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石经概述
魏立石经之事，虽不见于《魏志》，而《晋书·卫恒传》及《魏书·江式传》，皆有其记载。《恒传》云：“魏初传古文者，出于邯郸淳。恒祖敬侯（觊）写淳《尚书》，后以示淳而淳不别。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经》，转失淳法。”《式传》云载式上表曰：“陈留邯郸淳以《书》教诸皇子，又建《三字石经》于汉碑之西。”是魏《三字石经》为齐王芳正始中所立，信而有征。以其每字具有古文、篆书、隶书三体，世谓之《三体石经》，又谓之《正始石经》。
《汉石经》之立，下距正始，不过六十余午，中经董卓之乱，虽略有残损，魏初已皆修补，且正始所立之二经，《汉石经》已皆有之，何须再立？此关于今文学与古文学问题，前于《汉石经概述》中已略及之。“自后汉以来，民间古文学渐盛，至与官学抗衡。逮魏初复立太学，暨于正始，古文诸经盖已尽立于学官，此事史传虽无明文，然可得而微证”（王国维说）。大学所有之《汉石经》皆今文，故刊古文经以补之。
其所补之经，为《尚书》《春秋》二部，亦表里刻。表为《尚书》，里为《春秋》，与《汉石经》之诸经自为表里者，微有不同。据《汉书·艺文志》及《说文叙》言，《书》与《春秋》皆有孔壁本，是即汉魏间传据之古文。以此二经立诸太学，以应古文学家之要求，实当时必要之举。其所以用三体者，以古文难识、列篆隶二体于其下，以为释文，所谓“以今文读之”是也。
旧说，魏初传古文者，出于邯郸淳，有谓石经即淳书者，胡三省已辟其谬。是犹《汉石经》之书丹，世皆归美于蔡邕，同出一辙。其实二经未必为同一人所书，即每字三体，亦未必出自一手，此可由现存字中体验而知者也。
《汉石经》在宋时曾在洛阳出土，而《魏石经》则不闻有所发见。其惟一流传者，则为洛阳苏望摹刻故相王文康家之本，三体合计凡八百十九字。其后胡宗愈刻诸成都西楼者，盖自苏氏本出。今诸本悉已亡佚，仅存其字于《隶续》中，谓之《左传遗字》。清臧氏琳著《经义杂记》，始从其中分出《尚书》残字；孙氏星衍著《魏三体石经残字考》，复以其中《春秋》残字分系诸公；其后王氏国维著《魏石经考》，又详加分析，辨为《尚书·大诰》《吕刑》《文侯之命》六段，《春秋》桓公、庄公、宣公、襄公七段，《春秋左氏》桓公传一段。于是九百年来久失其次之石经遗字，始能循图复按，各通其读，诚一快事。
一八九五年（清光绪二十一年）。洛阳故城龙虎滩出一残石，存字一百有九（三体合计），为《周书·君奭篇》残字，是为《魏石经》之第一次发见。一九二二年冬，洛阳朱圪垱村又发现大碑半截，其碑阳为《周书·无逸》《君奭》三十四行，碑阴为《春秋》僖公文公三十二行；同出者尚有一小石，一面为《周书·多士》，一面为《春秋》文公，存字二百三十。其先出之《君奭》残字，正与大碑衔接。其后又历十余年，《君奭》之最下截，即大碑之左下角出土，上有第廾一三字，碑阴则为第八二字。字大二寸余，刻工草率，盖刻工记碑次第之符号，故其所在地，适当碑之最下层，陷入碑趺处。盖每行行二十格，每格直书三体，距末格下约三寸处，画一平行横线，当系碑趺之高度。此线以下陷入碑趺，即有文字，亦不可得见。
《魏石经》之碑数，戴廷之《西征记》以为三十五碑，《洛阳伽蓝记》以为二十五碑，自来记载亦无确数。此记数之石出土，初以为碑之都数必为二十八，而考其实际，不无疑窦。《尚书·君奭》以下共有二百二十八行，以每碑三十四行计，七碑固足以容之。而《春秋》自僖公二十八年以上，并隐至僖五公篇题在内，共得二百五十四行，假定容以七碑，则必二碑为三十七行，五碑为三十六行，行款未免太密。且第六、第七两碑皆有残石存在，第七碑分明为三十二行，与第八碑相同，则所余之二百二十二行，势必平均以三十七行容纳于六碑之中。但第六碑末行之后尚空一行，如为三十七行，则末行之后不可能留一行之余地。凡此疑窦，实为记数石与二残石之矛盾。过信记数石，则《春秋》最前五碑与以后各碑行欵不能相应，若益一碑，则记数石即须推翻。此不能解决之问题，祗可留待将来解决矣。
《隶续》所录洛阳苏望摹刻之《石经遗字》，称之曰《左传遗字》。其中除《尚书》《春秋》二经外，确有左氏桓七年《传》九字、桓十七年《传》二十六字。因此，王国维著《魏石经考》，疑当时所刊《左传》，实未得十之二三。此说殊嫌牵强。碑石之断有直裂，有横裂，大抵无定型，故所存之字亦参差错落分占数行。此桓七年《传》所存之字，为“君子曰善”四字，合各体计之则为九字；其十七年《传》为“疆事也于是齐人疆来公曰”十一字，合各体计之则为二十六字。两段文字皆是一行直下，亦无前后行之字阑入其间，石之断成一窄行，决无是理，故知其非正式经文也。盖《魏石经》不同于《汉石经》者有一特点，即除两面经文外，往往有刻工试刻之字。意当时刻工对通行之隶书已有把握，而古文、小篆二体，非所素习，不能不以他石先行试刻。此事可以数事证之：一、试刻之文多为古、篆二体，或古文一体，罕见三体完具者；二、试刻之文不必为《书》与《春秋》，如“
六”一石，
字见《汉简》虫部，注云“蠈，在则切，占《礼记》”，又有一石有《论语》篇首文，一石有《急就篇》首文，不得目为《礼记》《论语》《急就篇》皆立于太学也；三、此类试刻之单词只句，大都不按每行六十字排列，随宜书写，如《高宗肜日》之“宗雊惟”为每行五字，《多方》之“之克开于民之”为参差不等之行欵；四、刻于他石者如《禹贡》篇首之三行，石作半月形，必非经碑，其刻于经碑之隐蔽处者，如《君奭》僖公碑之下截陷入碑趺者，除刻记数之字外，尚有不成文之残字是也。此《左氏传》两段，三体具备，杂于二经之间，毫无不同之处，故极易误认为正式经文。所幸者，共排列方法不同于正经，即不按每行六十字排列，犹可推知其为试刻之字，不过较《禹贡》等石更为整齐耳。
正式经碑每行二十字，每字三体则为六十字。每三体直书于长方形界格之内，是为三体直下式。又有书古文于上，而并列篆、隶二体于其下，如品字形，每行三十七格，三体得百十一字，是为品字式。品字式经文祗有《尧典》《咎繇暮》二篇，其余尚无发见。或仅刻二碑为止，亦末可知。品字式古文与直下式古文时有异同之处，如帝字古文，品字式作
，直下式作
；其字古文，品字式作
，直下式作
； 予字古文，品字式作
，同于篆文，直下式作
；水字偏旁，品字式作
，直下式作
。可见所据之古文传写本各有不同，因而有此岐异也。
此外尚有一事，不同于《汉石经》者，魏石于《春秋》一面，往往有补缀痕，因高八尺广四尺之碑材，难免不有小病，于是凿去其有病之处，而以小石补缀之，所补之石约占四字地位，亦无甚大者；半截大碑《春秋》僖三十二年及文二年文中即各有一处，可证也。《汉石经碑》尚未发见，或熹平选石较正始为严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