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　简册

简册二字之意既如上述，今更引贾公彦、孔颖达之言以证之。《仪礼·聘礼》疏：“简谓据一片而言，策是编连之称。”又《既夕礼》疏：“编连为策，不编为简。”《春秋左传序》疏：“单执一札谓之为简，连编诸简乃名为策。”以上诸策字，皆册之通假字。《说文》曰：“册，符命也。诸侯进受于王也。象其札一长一短，中有二编之形。”甲骨及金义册多作、等形，皆象编简之形。故简册二宇，可包括一切竹木制之书籍。若分析言，名目亦甚多，其字大半属于形声一类，竹制者从竹，木制者从木或片，如牍、札、牒、椠、版、簿、籍等皆然。由文字上推测，亦可窥见简册之制度。

简册之长短，亦可略言之。有长二尺四寸者，有长一尺二寸者，有长八寸者。贾公彦《仪礼·聘礼》疏引郑作《论语序》云：“《易》《诗》《书》《礼》《乐》《春秋》，策皆二尺四寸（原文作尺二寸，今依阮元《校勘记》订正）；《孝经》谦半之；《论语》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谦焉。”孔颖达《左传序疏》亦曰：“郑玄注《论语序》以《钩命决》云，‘《春秋》二尺四寸书之，《孝经》一尺二十书之’，故知六经之策皆称长二尺四寸。”《通典》（巷五四）封禅使许敬宗等奏亦引《孝经·钩命决》曰：“六经册长二尺四寸，《孝经》册长尺二寸。”荀勖《穆天子传序》曰：“以臣勖前所考定古尺度，其简长二尺四寸。”凡此所言，皆周时写六经、纪、传及国史之简，是用二十四之分数。及至汉代，其制又略有变更，据王静安所考：有长二尺者，有长一尺五寸者，有长一尺者，有长五寸者，皆二十之分数。敦煌所山汉木简之属于书籍类者，如《急就篇》一尺五寸，而《相马经》、医方等皆长一尺，元康三年历书长一尺五寸，而其余神爵三年、永光五年、永兴元年等历书又皆长一尺。此为秦以前与汉以后简册长短不同之点。

每简所容字数之多少亦无定，据《汉书·艺文志》：“刘向以中古文（《尚书》）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仪礼·聘礼》疏：“郑注《尚书》三十字一简之文，服虔注《左氏》云，‘古文篆书，一简八字’。”荀勖《穆天子传序》曰：“一简四十字。”是则容字之数，有四十字者，有三十字者，有二十五字者，有二十二字者，有八字者。意者容字多者，或为长二尺四寸之简，《左传》八字，或即同于《论语》用八寸简欤。然同是二尺四寸之简，最多者能容四十字，最少者祗容二十二字，可见字数之多少，是无定也。敦煌所出《急就篇》，以一章为一简，每章六十三字。有面背分作三行写，每行二十一字者；有分作两行写，一行三十二字，一行三十一字者。字书写法固应整齐画一，据《汉书·艺文志》：“汉兴，闾里书师，合《仓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仓颉篇》。”字书为讽诵之书，故编辑时即有一定字数，如乐歌之分章，与其他书籍不同也。

编简为册之法，据《说文》说，“中有二编”。据蔡邕《独断》言：“策，简也……其制长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长一短，两编下附。”古文册字作、诸形，可以考见二编、两编之说，乃以绳横贯诸简，上下各一道，使诸简排比成册。西北科学考查团所得居延诸简，以年代久远，多为断简残编。但其中有二册，一为《兵器簿》，共七十七简；一为给丧假之文书，共三简。上下两编皆为麻线编成。《兵器簿》之两编且于右侧连贯，正如象形字之。此由西北干燥。其编尚未腐朽也。至编之之物，有用皮者，有用丝者。《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韦为熟皮，以熟皮为缕以编简，谓之韦编，此为以皮编者。《太平御览》（卷六〇六）引刘向《别录》曰：“《孙子》书以杀青简，编以缥丝绳。”荀勖《穆天子传序》曰：“皆竹简，素丝纶。”《南史·王僧虔传》曰：“楚王冢书，青丝编。”此为以各种色丝编成者。居廷简则以麻线编成，又为历来记载所不及。可见普通书籍不必定用韦编丝编也。治竹木之法，古籍中亦略可考见，《论衡·量知篇》曰：“夫竹生于山，木长于林，未知所入。截竹为筒，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断木为椠，析之为版，力加刮削，乃成奏牍。”《风俗通》引刘向《别录》曰：“杀青者，直治竹作简书之耳。新竹有汁，善朽蠹，凡作简者，皆于火中炙干之。陈楚间谓之汗，汗者，去其汁也。吴越曰杀，杀亦治也。”可见治竹较治木为烦也。书籍之编简为册，简之多寡，当视其文之长短而定，文长者一册或数十简，如《兵器簿》然。庋藏之时，由卷尾卷至卷首，而于其中别插一简，标其名目。此又由《兵器簿》实验而得者也。简册之字，据叶焕彬所考，一为刀刻，一为漆书，而王静安所考，书刀用以削牍，而非用以刻字，虽殷周之书亦非尽用刀刻。两说虽各有理由，而余以王说为长。《考工记》，“筑氏为削”。郑《注》云，“今之书刀”。《释名》（《释兵》）云，“书刀，给书简札有所刊削之刀也”。所谓刊削者，谓有谬误，则以刀削去之也。《史记·孔子世家》曰：“至于《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颜师古《汉书·礼乐志》注云：“削者，谓有所删去，以刀削简牍也；笔者，谓有所增益，以笔就而书之。”盖古人以刀与笔并称，与所谓笔削者本是一意，非谓以刀刻字也。至写字所用之材，最初以漆书，其后利用石墨。因为照进化程序言，应先用天然材料，而后有比较进步之人工制造材料。漆为木汁，无待于发明，文字最初用漆书，应为合理之事实。漆之燥湿不易调节，故又改用石墨，亦即石炭，俗谓之煤。顾微《广州记》曰：“怀化郡掘得石墨甚多，精好可写书。”戴廷之《西征记》曰：“石墨山北五十里，山多墨，可以书。是皆天然之墨，今称燃料曰煤，盖即墨字也。又其后以松烧烟，加胶制墨，则出自人工制造矣。”但《后汉书·杜林传》所载“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及《后汉书·儒林传》所言“贿改兰台漆书经字”，恐已非真漆书。盖后汉时人造书墨已盛行，不应尚用漆书，或此为柤传古本，非汉时所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