），费县蒙山之石瓮（金贞祐元年），皆所仅见行。若宋以后研铭之属之存于今者，则指不胜屈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