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符玺
郑玄《周礼·掌节》注曰：“符节者，如今宫中诸官诏符也。玺节者，今之印章也。旌节，今使者所拥节是也。”三者皆执以为信之物。其中惟使者节无实物可证，仅汉武氏祠石刻画像中图其形制，与《后汉书·光武帝纪》李贤《注》之说相同。今就符兴玺印分别述之。符之后附以牌券，玺印之后附以封泥，从其类也。
符 符为判合之器，《说文》所谓“分而相合”者也。其书之法盖有二种。一曰质剂，郑玄云，“两书一札，同而别之，若今下手书”（《周礼·小宰》及《司市》注）是也。一曰传别，郑玄云，“为大手书于一札中字别之”（《周礼·小宰》注）是也。古多以竹木为之，惟发兵之符始用铜。
《史记·文帝纪》，“二年九月初与郡国守相（《汉书》无国、相二字），为铜虎符，竹使符”，故向之考虎符者。必曰始自汉文帝。近出铜虎符二，长今尺三寸许，文皆篆书金错。其一为左符，文曰：“甲兵之符，右在王，左在新郪。凡兴士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王符，乃敢行之。燔燧事，虽母会符，行殹。”文剂之制。阳陵符先出，王静安孜证甚详，定为始皇初并天下文字未同一以前所作。新郪符晚出，以阳陵符证之，亦为秦制（“甲兵之符”及左、右、在等字皆同。以“殹”为“也”，亦见于秦权），犹在未称帝以前（新郪本魏地，此符当作于二十二年灭魏之后。）是虎符之兴，在秦以前，特汉初未遑制作，至文帝始为之耳。后汉建武初，亦但以玺书发兵，因杜诗之奏始作虎符。两汉事实正相同也。会符发兵之制，人多莫能详之，赖有新郪一符，尚可考见秦之兵制。又可知甲兵之符，非纪甲乙之数，乃被甲用兵之谓也。
其前于此者，尚有鹰符二，虎符一。鹰符面为鹰形，背有牝牡筍，曲其颈以为钮，似可以佩者。其一文在周缘，其一文在背上，皆古文，不尽可识。虎符为右半，形制大小与秦虎符相类，亦为质剂之制。文二行，行三字，曰“齐节夫二□五□”。字狭而长，类齐钟鼎文。以鹰形为符，于经史无征。《诗·大雅》，“时维鹰扬”，《传》云，“如鹰之飞扬”，后世官号亦有鹰扬将军。其取义殆与虎同，皆喻其猛鸷也。
凡周秦之符，知鹰符、齐虎符、秦新郪符，中皆有穿，可以贯筍（新郪符之穿，适当必、燧、事三字之间，故此三字笔画不完。意必错于筍端，合而贯之，其字乃完耳。阳陵符胶固不能剖，或亦有穿）。且文字为质剂之式，左右完具，煞作半别者。
汉初虎符犹沿秦制。今传世列侯符二，各长今尺三寸五分，一曰“与临袁侯为虎符第二”，一曰“与安国侯为虎符第三”。皆篆书，二行并列，不著左右字，犹是质剂之式。其余郡守虎符，则皆为傅别之式，背文一行，曰“与△△太守为虎符”。剖之则左右各得半字。肋间四字，曰“△△左（或右）几”。则应劭所谓第一至第五也。其字并篆书。形制大小分二类，甲类长今尺一寸八分，乙类长二寸三分。以南郡守、长沙太守二符证之（景帝中二年始更郡守曰守。则南郡守可确定为西汉，其制乃甲类。长沙于西汉为景帝子发封国，于东汉为郡。若以为在景帝前，又不应称太守，则此符可确定为东汉，其制则为乙类）。则甲类当属西汉，乙类当属东汉。符阴之筍，前后各一，或圆或方，大抵左牝右牡。亦间有符阴中空，而于其边际作三角形之筍三，上二下一，左牝右牡以相契合者。
新莽虎符，长今尺三寸六分。背文与字上有新字，郡名下著县名，太守为“连率”，曰“新与△△△△连率为虎符”。肋文五字，曰“△△郡左（或右）几”，并篆书。其符阴中空，边际有三角形之筍五，上三下二，左牡右牝。
晋虎符较东汉略短，昂首凸胸。通体有虎皮纹，不能容字，故于背缝凸起一行，宽二分，左右各半，以刻背文，肋间之字则移于胸前或符阴。背文与字上有晋字，“为虎符”下有第几二字。丞邑男、驺男、始平男三符，字在胸前，曰“△△男左（或右）几”。上党太守左右二符，字在符阴二筍之间，并篆书。其符阴之筍，男符作长方形，其长几与符阴等，左牡右牝，太守符则前后各一，亦左牡右牝。
又有宋高平太守右符，及凉酒泉太守左符，制与晋同，而文字又小异。与字上多诏字，诏上有大宋或大凉二字，易为字为铜字，符字下亦有第几二字。胸前各刻△△太守四字，符阴牝牡筍各居其半。左符牡在前，牝在后，右符反是。牡筍上各刻左或右字，是殆沿晋制而略变者。其字体为篆书而略兼隶势。又有河间太守符，与前二符同而略小，大字下一字不可辨，亦晋以后之制。
山西新出虎符八，左右皆具，首略昂起而不如晋符之甚，较晋符亦略大，长今尺三寸二分，通体刻虎皮纹，背缝亦凸起一行，符阴牝牡筍各半，与东晋以后之制同。刻文凡三处，一背缝，二胸前，三腹下，皆为隶书。凡太守符三，护军符五，背文曰，“皇帝与△△太守（或护军）铜虎符第几”，胸前文曰“△△太守（或护军）”，腹下文曰“铜虎符左（或右）”。其腹下刻字，尤为历代所未有，其为晋以后之制可无疑义。
隋虎符又与秦汉以来之制不同，易伏形为立形，首足尾皆翘出，长二寸二分。背文七字，曰“△△卫铜虎符几”。肋文三字，曰“△△府”。并篆书。符阴颈胸之间三宇，曰“△△卫”。腹间三字，曰“△△（府名）几”。并正书，不着左右字。筍在胸与腹之间，作十字形，左牡右牝。其数第一至第五，则犹仍汉制也。
秦符、新莽符，皆金错。汉符银错，晋男符亦银错，太守符乃凿款，东晋以后则皆凿款。又自东晋以后以至于隋，皆曰铜虎符。其曰“大△△（国号）诏与△△太守铜虎符”者，谓以诏书给予铜虎符于太守也，与汉晋符“与△△太守为虎符”之与字异义。
符之制至唐而大变。《唐书·车服志》：“高祖班银菟符，其后改为铜鱼符。畿内则左三右一，畿外则左五右一，左者进内，右者在外。用始第一，周而复始。”匪特左右内外之制异，即左右之数亦各自不同。武后之时，改鱼为龟。中宗初，又复为鱼。盖高祖避祖讳，故废虎符之制也。今所见鱼符之有纪数者，如右清道率府第二、右武卫和川府第三、右领军卫道渠府第五、潨州第四、新换蜀州第四、新铸福州第三，皆为左符。其九仙门外右神策军，则为右符，不纪数，是即右一在外者也。其太子少詹事及朗州传佩等符，则为随身符，所谓不刻姓名传而佩之也。其嘉德门内巡、凝霄门外左交、廷政门外左交等符，则宫殿门城门所给之交鱼符、巡鱼符也。武周之龟符，上下相合。今传世者有六，皆为上甲。不知其内外判别之制如何。其中纪数者二，曰“鹰扬卫金城府第四”，曰“云麾将军行左鹰扬卫翊府中郎将员外置阿伏师奚缬大利发第一”，必皆进内者。宸豫门开门、闭门二符，即《车服志》所谓左厢右厢给开门符也。惟闭门亦用符，则不见于史志。《志》言随身符刻姓名者去官纳之，不刻者传佩相付。今传世鱼符，未见刻姓名者。龟符则有阿伏师奚缬大利发及索葛达干桧贺二符，皆为诸夷蕃将姓名。意其时诸夷蕃将之宿卫者，固无不刻姓名也。鱼符龟符，字皆刻于符阴。上端有一同字，或牝或牡。侧刻合同二半字。首皆有穿，可以系佩。故唐以来符与牌无别。后世或皆谓之牌。
宋之铜兵符，陕西五路，每路各给一至二十，更换给用。其制仿“木鱼契”之形以为之，是仍为鱼符。南宋初，改铸虎符，刻篆而中分之。左契给诸路，右契藏之。今皆未见传世。所见有铜牛符，而不见于史志，文曰“癸丑宝祐春铸”，是亦向待考订者也。又有一铜牌，作钟形。正面上刻皇祐元年四字，下一勑字。阴面上曰资政殿，下曰臣范仲淹。字皆衡刻。是殆刻姓名之随身符，沿唐制也。
又有玉麟符左右各一，其制略如虎符。符阴前后二筍，左牡右牝。右符底刻第二二字，阴刻一木字。左符底刻第三二字，阴刻一水字。皆正书。按《文献通考》（王礼十）曰：“隋炀帝幸辽东，命卫玄为京师留守，樊子盖为东都留守，俱赐玉麟符以代铜兽。”《唐六典》曰：“传符之制，京都留守曰麟符。”意此乃隋唐之物也。
牌 宋以后兵符不传，所传皆佩牌。辽有卢龙县界、文德县界二铜牌。其形如钱，背刻姓名。此与宋刘光世之招纳信宝钱同为出境之凭证。乃其时习俗相沿之制度，非钱币也。西夏铜牌，或圆或椭，面背皆有文，与《感通塔碑》文字相同。金有鱼符，制与唐符同。符阴同字下刻女真字一行，首尾皆有穿，则与唐略异。奉御从人铜牌，钱大昕定为金时物。又有荆王从人铜牌，其制相同，皆一时之制。元有虎头铜牌，制狭而长。上刻虎头，下有蒙古字一行。正静安云，“此即《元史》所谓虎符者也”。明之符牌，传世最夥，多为铜或牙制者。惟万国珍及皇浦玉宝二牌，则为木制。牙牌为官长所佩，铜牌则为夜巡及官军勇士等所佩。所以重门禁，慎出纳，亦即随身符也。
券 古之功臣，多赐符券。汉高祖与功臣剖符作誓，后世铸之以铁，谓之铁券。其存于今者，唯唐昭宗赐彭城郡王钱镠，及明英宗赐修武伯沈清二券而已。明券即仿唐券之式，共制如瓦，以铁为之，诏书则以金错之，左右各一，左颁功臣，右藏内府，有故则合之以取信。此亦质剂之制也。
玺印 古之玺印所以封检。《释名》（《释书契》）云：“玺，徙也，封物使可转徒而不可发也。印，信也，所以封物为信验也。亦言因也，封物相因付也。”秦以前无尊卑贵贱皆得称玺（《说文》〔土部〕：“玺，王者印也，所以主土。从土，尔声。籀文从玉。”今传世古铜印，玺字多从金，从尒。意铸金则字从金，刻玉则字从玉，以其印于土则字从土。许君主土之说，盖依汉制而臆解，非玺之本义矣）。秦以后则天子称玺、臣下称印。唐以后玺又谓之宝，汉以后印或称章，唐以后或称记（又曰朱记），明清以来或称关防，各随官制而异。其通称则皆谓之印。
封检之制，后世久废，人多莫能详之。段玉裁注《说文》，至谓“周人用玺书，印章必施于帛而下可施于竹木。”（土部墨字注）不知古人封检用泥，正适用于竹木也。近百年来封泥出土，刘喜海为定其名称，世遂知有其物。然于用之法，尚未之详考也。王静安著《简牍检署考》，汇集旧说，证以实物，求得其制度形式，于是书契玺印之为用始明。盖古之简牍，上必施检，然后约之以绳，填之以泥，按之以印。其或盛于囊者，则更约绳封印于囊外。其制盖如今之火漆，故可封物也。自简牍易为楮帛，而封泥之制始变而为濡朱。汉以后纸虽盛行，而官私文书犹兼用简牍，至南北朝之终而始全废。故自周秦至六朝，官私玺印大抵皆方寸。隋唐以后制乃渐大（唐房玄龄等议封禅之制，至请更造玺一枚，方寸二分，以封玉牒）。至于后世，几以印之大小，别官之尊卑。盖其用不同，而形制亦随之而变矣。
今据传世之物，考其形制之沿革，可分为三时期：一先秦，二秦汉至南北朝，三隋唐以来至于近世。
卫宏《汉旧仪》曰：“秦以前民皆佩绶，金玉、银铜、犀象为方寸玺，各服所好。”（《续汉志补注》引）今所见先秦官私玺印，正如卫宏所言，但以铜制者为最多耳。其文字增省改变，与钟鼎彝器不尽同，可识者不过十之四五。《说文叙》曰：“秦书八体，……五曰摹印。”岂知印文别自为体，不自秦始也。其文多著
字，无作印者，尤为尊卑称玺之明证。阴文者四缘多有阑，阳文者字细而边宽。官印多阴文，其方约当今尺七八分，盖即古之方寸。亦有当今尺寸余者，意非常制。官名可识者，有司徒、司马、司工、司成、司禄之属。君号之印，字尤诡异，又非尽属地名。盖晚周列国之臣属，封授频繁，《国策》《史记》诸书所载，脱略者多，其人其国，今多无可考矣。私印则阳文多于阴文，大者或同于官印，小者或仅当今尺三分许。其细字宽边之阳文印，昔人目为秦印，以文字例之，殆昔周时物也。此类古文之官私玺印，不特大小无定，即形式亦甚繁。方形之外，有圆者，长方者，上方下圆者，折矩形者，其分歧甚于秦汉。盖第一时期本无定制，惟其所好耳。
秦漠以降，始整齐画一。官私印皆当今尺七八分，历魏晋而不改。观于著时代之汉魏晋“蛮夷印”可知矣。至南北朝而其制微异。其大小当今尺寸许者，即北齐制所谓方寸二分也（见《隋书·礼仪志》六）。前人谱录，概目之为汉印，然其字体随意屈曲，或笔画不完，正如南北朝之碑额，实与汉篆不同。今以其形制与秦汉无甚区别，仍属之第二时期。此时期之官印，方者之外，有所谓“半通印”者，形作长方，适当方印之半，其名见于扬子《法言》（十二）及仲长统《昌言·损益篇》。李贤《后汉书注》引《十三州志》曰，“有秩啬夫，得假半章印”。盖半通或半章，乃微官之制也。私印有两面刻姓名中穿革带者，谓之穿带印。有大小相衔者，谓之子母印，形制较官印为复杂。其材则官印多以铜制，私印间有银与玉者。其印文多出于冶铸，亦间有刻者。惟军中官印则多凿文，以急于封拜，不及冶铸也。御史、将军、太守等印，其文多曰章。按卫宏《汉旧仪》有“丞相、大将军、御史大夫、匈奴单于、二千石印文皆曰章”之语。清瞿中溶《集古官印考》云：“当时并不以印与章为尊卑之别，特以御史、将军、都尉、太守等有风宪兵权之任，故改印曰章。”窃以为章者当用之于章奏，犹今人用于图书，遂名印曰图书也。又有印章二字联文者，多为五字印。《汉书·郊祀志》：“以正月为岁首，而色上黄，官更印章以五字，因为太初元年。”《武帝纪》注：“张晏曰，‘汉据土德，土数五，故用五，谓印文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诸卿及守相文不足五字者，以“之”字足之’。”盖之字、印字皆所以足五字之数也。五字印大率自太初以逮新莽，因莽之官号，五字之印为多。其余仍多四字者。
古之印必有绶，故其上皆铸钮，所以系于绶而佩之。钮之制历代不同，第一时期，多为坛钮、覆斗钮。第二时期，则坛钮、覆斗钮之外，有鼻钮、橐驼钮、龟钮及虎豹辟邪之属。大抵宫印有定制，私印则各出己意以为之，故奇特者尤多。
南北朝以来渐改古制，变小为大。北齐传国玺方且四寸。“督摄万机”木印，长尺二寸，广二寸五分（见《隋书·礼仪志》），尤为古今所仅有。然常印犹皆方寸或寸二分耳。至于隋唐，其变小为大之制始定。由隋以迄于宋，多当今尺寸八分。金元以降又较大，明清之世，有方三四寸者。印大则不可佩，隋唐宋虽有金紫、银青诸号，已非印绶之称。故其印无钮而有柄，长约一寸，居印背之中。明以来柄又渐长，约当一握。其印背多刻年月及掌铸之官，亦有刻于侧者。元明并刻字号，其防范之术又加密矣。此时期之印，皆为阳文，篆书多谬误。隋唐印之边，与文之粗细相等。宋印间有宽边者，印文蟠屈略繁。金元印宽边者多，篆文之蟠屈亦更整齐。明清印则尽属宽边者矣。
封泥 此三时期中，惟第三时期者皆濡朱而印于纸（朱印之事明见于史籍者，始自北朝），今所传书牒之类，其上往往有之。其第一第二时期，则印于封泥（今所见封泥，汉魏为多），向惟见于记载，而今有其物。其制为土凷，面有印文，背有版痕及绳迹。其色或青或紫。其形或为正方，或为不规则之圆形。盖简牍之上，或有印齿，其填于印齿中者，则为正方。其施于囊或无印齿之简牍者，则为圆形。《吕氏春秋·离俗览》曰：“故民之于上也，若玺之于涂也，抑之以方则方，抑之以圆则圆。”《淮南子·齐俗训》曰：“若玺之抑埴，正舆之正，倾与之倾。”涂也，埴也，皆泥也。古人所谓一丸泥者（《列仙传》云：“以方回印封其户。时人言得方回一丸泥，门户不可开。”《后汉书·隗嚣传》，王元说嚣请以一丸泥东封函谷关），即指此也。天子诏书用紫，常人用青，封禅之玉检，则用水银和金为之，谓之“金泥”。王静安谓一切黏土皆可用，其说良是。
官号地名见于印章者，不若见于封泥者之多。盖传世印章，半皆军中之官。而封泥则中外官职皆有之，顾独少武职。宋沈括谓“古之佩章，罢免迁死，皆上印绶，得以印绶葬者极稀。土中所得，多是殁于行阵者”（《梦溪笔谈》十九）。斯言颇得其实。故考古之官制地理者，宜取资于印章。而封泥上之印文，其裨益宝较印章为尤多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