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刻石与碑之别

今人谓文之载于石者皆曰碑，其实不然。刻碑之兴，当住汉季，古只谓之刻石。秦始皇帝之议于海上也，其群臣上议曰：“古之帝者……犹刻企石以自为纪。……今皇帝并一海内，……群臣相与诵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为表经。”故其东行郡县诸刻，皆曰刻石，初未尝谓之碑也。碑之名始于周代，为致用而设，非刻辞之具。《记·祭义》，“君牵牲……既入庙门丽于碑”，谓庙门之碑也。《记·檀弓》，“公室视丰碑”，谓墓所之碑也。庙门之碑用石，以丽牲，以测日景。墓所之碑用木，以引绳下棺（见《仪礼·聘礼》注及《记·檀弓》注）。其形式虽不可考，要之未必如今之所谓碑也。刻文于碑，为汉以后之事，非所论于古刻。然相传古刻，亦有所谓碑者，故古刻之真伪，不可以不辨。

宋以来著录金石之书，言三代时石刻者，于夏，则有岣嵝碑，卢氏摩崖，并传为禹迹。于殷，则有红崖刻石，传为高宗时刻，锦山摩崖，传为箕子书。于周，则有坛山刻石，传为穆王刻，石鼓文，传为史籀书，延陵季子墓字，比干墓字，并传为孔子书。其实峋嵝碑虽见于唐宋人记载，不过传闻之辞。今兹所传，实出明人模刻，明郭昌宗已辨其附会。卢氏摩崖止有一字，清刘师陆释作洛，得见墨本者云，系石纹交午，实非字迹。红崖刻石俗称《诸葛誓苗碑》，清邹汉勋释为殷高宗伐鬼方刻石，莫友芝复辨为三危禹迹。聚讼纷纷，亦无定论。赵之谦疑为苗族古书，代远失考，似为近之。锦山摩崖或释为箕子书，叶昌炽谓为于古无征，半由附会。坛山刻石，宋欧阳修据《穆天子传》及《图经》定为穆王登赞皇时所刻，然赵明诚已疑其非是。延陵季子墓字，宋董逌谓夫子未尝至吴，其书是非不可考。比干墓字为隶书，更非孔子所能作。宋洪适娄机并辨其谬，定为东汉人书。凡此皆文人好奇，穿凿附会，或本无字而言之凿凿，或以讹传讹而强定时代，前人考订，具有定论。然则古刻舍石鼓外，余皆不足信，可断言也。石鼓之形制为特立之碣，乃刻石之一种（说见后），则古刻无所谓碑者，又可断言也。此外则宋时出土之《秦诅楚文》较为可信。顾三石久佚，不知其形制若何，但据宋人所著录，又绝非碑也。吾故曰刻碑之兴，当在汉季，古只谓之刻石也。

刻石之持立者谓之碣，天然者谓之摩崖，今与碑分述于后。

碣 《史记·秦始皇本纪》言刻石颂德者凡七（邹峄山、泰山、琅玡、碣石、会稽各一刻，之罘二刻），其文必先曰立石，后曰刻石，或曰刻所立石。所谓立石者即碣，《说文》（石部），“碣，持立之石”，是也。其形制今犹略可考见。《山左金石志》纪琅玡台刻石之尺寸曰：“石高工部营造尺丈五尺，下宽六尺，中宽五尺，上半宽三尺，顶宽二尺三寸，南北厚二尺五寸。”又纪泰山顶上无字石曰：“碑之高广厚一如琅玡台，所差不过分寸。”《云麓漫钞》纪国山刻石（天玺元年）之形状曰：“土人目曰囤碑，以石圆八出如米廩云。”《国山碑考》亦云：“碑高八尺，围一丈，其形微圜而椭，东西二面广，南北狭四之一。”《两浙金石志》纪禹陵窆石（篆书，无年月，阮元定为吴孙皓刻）曰：“高六尺，周广四尺，顶上有穿，状如称锤。”综合诸石观之，其形当在方圆之间，上小下大。石鼓（石鼓为秦刻石，余别有说）十石并与此同，不过略小，前人无以名之，以其形类鼓，遂谓之石鼓（国山刻石，据诸家考证，亦有谓其形如鼓者）。董逌且附会其说，谓“武事刻于钲鼓”，不亦妄乎？汉裴岑纪功刻石（永和二年）、上锐下大，孤筍挺立，俗呼石人子（见《金石图说》）。天玺纪功刻石（天玺元年），第一石高三尺五寸，围八尺九寸，其顶宛然钟形截去上甬者。第二石高二尺三寸三分，第三石高二尺六寸二分，其围并较第一石为小，则以石有削去之故（见《两汉金石记》）。俗因呼为三段碑（验其每段前后行之字数相等，知非一石所折，是必三石相累而成，全形当与国山同）。此二石虽与前述诸石形制略殊，亦可断其为碣。至西汉之《赵群臣上寿》刻石（赵二十二年，当汉文帝后六年），熙孝禹刻石（河平三年），东汉之宋伯望刻石（汉安三年），虽未详其形制，殆亦此类。李贤所谓“方者谓之碑，员者谓之碣”（《后汉书·窦宪传》注），是也。此制自孙吴之后，仅一见于高丽好大王陵刻石（甲寅年，当晋义熙十年），据郑文焯所纪，“高约十八尺，向南背北，约宽五尺六寸有奇，东西侧约宽四尺四寸有奇”，此外绝无闻焉。盖自碑盛行以后，而碣之制遂渐废，赵岐所以欲立员石于墓前（见《后汉书》本传）者，亦思矫当时之习俗以复古耳。

摩崖　摩崖者，刻于崖壁者也，故曰天然之石。秦刻石中惟碣石一刻曰刻碣石门，不云立石，疑即摩崖。此后则汉之《鄐君开褒斜道记》（永平六年）、《昆弟六人造冢地记》（建初六年）、杨孟文《石门颂》（建和六年）、李君《通阁道记》（永寿元年）、刘平国《通道作城记》（永寿四年）、李翕《西狭颂》（建宁四年）、李翕《析里桥郙阁颂》（建宁五年）、《杨淮表记》（熹平二年）等，皆摩崖之最著者。其先盖就其地以刻石纪事，省伐山采石之劳，别无深意存焉。其实唐之《纪泰山铭》（开元十四年）、《中兴颂》（大历六年）等，犹之秦封禅颂德诸刻也。人以其简易而速成也，遂相率而为之，甚至刻经造像、诗文题名、德政神道之类，莫不被之崖壁，于是名山胜迹，几于无处无之矣。

碑　碑为庙门墓所所用，既如上述。然则用以刻辞，果始自何时？曰，始于东汉之初，而盛于桓灵之际，观宋以来之所著录者可知矣。汉碑之制，首多有穿，穿之外或有晕者，乃墓碑施鹿卢之遗制。其初盖因墓所引棺之碑而利用之，以述德纪事于其上，其后相习成风，碑遂为刻辞而设。故最初之碑，有穿有晕。题额刻于穿上晕间，偏左偏右，各因其势，不必皆在正中。碑文则刻于额下，偏于碑右，不皆布满。魏晋以后，穿晕渐废，额必居中，文必布满，皆其明证也。

碑之正面谓之阳，反面谓之阴，左右谓之侧，首谓之额，座谓之趺。质朴者圭首而方趺，华美者螭首而龟趺，式至不一。宋洪适《隶续》之《碑图》，清牛运震《金石图》皆摹全形，使读者恍睹原碑。著录碑版之例，莫善于此矣。其刻辞之通例，则碑额为标题，碑阳为文，碑阴碑侧为题名。其变例，则有两面各刻一文者，有文长碑阳不能容而转刻于碑侧或碑阴者。释氏之碑，其额多为造像，如唐《道因法师碑》（龙朔三年）、《怀仁圣教序》（咸亨三年），其最著者。亦有非释氏之碑而造像者，如北魏《霍扬碑》（景明五年）、东魏《齐太公吕望表》（武平八年）之类是也。盖北朝佞佛，不问其当否，概以佛像被之也。后人作碑版文字，必求先例，亦已迂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