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铜器时代[1]
中国古代之用金属品作器，始于何时？创于何人？此问题现在无能解答也。求之于古史，则《尚书·尧典》有“金作赎刑”之文，《禹贡》扬州、荆州有“金三品”之贡，梁州有“璆铁银镂”之贡。求之于传记，则《春秋左氏传》（宣三）有王孙满对楚子之言，详述禹铸九鼎之经过；《史记·封禅书》且有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之事。《史记》之说荒诞无稽，姑置不论。据《尚书》之说，则舜禹之时已知用金，则发明冶铸之人当更在其前。依《左传》记王孙满之言，则禹之时贡金九牧，铸鼎象物，匪特能以铜铸器，抑且刻镂物象，艺术至精矣。况九鼎之为物，在春秋战国之时，为列强所觊觎，尤言之凿凿，不类向壁虚造之辞。故昔之言中国文化史者，多主冶金之术起于虞夏之世。
然余于此窃不能无疑焉，兹述其理由如下。
一、《尧典》《禹贡》是否为虞、夏时之书，不可不辨也。此问题前人颇有疑之者，而近人如梁启超、顾颉刚等疑之尤力（其说见梁著《中国历史研究法》再版一七五页，顾著《古史辨》二〇二、二〇三、二〇五等页）。其所疑，皆有其相当之理由与相当之证据，今就其说而申辩之于下：
（甲）闰之名，不知起于何时。甲骨刻辞、彝器欵识中皆不见有此字，而所见有“十三月”。见于甲骨者凡四（《殷虚书契》卷一第四五页、卷二第二五页、卷三第二二页、卷四第七页）。见于彝器者凡六（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著录之南宫中鼎、牧敦、文姬匜，陈介祺藏遣尊，潘祖荫藏遣卣，阮元藏臤尊）。可见古人置闰必于岁终，无闰之名，而以十三月纪之（惟薛书所录之公缄鼎作“十又
月”，殊不可解）。且此诸器中，大半可确定为周器，是周初犹以十三月为闰也。舜之时安得有此字？
（乙）《禹贡》只言九州，而《尧典》乃有“十有二州”之文，尤为不合。
（丙）当禹之时，水土初平，即使有分置九州之事，而于土田贡赋等之调查厘定，又岂能若是之详且尽耶？
（丁）璆铁银镂皆金属，郑玄注云：“黄金之美者谓之镠。镂，钢铁，可以刻镂也。”（《史记集解》引）古人先知湅铜，后知湅铁，已为确定之事实，故当时有美金（铜）、恶金（铁）之分。《齐语》曰：“美金以铸戈、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
、夷、斤、
，试诸土壤。”《孟子》亦曰：“以铁耕乎。”周之时尚只以铁为农具，安得禹之时已先有钢铁？
《虞夏书》在二十八篇中，其著作之时代虽犹不敢肯定，而谓其作于虞夏，则似可大胆加以否定也。今欲依据此文以断定虞夏为铜器时代，恐不足以成定谳也。
二、春秋以后所传禹铸九鼎之事不可不辨也。周之九鼎虽不能断其必无，而必谓铸自大禹，由夏传殷，由殷传周，则未可尽信。古之有天下者往往饰为神秘之说，谓为受命于天，天命不可得而睹，于是假器物以实之；器之重者莫若鼎，于是以天命寄之于鼎；鼎而无流传之源渊，又不足以彰天命授受之迹，于是托之于有大功德于民之禹以昭其郑重。此王孙满之说之由来也。司马迁于《周本纪》中记此事，直以“应设以辞”四字概括之，盖有故也。故吾谓周之九鼎与秦以后之传国玺，同为帝王欺世之具，不特帝王以之欺臣民，臣民亦且辗转相欺而不自悟，虽以楚庄王一世之雄，竟不免堕于王孙满之术中，则其他更无论矣。至于战国之世，秦兴师临周而求九鼎，颜率说齐救周而以鼎许齐；其后齐将求鼎，颜率问何涂之从而致之，且曰：“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万人挽之，九九八十一万人，士卒师徒器械被具所以备者称此。”（《战国策》卷一）其形容鼎之大且重，诚足令人惊骇。在今日视之，其为策士之夸词，殆无疑义。然齐王卒又堕此术中而中止致鼎，可见此神秘之重器，其魔力实足以颠倒列国之君臣也。如此大且重之器，其来由既已荒昧无稽，有如上述，而其结果又复迷离惝恍，不明著落，岂不更奇？司马迁于《周本纪》《秦本纪》中谓其入于秦，而《封禅书》又云，“或曰，宋太丘社亡而鼎没于泗水彭城下”，《始皇本纪》又记使千人没泗水求鼎之事。始皇二十八年上距周亡之岁不过三十余年耳，鼎苟入秦，即不必求之于泗水。是没于泗水之传说，不过了此一重公案，亦未必实有其事也。来踪去迹，既皆无据，则鼎之有无，即成问题；有无既不可必，则禹铸之说之全无根据也明矣。吾侪苟依此传说以下断案，是又受欺于春秋以后之人矣。
吾人之所疑，前一事为书籍之时代问题，书籍苟出自后世所追记，必非当时社会之真实状况，犹之汉画像中所图之三代故事，皆为汉代衣冠也；后一事则为有作用的编造之故事。故事而出于编造，编造而又出于有作用，则其为史料之价值可知。故此二事皆不足以证明冶金术之起于虞夏。
然则起于何时，果有积极之证据乎？曰，是不得不征之于铜器之本身。铜器而果能证明其时代乎？曰，幸有文字及事实在。然宋以来之为金石文字之学者，每多好高骛远之谈，如董逌（《钱谱》十卷已佚，罗泌《路史》多采其说）、洪遵（《泉志》十五卷）之于钱币，多溯源于太古，薛尚功之于钟鼎彝器，亦著录自夏代。荒邈无征，不可凭信。今举其信而有征者，要当自商始。前人之于铜器，往往以人名之用干支者，或文句简略，而其文近于图像者，辄定为商器。此种标准，不尽可凭，盖周初之器同于此例者正多，不必皆商器也。今后能有大规模之发掘，此问题固不难解决。但在今日而欲就传世诸器考订其正确之时代，至少应依下列之方法定之。
一、同时文字可以互证也。河南安阳之小屯，古称殷虚，为武乙以后、帝乙以前之故都。其地于公元一八九九年（清光绪二十五年）发见刻文字之龟甲兽骨，中纪祭祀之礼，多殷商先公先王之名号，其为商代文字，殆无疑义。传世之铜器，有异于周代之文而同于甲骨之文者，如乙酉父丁彝、己酉戌命彝、兄癸卣（以上三器见宋薛尚功《钟鼎彝器款识》）、戊辰彝、艅尊、庚申父辛角、般甗（以上四器见清吴式芬《攗古录金文》，但般甗作王宜人甗）等器皆是。今举其相同之点如下：
（甲）商人之纪年月日，必先书日，次书月，再次书年；而书月必曰“在某月”，书年必曰“维王几祀”。《周书·洛诰》之文尚沿此习。乙酉父丁彝首书乙酉，未书惟王六祀；己酉戌命彝首书己酉，末书在九月，惟王十祀；兄癸卣首书丁巳，末书在九月，惟王九祀；戊辰彝首书戊辰，后书在十月，惟王廿祀；艅尊首书丁巳，后书惟王十祀又五；庚申父辛角首书庚申，后书在六月，惟王廿祀昱又五。
（乙）商人祀其祖妣，必用其祖若妣之名之日；其妣皆曰
；其祭名或曰遘。乙酉父丁彝用乙酉日遘于武乙；戊辰彝用戊辰日遘于妣戊，武乙
。
（丙）商人祭祀之名有曰
日，曰肜日者。己酉戌命彝、兄癸卣、戊辰彝皆曰
日；乙酉父丁彝、艅尊皆曰肜日。
（丁）甲骨文恒见征人方之事，而般甗曰“王徂人方”；艅尊曰“惟王来征人方”。由此观之，此诸器者，皆可证明其必为商器也。
二、出土之地之足以证明也。宋吕大临著《考古图》，于器之出处之可知者必详纪之，如亶甲觚曰，“得于邺郡亶甲城”；足迹罍曰，“在洹水之滨亶甲墓旁得之”，而上述之兄癸卣（《考古图》作兄癸彝）亦得于邺。凡其所记之地，皆今出甲骨之小屯（宋人误以邺为相，认为河亶甲所居，即以今之小屯为河亶甲城；《彰德府志》因袭其误。）此又可证明其必商器者也。
以上所举诸器，其形制及图案虽与周器无甚区别，而文字及事实，已足以证明其为商器而无疑。故吾人所见之铜器，当以商为最早，且当商之末季；此以前殆无征也。据此则吾人可信商之末季已完全入于铜器时代。但此为积极的证据，若由消极的证据观之，不能谓铜器时代即始于是时。何则？吾人所见商末之器，其制作之艺术极精，如《考古图》所录亶甲墓旁所出之足迹罍，虽周代重器亦无以过之。此种工艺、岂一朝一夕之功所克臻此。况古代文明之进步，其速率盖远不如今日。以吾人之推测，至少亦当经四五百年之演进，始能有此精致之艺术。然则始入铜器时代之时，至迟亦当在商初，虽其时或为石器铜器交替之时，但不得不谓之铜器时代。故言中国之铜器时代，必数商周二代，其时期约历千五百年（公元前一七五〇年至二六〇年顷）。秦汉以后，铜器渐微，而铁器代兴矣。
【注释】
[1]编者案：此文是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七日作者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讲演词，载日本《民族》三卷五号、《考古学论业》第一册（一九二八年）。又载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一卷六号（一九二七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