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立石之概况

《熹平石经》之经数，向无确实记载。《后汉书》于《灵帝纪》《儒林传序》及卢植吕强等传称为五经；于蔡邕张驯等传称为六经；《隋书·经籍志》则称为七经。宋洪适搜集拓本，著于《隶释》《隶续》者，有《尚书》《鲁诗》《仪礼》《公羊传》《论语》。近出残石，于上述诸经之外，有《易》及《春秋经》。合之得《易》《书》《诗》《仪礼》《春秋》五经，《公羊》《论语》二传。故知所谓五经者，不数二传；所谓六经者，合《公羊传》于《春秋经》；所谓七经者，指五经二传也。除《论语》为专经者所兼习，不置博士外，其余皆立于学官，愽士之所教授者也。立于学官之博士，《易》有施、孟、梁丘、京氏，《书》有欧阳、大小夏侯，《诗》有齐、鲁、韩，《礼》有大小戴，《春秋公羊》有严颜。石经之五经，势不能尽刻各家之章句，故每经以一家为主，而列各家之异同于《校记》。今就出土之残石，证明其立石所取之本，则为《易》用梁丘氏，以最近所出《易校记》有孟、施、京氏字也。《书》用欧阳，以新出残石有《书序》，《隶释》所录《盘庚》分为三篇，与《汉书·艺文志》所载欧阳经三十二卷合也。《诗》用鲁，以《校记》中有齐言、韩言等字也。《礼》用大戴，以其篇次与贾公彦所言之大戴本合也。《春秋公羊》用严氏，以《校记》中有颜氏言及颜氏有无字也。《论语》用张侯《鲁论》，以篇末记凡二十篇及《尧曰篇》无《不知命章》，与《经典释文》所记之《鲁论》篇数及章句合。《校记》中不见齐字、古字，而有盍、毛、包、周字，包周指传《张侯论》者也〔三〕。又《尚书》有《序》，则清代今文家所假设，今可据实物以证明之者也。《正始石经》祗《尚书春秋》二经。每字直列三体，每三体作一格。行得六十字，实则二十格为二十字也。惟《尚书》自《咎繇谟》以前有不作三体直下式者，一格之内上列古文，其下并列篆隶二体，作品字式，此为异耳。《开成石经》为《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公羊传》《穀梁传》九经，益以《孝经》《论语》《尔雅》为十二经。清贾汉复集十二经之字，补刻《孟子》，附于其后。《广政石经》为《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论语》《孝经》《尔雅》十经，宋田况补刻《春秋公羊》《穀梁》二传，宣和中席贡又补刻《孟子》，合为十三经。历代石经皆无注，此独有注，故其石凡千数，历时百有七年而成。《嘉祐石经》之经数，史无明文，参考王应麟《玉海》、周密《癸辛杂识》、李师圣《修复汴学石经记》及流传拓本，则其目为《周易》《尚书》《毛诗》《周礼》《礼记》《春秋》《论语》《孝经》《孟子》九经。其字体为一行篆书，一行真书，故又谓之《二体石经》。宋高宗《御书石经》祗《周易》《尚书》《毛诗》《春秋左氏传》《论语》《孟子》六经及《礼记》《学记》《经解》《中庸》《儒行》《大学》五篇。《论语》《孟子》为行书，余为楷书。《乾隆石经》为《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公羊传》《穀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十三经。历代石经皆刻于长方形之碑，汉魏碑一行直下，如寻常刻碑之式。自唐以后，则每碑分为若干列，每列分为若干行。所以然者，汉魏时未有拓碑之法，其碑祗供人摹写。唐以后既知传拓，将拓本分列剪裁，即可装成卷子本，取其便于应用也。又唐以后经碑，每碑自为起讫，先刻碑阳，转入碑阴，以次及于第二碑。《汉石经》则一经自为起讫，今所见残石，表里之字必同属一经。陆机《洛阳记》言：“石经……凡四十六碑：西行《尚书》《周易》《公羊传》，十六碑存，十二碑毁；南行《礼记》十五碑，悉崩坏。东行《论语》三碑（本作二，顾炎武改作三是也），二碑毁。”〔四〕杨龙骧《洛阳记》载朱超石《与兄书》云：“石经……碑高一丈许，广四尺，骈罗相接。”〔五〕所谓骈罗相接者，当系每一经之碑排列如堵墙。假定《论语》三碑骈罗相接，表里当分六面，刻之者必由第一至第三之表，连续刻之，更转而及于第三之里，以讫第一之里。故诸经每行字数，往往表里不同。如《鲁诗·小雅·采菽》以前七十二字，《角弓》以后则为七十字。《公羊传》七十三字，自宣十二年以后则七十一字。是知《诗》之《角弓》，《公羊传》之宣十二年，皆表里攸分处也。《魏石经》虽一如汉式，但表里各为一经，今出残石，一面为《尚书》，一面为《春秋》。此汉魏与后世差异之点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