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熹平石经周易残字跋[1]

汉熹平石经周易残字跋 ^[1]

孙伯恒以景印汉《熹平三经》残石墨本见贻，云洛阳新出土而转徒至于上海者。石两面刻：一面为《周易·家人》迄《归妹》十八卦，存二百八十六字；一面为《文言》《说卦》，存二百有五字。通计存字四百九十有一。此诚旷代之瑰宝矣。盖宋人录《熹平石经》，多至千七百余字，独未见《周易》，不意后八百年，更得此经数百字。吾辈眼福突过宋人，何其幸欤？

以今本校读，每行七十三字。惟碑阳第五、第八、第十行各盈一字，第十二行盈二字。碑阴第一行绌二字，第二、第九行各绌一字，第三行绌四字，第五行盈一字，第十二行盈二字，第十五行盈五字。盖经本有异同也。兹录其存字之异文如下。

《家人》卦，终吝之吝作。《释文》于《说卦》“为吝”下云：“京作遴。”《说文》辵部遴下引《易》曰“以往遴”，而口部吝下引《易》则作“以往吝”（许君于《易》称孟氏，而前后所引有异文。段玉裁云，“或兼称他家，或孟《易》有或本，皆未可知”）。此不作遴而作，当是吝之或体。《广韵》云，“吝，俗作”，误矣。

《蹇》卦之蹇皆作寋。按蹇、謇、寋三字，古多通用。汉《衡方碑》，“謇謇王臣”，用此爻辞，字作謇。《尔雅·释乐》“徒古磬谓之寋”。《释文》云，“寋，本或作謇，字同；或作蹇，字非”。是蹇亦作寋矣。

《益》卦，利有攸往之有，作用。此经屡见“有攸往”，或“利有攸往”之文，他处或皆作用欤？

《困》卦，“于臲”作“于刽”。《释文》于《九五》爻辞“劓刖”下云，“劓，徐鱼器反；刖，徐五刮反，又音月。荀王肃本‘劓刖’作‘臲’，云，‘不安貌’。陆同。郑云，‘劓刖当为倪㐳’。京作‘劓刽’。案《说文》，‘刽，断也’。于《上六》爻辞臲下云：“臲，五结反；王肃妍喆反；《说文》作‘’，牛列反；薛同。，五骨反，又音月；《说文》作‘’，云，‘，不安也’；薛又作“杌”，字同。”按“说文”劓为㓷之重文。又出部：“，，不安也。《易》曰，‘’。”段玉裁据《释文》于《上六》臲卼下引《说文》㓷、二字，以为此之所引，亦即《困》《上六》爻辞，而疑字与今本不同。又小徐于此条引“《易》曰劓，困于赤芾”。劓字与大徐异，而与陆氏合。“困于赤芾”则为《困九五》爻辞。段玉裁据《释文》于《九五》劓刖下所引荀王劓刖作臲，郑云“当作倪㐳”之文，疑两爻辞义同。按劓与臲，刖与卼，皆同纽同韵，本可互通。或此本两爻同字，末可知也（钱玄同疑《九五》劓刖二字为衍文，而《上六》作劓刖。但此行字数确为七十三，似非衍文）。《说文》刀部：“刽，断也”；“刖，绝也”；其义正同。古音刽，刖又同属泰部，故刽可通刖也。

《革》卦，虎变之变作辩。按古音变属寒部，辩属真部，音近可通。故《释文》《易坤》由辩下云，“荀作变”。是二字可通之证也。

《艮》卦，趾作止。《释文》云，“荀作止”。止、趾，盖古今字也。

《文言》，美在其中，无其字。

《说卦》，生爻之爻作肴。汉《孔彪碑》，“《易》建八卦，拨肴系辞”，与此本同。

又“故《易》六位而成章”。位作画，章下多也字。《释文》云，“本又作六画”。

又向明而治之向作乡。汉《曹全碑》两用此文，字皆作乡。盖乡、向，古今字也。

又坤以藏之，坤作。《释文》于《坤》卦云，“本又作，，今字也”。汉碑中凡乾坤字皆作，无作坤者，是汉魏间通行之字矣。其字象卦形之三偶，非借川字为之也（川字之首笔皆左挑、无作右旋者）。

又坎者水也之坎作欿。《释文》于《坎》卦习坎下云，“京、刘作欿”。知此本坎字皆作欿矣（石经《鲁诗》“坎坎伐轮兮”亦作欿）。

后汉博士十四人：《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四家，《书》有欧阳、大小夏侯三家，《诗》有鲁、齐、韩三家，《礼》有大小戴二家，《春秋公羊》有严、颜二家。《熹平石经》之例，以一家为主，而著他家异同于后。《隶释》所录《诗》有齐、韩《校记》，是以鲁为主也。《公羊》有颜氏有无语，是以严为主也。《论语》有盍、毛、包、周语，余曩据《尧曰篇》残字考为《张侯论》，包、周皆习张侯章句，是亦以某氏本为主而著盍、毛、包、周之异同也。然则《周易》亦必于四家之中以一家为主。而此一家果谁氏乎？以此石证之，盖用京氏本也。陆氏谓坎，京、刘作欿，又劓刖，京作劓刽。此本悉与京氏合，是用京氏本无疑矣。其碑末《校记》中，当著施、孟、梁丘之异同，如《诗》《公羊》《论语》之例，又可断言也。

附　钱玄同读汉石经周易残字而论及今文易的篇数问题^[2]

前几天，在马叔平先生那边，看见汉石经《周易》残字拓片两张，一张是下经的《家人》至《归妹》，一张是《文言传》和《说卦传》，系一石之两面，两张共有四百九十余字。近几年来，出土的《汉石经》残石很多，裒集之者，有《汉熹平石经残字集录》及《补遗》和马叔平先生的《集拓新出汉魏石经残字》，但大都是零星小块。像这样的大块，一经之文字多至四百九十余者，还是初次遇到。在宋洪景伯（适）的《隶释》和《隶续》中所载的以后，这又是一次大发现了。更可喜者，竟是《周易》，这是宋代没有发现过的。《周易》残字，在此次大发现以前，《集录》中有四石，为上经的《蒙》、《需》、《讼》（这三卦的残字，又见马先生的《集拓》中）、《临》、《观》、《噬嗑》、《贲》、《剥》诸卦和《文言》《序卦》两传。四石合计，有五十一字。今文《易》的篇数，本有问题；我对于这问题，蓄疑了好几年，今读了《集录》中的四石和这拓片的两石，使我昭若发矇；欢忭之余，遂把鄙见写在下面。

马先生因为此残字中坎字作欿？证以《经典释文》所云“坎，京刘作欿”，疑熹平刻石时系用京氏《易》；虽然只有一个字的证据，但这一个字非常重要，我认为马先生的意见是很对的。又，坤作；考汉碑，都作，没有作坤的，我以为汉时今文《易》必皆作。《经典释文》云，“坤，本又作，，今字也。”这本来没有错字。而卢召弓（文弨）乃云，“以为今字，其谬显然”，因从雅雨堂本改为“，本又作坤，坤，今字也”。不知这是雅雨堂本所忘改，卢氏依之。现在看来，“其谬显然”。我疑心改为坤，或出于《汉书·艺文志》所谓“与古文同”的费氏《易》和龚定庵（自珍）所诧为“空前绝后，迹过如埽，异哉异至于此”的中古文《易》。此等古文经，本是刘歆所伪作，掇拾战国时代破体小写之文字，拼凑偏旁，号为古文，冒充东周以前之文字，故其中尽有比西汉通行的文字（所谓隶书）还要不古的。改较古之为较不古之坤，本无足奇。卢氏生于极端尊信此等伪古字之世，故觉得必不可以为今字耳。

关于此残字中与今本文字之异同，马先生另有详细的考证，不用我来多费话。

我现在要说的，乃是今文《易》的篇数问题。

《汉书·艺文志》：“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这句话，清中叶诸经师，除戴东原（震）以外，是没有人对它怀疑的。但《论衡·正说篇》云：“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礼》《尚书》各益一篇。”又《隋书·经籍志》云：“及秦焚书，《周易》独以卜筮得存，唯失《说卦》三篇。后河内女子得之。”案《论衡》所云河内女子所得之逸经，惟逸《礼》为何篇，至今尚未考明。逸《书》，则东汉末之房宏（《尚书正义》卷一引）及（《隋书·经籍志》《经典释文序录》云是《太誓》。《太誓》之确为后得，非伏胜传《书》时所有，今已成为定案。那么，逸《易》是《说卦》以下三篇（说详下），亦经《隋志》证明，亦当确定为后得，非田何传《易》时所有了。“河内女子发老屋”与“鲁恭王坏孔子宅”，虽同样是不足信之谈，然亦同样可作为汉人造作伪经之证；故所谓“逸《易》《礼》《尚书》各一篇”者，实均为西汉人所伪作无疑也。

首疑《说卦》以下三篇者为戴东原（宋人虽有疑之者，但其立场与此下所说者不同，故不举及）。其《周易补注目录后语》云：“武帝时博士之业，《易》虽已十二篇，然昔儒相传，《说卦》三篇与今文《太誓》同后出，《说卦》分之为《序卦》《杂卦》，故三篇词指不类孔子之言。或经师所记孔门余论，或别有所传述，博士集而读之，遂一归孔子，谓之《十翼》矣。”这明明说《说卦》三篇是后出之文，不与《彖》《象》《系辞》《文言》同时了。

及康长素（有为）撰《伪经考》，则云：“至《说卦》《序卦》《杂卦》三篇，《隋志》以为后得，盖本《论衡·正说篇》河内后得逸《易》之事。《法言·问神篇》，‘《易》损其一也，虽惷知阙焉’，则西汉前《易》无《说卦》可知。扬雄王充尝见西汉博士旧本，故知之。《说卦》与孟京《卦气图》合，其出汉时伪托无疑。《序卦》肤浅，《杂卦》则言训诂，此则歆所伪窜，并非河内所出。”（卷三上）康氏又辨《史记·孔子世家》“序《彖》《系》《象》《说卦》《文言》”一句中“《说卦》”二字为刘歆所窜入，云：“《隋志》之说出于《论衡》，此必王充曾见武宣前本也。《说卦》：‘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又曰：‘震，东方也；离也者，南方之卦也；兑，正秋也；坎者，正北方之卦也。’与焦京《卦气图》合。盖宣帝时说《易》者附之入经，田何丁宽之传无之也。史迁不知焦京，必无之，此二字不知何时窜入。至《序卦》《杂卦》，所出尤后，《史记》不著，盖出刘歆之所伪，故其辞闪烁隐约，于《艺文志》著《序卦》，于《儒林传》不著，而以十篇二字总括其间。要之三篇非孔子经文。”（卷二。又卷五、卷十、卷十一及《孔子改制考》卷十，亦有关于此问题之驳辨，与此二条大意相同。）案康氏直断《说卦》为焦京之徒所伪作，宣帝时说《易》者附之入经，可谓巨眼卓识。至以《序卦》和《杂卦》为刘歆所伪作，则未必然。我以为《论衡》所云“逸《易》一篇”和《隋志》所云“《说卦》三篇”，其内容实相同，盖《说卦》与《序卦》《杂卦》，本合为一篇，故《隋志》虽云三篇，亦但举《说卦》以赅《序卦》和《杂卦》也。戴东原云：“《说卦》分之为《序卦》《杂卦》。”严铁桥（可均）云：“汉宣帝时，河内女子得《说卦》一篇，不数《序卦》《杂卦》者，统于《说卦》。”（《唐石经校文》卷一）其说甚是。故韩康伯注本，《序卦》和《杂卦》均附《说卦》卷内，直至《唐石经》还是这样。康氏谓“《序卦》肤浅”，诚哉其肤浅也；然意义肤浅，不能作为刘歆伪造之证。刘歆造了许多伪经，固是事实，然其学实不肤浅；肤浅之评，惟彼焦京之徒，适足以当之耳。《杂卦》仍是说明卦义，与《说卦》《序卦》性质相同，与训诂之方法根本有异；说它“言训诂”，实在不对。即使言训诂，亦不能即断为刘歆所作。刘歆以前言训诂者多矣；《诗》之《鲁故》《齐后氏故》《韩故》《书》之大小夏侯《解故》等等，都是言训诂的，《春秋传》（所谓《公羊传》）中言训诂处亦甚多。

据上面所说，则《汉志》谓施、孟、梁丘三家之《易》为十二篇之说就发生了问题。盖《说卦》三篇既是西汉人所伪作，则三家之《易》似不应有十二篇，因为三家同出于田何，田何所没有的，似乎三家也不应该有。于是康氏以为田何所传之《易》，但有经上下二篇，而《彖》和《象》都在经内，其言云：“此志（《汉书·艺文志》）叙周王孙、服光、杨何、蔡公、韩婴、王同诸《易》先师《传》，皆二篇；《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然则《易》之《卦辞》《爻辞》《彖辞》《象辞》皆合。以下简帙繁重，分为上下二篇。”（《伪经考》卷三上）又云：“《彖象》与《卦辞》《爻辞》相属，分为上下二篇，乃孔子所作原本。”（同上，卷十；又见《孔子改制考》卷十）至于《系辞》，康氏则云：“盖《系辞》有‘子曰’，则非出孔子手笔，但为孔门弟子所作，商瞿之徒所传授，故太史谈不以为经而以为传也。”（《伪经考》卷三上；又卷十与《改制考》卷十略同）《文言》，则康氏没有提到它。我想，今本《周易》把《彖传》《象传》《文言传》，都合在上下经之内，康氏既以《彖传》和《象传》合在上下经之内为原本《周易》之面目，想来他把《文言传》也算在里面了。那么，康氏意中之三家《易》大概是这样的：经，上下二篇（其内容与今本相同）；传，《系辞》（或是一篇；或如今本那样，分为上下二篇）。或如先师崔怀瑾（适）先生所说，他没有把《系辞传》算在内（见下）。

康氏所说的三家《易》，其内容的排列和篇数的多少，均与《汉志》绝不相同。如果三家《易》的面目诚如康氏所言，则《汉志》决不能这样的瞎造谣言。《汉志》本于刘歆《七略》，不可信的地方固然很多，但他造了好几部伪古文经，说“这是你们没有见过的古本”，那样说法，是可以矇得过人的；他又造了一部伪今文经——《春秋穀梁传》，那也不会出什么岔子，因为那时立于学官的《春秋传》（《公羊传》）和他伪造的《穀梁传》，都没有今文之称，他只说：“你们读的《公羊传》之外，还有你们没有见过的《穀梁传》，与《公羊传》或同或异。”但是，他只能在立于学官的书以外去造假书，决不能把立于学官，大家都看得见的书，来瞎造谣言，改变内容，增加篇数。假使他竟那样办，他的作伪不是立刻就败露了吗？刘歆不至于那么的蠢吧。即使他真那么蠢，竟想以一手掩尽天下人之目，瞎造那样与事实全不相符的谣言，难道东汉的四家《易》博士（施、孟、梁丘、京）、人人都是头等傻子，会齐心协力的遵守刘歆“《易经》十二篇”那样一句谣言，反将远有师承的《易经》上下二篇这样一件实事抛弃了吗？这不是情理上万不会有的事吗，还有《卦辞》《爻辞》是术数，《彖传》《象传》是玄理，两者的思想和文章全不相同，而认为一个人所作，这也是极讲不通的。

所以，崔师起而驳之云：“《彖通》解说《卦辞》，谓与《卦辞》共篇，犹似可通。《大象》与《卦辞》自明一义，已当分篇。《小象》全体用韵，原本必不与《爻辞》共篇。……是则大小《象》皆当各自为篇，则《彖辞》可知，而《易经》无从合为二篇矣。康氏又以《系辞》……为孔门弟子所作……此说诚是也。但《系辞》纵非孔子手笔，犹是弟子述孔子之言。……若《卦辞》《爻辞》《彖辞》《象辞》为孔子作，而《系辞传》二篇既不得入‘《易经》二篇’之内，又不得与周王孙以下六家皆有《易传》二篇，丁宽《易传》八篇，同列班《志》之内，此亦事理所必不然者也。惟《文言》亦有“子曰”，则亦孔门弟子所作，亦当为传，康氏不言，此由遗漏，姑不待辨。然则《系辞》《文言》必当在十篇之内，《易经》不止二篇又明矣。”（《五经释要》卷四）看了崔师这一段话，则康说之谬自显然了。

崔师是信任《汉志》的，他认为《易经》十二篇这个数目，是与三家《易》相合的。十二篇的算法，则颜师古注曰：“上下经及《十翼》，故十二篇。”上下经固无问题，所谓《十翼》者，《周易正义》云：“……但数《十翼》，亦有多家。既文王《易经》本分为上下二篇，则区域各别，《彖象》释卦、亦当随经而分。故一家数《十翼》云：上《彖》一，下《彖》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系》五，下《系》六，《文言》七，《说卦》八，《序卦》九，《杂卦》十。郑学之徒并同此说。”据此所说，则十篇传的分法自来并不一致。这所记的，不过因为被郑玄一派所采用，所以自魏晋以来就相沿不改罢了。究竟三家《易》中的十篇传是不是这样分的，自然还是问题。

崔师则采康氏之说而略加改变，即屏《说卦》与《杂卦》于十篇之外，而《序卦》则仍列入。其说云：“《班志》又曰‘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者何？曰：此所云十篇者……案《彖辞》既上下分篇，则大小《象》亦当上下分篇。若是，则《彖辞》上下各一扁，《大象》上下各一篇，《小象》上下各一篇，《系辞》上下各一篇，《文言》一篇，《序卦》一篇，适合十篇之数。王充谓河内得‘逸《易》’一篇，不言篇名；据班《志》，则知是《序卦》也。《序卦》为河内所得，并《彖象》以下九篇称十篇，系之施、孟、梁丘三家，犹《尚书》二十八篇，并后得《太誓》称二十九篇，属之大小夏侯二家也。……是则《释文》并《说卦》《杂卦》计之，故合大小《象》各一篇为《十翼》，班氏未见《说卦》《杂卦》、故分大小《象》各二篇为十篇也。”（同上）崔师此说，骤视之，似若可通；然细按之，则殊不然。（一）以所谓河内女子所得者为《序卦》，则与《隋志》不合。《论衡》虽未说河内所得逸《易》为何篇，但《隋志》既有河内得《说卦》三篇之说，则自当以《隋志》解论衡为是；犹《论衡》说河内得逸《尚书》，亦未说为何篇，而《隋志》及《释文》皆言河内得《太誓》，则自当解此逸《尚书》为《太誓》也。（二）《隋志》明言河内得《说卦》三篇，今屏除《说卦》和《杂卦》，殆用康氏之说，以《说卦》为焦京之徒所作，《杂卦》为刘歆所作乎！然既以《序卦》为河内所得，则已经承认它是西汉人所伪作了，《序卦》为西汉人所伪作而可以系之三家，则说卦亦是西汉人所伪作，何以便不可系之三家呢？若是因为只有《序卦》之名见于《汉志》，故惟有以《序卦》系之三家较为有据，则我实不敢苟同。因为《汉志》本于《七略》，于《说卦》以下三篇中独提《序卦》而不及其他，则只有这篇《序卦》最有刘歆伪作的嫌疑；以最有古文嫌疑者系之今文之三家，未免太不妥当了。（康氏以《序卦》为刘歆伪作，其说我固不信；但崔师以《序卦》为可以系之今文，乃以其名见于宣传古文的《汉志》为证，较康氏之武断，其毛病更大。）

崔师又云：“《汉书·儒林传》曰：‘费直治《易》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文言二字在十篇二字之下，似在十篇以外者，义不可解。《释文》引作‘徒以《彖》《象》《系辞》《文言》解说上下经’，无十篇二字，则今本《儒林传》十篇二字衍也。”其下说之云：“费氏止用《彖》《象》《系辞》《文言》九篇解说上下经。《序卦》似目录之学，非释经义，故不用以解经。《说卦》虽说经义，费直不用以解经，班氏不列于此志者，其时与《杂卦》均末附入也。”（同上）按费直是伪古文学，岂可引以证今文之三家《易》？《说卦》和《杂卦》，无论是河内所得，或是刘歆伪作，没有到了《七略》和《汉志》的时候还未著录之理。若说《杂卦》是刘歆所伪作，则《七略》和《汉志》更应该赶紧著录才是。除非说这两篇的出现还在班固以后，是东汉时人伪造的；但这是毫无证据的话。况且，若是东汉时所伪造，则何时系入本经？系入今文经，则今文经皆立于学官，不能随便增窜；若有系入，则必有记载。系入古文经，则古文经多为民间大师所传授，若忽有增篇，一定也是有记载的。现在，东汉时系入的证据，完全没有记载可凭；而西汉时系入的证据，则明明有《论衡》与《隋志》所记为凭。所以我个人相信《说卦》以下三篇系西汉中叶所伪作。出现之后，即系之三家《易》本经之后。《汉志》所云之十二篇，既不如康氏所说，篇数为刘歆所改易；也不如崔师所说，只有《序卦》而无《说卦》和《杂卦》，乃是《说卦》《序卦》《杂卦》三篇都在内的。惟这十篇传究竟如何分法，则不可确知。或如《正义》所述之《十翼》那样；或如崔师所云《大象》《小象》各分上下，而《说卦》三篇则如《论衡》所云，只算一篇；或者还有别种分法。要之都是瞎猜，现在不必去管它。

我的见解如此。所以我认为康氏过于武断，且有误以今本面目为三家《易》原本面目之谬；崔师过信《汉志》，致有误据伪古文之失。他们所说，都不合于今文《易》之真相。

现在《汉石经》《周易》残字居然发现了。看《集录》中的上经诸卦和此拓片的下级诸卦，知道《彖》《象》的确不与《卦辞》、《爻辞》相联合，康氏之说自然不能成立了。《集录》中有《序卦传》，而此拓片中又有《文言传》和《说卦传》，知道《说卦》和《序卦》都系入今文《易》中，崔师之说自然也应该修改了。熹平刻石是根据当时立于学官的今文经；东汉立于学官的今文经，其师承有自，都是根据西汉立于学官的今文经。所以《汉石经》的篇数，我们敢断言，还是西汉中叶的面目。

现在总结几句：我相信《论衡》和《隋志》的记载，戴东原和严铁桥的解说，认为：西汉初年田何传《易》时，只有上下经和《彖》《象》《系辞》《文言》诸传；西汉中叶（宣帝以后），加入汉人伪作的《说卦》《序卦》《杂卦传》三篇。这是今文《易》的篇数之变迁，施、孟、梁丘、京，都是一样。到了东汉立十四博土时还是不变。

《周易》虽然也有中古文和费氏这两本伪古文经，但篇数和今文一样，和已系入《说卦》三篇之今文一样，因为这是刘歆们伪造的，那时的今文本中已有此三篇，则伪古文当然也跟着有了。正如《尚书》一样：今文本中系入一篇伪《太誓》，则所谓孔壁之《尚书》古文经中也有那么一篇伪《太誓》。此外倒没有再加伪篇，像《书礼》那样，多出那么许多伪逸《书》、伪逸《礼》。

至于《周易》在孔子时，在孟子时，在荀子时，这《说卦》三篇固然不会有；但是否已经和田何时一样，《彖》《象》《系辞》《文言》，灿然惧备，那自然还大有研究。像宋之欧阳永叔（修）、叶水心（适）、清之崔东壁（述）诸人所论，都是这个问题，但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本文的目的，专在研究汉代今文《易》的篇数之真相与变迁而已。

【注释】

[1]编者案：此文载《北大图书部月刊》一卷二期（一九二九年十二月）。

[2]编者案：此文载《北大图书部月刊》一卷二期（一九二九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