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竹木

古之简册，概用竹木，凡书于简册之文，皆竹木之文也。史籍所纪发见古简册之事凡三：一曰晋之汲郡；二曰齐之襄阳；三曰宋之陕右。汲郡之所出者，凡七十五篇，今仅存《穆天子传》。襄阳之所出者，仅得十余简。据王僧虔云，是科斗书《考工记》，今已不存。陕右之所出者，多东汉时文书，朽败不可铨次，独永初二年《讨羌檄》完好，宋人曾摹刻于法帖中。迄清光绪末年，瑞典人赫定（Sven Hedin）于我国新疆罗布淖尔北之古城，盗掘简册甚夥。嗣英国派匈牙利人斯坦因（Aurel Stein）于西陲，劫去尤多。其地则一为甘肃敦煌西北之长城；二为新疆罗布淖尔北之古城；三为新疆和阗东北之尼雅城、马咱托拉、拔拉滑史德三地。其时代则自西汉迄于前凉，出敦煌者皆两汉物，出罗布淖尔者为魏末至前凉，出和阗旁三地者无年代可考。其种类则什之八九为官私文书，余为小学、术数、方技等遗籍，大抵皆屯戍士卒所用之遗物也。

最初为之考释者，有德人亨利（Karl Himly）、孔拉第（August Conrady（赫定所得者），法人沙畹（Chavannes）（斯坦因所得者）。嗣经王静安等从斯坦因假得影片，重为考订，成《流沙坠简》一书，吾国始有传本。至其考释中之所发明，有裨于学术者，约而举之，有三事焉：一曰历史之确证；二曰简牍之形制；三曰文字之真迹。

一、斯坦因之盗劫此简也，多得自烽墩遗址。其所纪敦煌迤北之烽墩，多至五十余处，东西绵亘数百里。斯坦因以为即汉之长城，王氏引法显《佛国记》《沙州图经》，以申其说，而汉之长城遗址，遂赖以确定。沙畹据《史记·大宛列传》，以为太初二年前之玉门关，尚在敦煌之东，王氏以酒泉郡之玉门县当之，而考得其西徙之年，必在太初四年李广利克大宛之后。于是玉门关前后之方位始得确说。德人亨利孔拉第均以罗布淖尔北之古城为楼兰之墟，王氏证其地在前凉之世实名海头，亦即《汉书·西域传》《魏略·西戎传》之居卢仓，《水经注》之龙城，而绝非古楼兰，并以为海头一地，自魏晋暨前凉，为西域之重地。于是罗布淖尔之古地名，赖以订正。此关于地理者也。西域长史一官，两汉皆有之。魏晋之际，不闻设否。王氏据西域长史移文中有“从上邽至天水”语（卷二簿书类二十八），定为魏晋间物。因此知黄初以来，西域长史已与戊己校尉同置，而其治所则又不在柳中而在海头也。士卒之廪食，汉时人日六升（见《汉书·匈奴传》），由此以推，各简廪给之数，即可约略知驻守各烽墩之人数。晋初属西域长史诸国，惟鄯善、焉耆、龟兹、疏勒、于阗五国，而所受晋朝之位号，皆曰守侍中大都尉奉晋大侯（《补遗》）。此关于官制者也。由任城国亢父缣一简（卷二器物类五十五），而知汉时缣之修广重量及其价值。由《补遗》十七至二十诸简，知西域等地度关津者亦必赉过所，其过所给自敦煌太守。由器物类、杂事类及《补遗》二十五至二十七诸简，知汉魏迄前凉器用服章之名物。由神爵二年一简（卷二杂事类六），而知买一布袍亦有居间之人，其报酬之物为酒二斗。与当时买地之中费无异。此关于社会状况者也。

二、简之质木多而竹少，长短宽窄不等。寻常之简，两面皆平。惟《急就篇》一简（卷一）最为完整，长营造尺一尺一寸强，背平而面有觚棱，作三角形，中隆而旁杀，上端斜削处有穿，古之有所谓觚也。封于简之上者曰检（卷二簿书类二十四、卷三《简牒遗文》二十六），无检者曰露布（卷二簿书类二十三），表识器物者曰楬（卷二器物类三及五）。以检封者其上多刻线三道（卷二器物类五十六、杂事类四十五、卷三《简牍遗文》二十六），所以约绳而封泥钤印也。钤印处之末，所以容封泥也。王静安著《简牍检署考》，多取材于此。

三、往者吾侪得睹魏晋以前之文字，大抵不外乎金石刻，今此简为西汉至前凉人之手迹，其最古者且在汉武帝之世。其书或为隶书，或为章草，或近小篆，或同今隶。由纪年诸简参互证之，可以见文字之源流，又可补宋以来娄、刘、顾、翟诸书之所未备，洵为得未曾有之奇迹也。

同时所发见者，简册之外尚有纸帛之书，惟多无年号可稽。中有帛书二（卷三《简牍遗文》三十六、三十七），《流沙坠简》据鱼泽侯字，定为西汉之末。此为帛书之最古者。纸书则大率为魏晋以后物。可见两汉之际，官私文书多用简牍，至魏晋以后，纸帛始与简牍并行，其致书人名有简与纸互见者，可证也。至若敦煌千佛洞石室中所出之图籍，则皆为纸帛，无用简牍者。纸帛之代简犊，其时代可由此考见也。

其竹木镌刻之文字，最古者为南粤王墓中之黄肠木，上刻甫一、甫二等字，为西汉之刻。此外仅有四种，其二在福建闽侯之太湖村古树上，为《天祐造庵作水池记》（天祐二年），《□敬翁竹桥题名》（淳祐九年）乃唐末及南宋时刻。其二在广东曲江之南华寺，为《李知微造罗汉像记》（庆历七年）、《张文邦舍尊者像记》（无年月）。乃北床时刻。前者已见著录，后者则近年所发见也。舍此以外，不闻更有他刻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