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刻印[1]

谈刻印^[1]

余常闻之人曰，“某人善刻印，今之金石家也”，一般人以为刻印即是研究金石。其实金石二字，岂是指一支铁笔（刻字刀）与几方印石之谓？依此解释，未免浅之乎视金石学矣。盖金石者，乃指金文及碑版而言。金文者，商周以来铜器之文字；碑版者，秦汉以来刻石之文字也。治史学者每患文献之不足，乃于书籍之外搜寻其他史料。金石文字为当时人所记载，所谓直接史料，其可信之成分远胜于辗转传写之书籍。研究此项直接史料，始得谓之金石学。印为古代用为凭信之物，或刻于铜，或刻于玉，或刻地名官名，或刻私人姓名，当然为史料重要部分，而在金石学范围之内。刻印家欲知印之源流沿革，形式、文字之变迁，应先研究古印，自属当然之事。即以文字源流而言，不但古印应研究，即一切金石文字，也在研究之列。故金石家不必为刻印家，而刻印家必出于金石家，此所以刻印家往往被称为金石家也。人有难之者曰：“文字随时代而应用，一切文字皆当用现代的。何以刻印不用现代通行文字，而用已经废止之篆书，”此事从来尚少有人怀疑，但理由亦不难解答，盖印既是用为凭信之物，自应防人作伪。凡人之签名画押，无论古今中外，皆各有其一定形式，他人几乎难以辨认。印之所以利用废止之篆文，其用意亦同于签押。故自汉至于现代，不论官印私印，皆沿用篆文而不改。其意盖正欲利用其不现代化，除用者自身外，莫能辨其真伪也。今既欲谈刻印，不能不先谈古印。

古印之起源，约当春秋战国之世。《周礼》虽有玺节之说，但其书绝非周公所作。春秋时始有玺书，至战国时而盛行，卫宏《汉旧仪》所称“秦以前民皆为方寸玺”也。当时只谓之玺，尚无印之名称。此可谓为印玺之第一时期。秦始皇并兼天下，同一文字，印之制度亦成为方寸之定式。历两汉、魏、晋以至南北朝，大致相同。此可谓之第二时期。在此两时期中，公私文书皆用竹木之简牍，简牍之上，覆之以检，题署受书人于检上，又以绳约束之，封之以泥，钤之以印，如今之火漆封信者然。简牍狭长，故只适用方寸之印（晋以后纸虽盛行，但公文仍多用简）。隋唐以后，简牍完全废止，公私文书一律用纸。纸之篇幅较为宽大，方寸之印不甚适用，始改为大印。但其大之限度亦不过二寸余，且不论官阶之尊卑，皆同一式，一直沿用至于元代，此可谓之第三时期。明清两朝之印又稍大，并以官阶为大小之等级，最大者可至四寸，一律用宽边，此可谓之第四时期。以上所述皆为官印。至于私印，从第一时期以来，皆用姓名印，至唐李泌始有轩堂印（泌有“端居室”一印），宋贾似道始有闲章（似道有“贤者而后乐此”一印）。其实第一时期之敬上、敬事、明上、千秋、正行无私等，第二时期之日利、大吉、利行、大幸、长幸（幸字从犬从羊，前人误释年字）等，亦皆为闲章，但皆千篇一律，非如后世之个人专用者耳。兹将各时期之沿革变迁分述如下。

一、名称　第一时期，不论尊卑贵贱，皆称为玺，已如上述。玺字或从金作，或从土作，或仅作尔字。秦并天下以后，惟天子称玺，普通官私印则皆称印。唐武后以玺音类死，改称为宝，故其后玺又或为宝。汉丞相、将军、御史大夫、二千石印皆曰章，盖以此等官职皆可直接奏事，印为封检所用，用之于章奏，故即变文曰章（古代检署之文，皆并印文读之，《汉书·王莽传》曰：“梓潼人哀章作铜匮，为两检署，其一曰‘天帝行玺金匮图’，其一署曰‘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某者，高皇帝名也。”天帝行玺、赤帝行玺，盖皆封泥之文）有连称印章者，为官名字少，欲配合五字。《汉书·郊祀志》：“汉改历，以正月为岁首，而色尚黄，官更印章以五字，因为太初元年。”张晏《汉书·武帝纪》注曰，“汉据土德，土数五，故用五，谓印文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诸卿及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足之”，即其证也。第三时期印有称记或朱记者，犹今时之称钤印也。以其朱色，故又称朱记也。第四时期方者称印，长方者称关防。大抵因事添设之官或临时差遣者，则发关防。其卑微之官，印不由朝廷颁发者，则称钤记或戳记。以上皆为官印，名称皆见于印文。但自第二时期以后，印仍为普通称谓也。至私印又或称为图书或图章，盖宋代以后，用于收藏图书者，其文即曰某某之图书。一般人不明此原因，以为图书即私印之代名词，沿习成风，是犹用之章奏者即称为章也。图章二字，则又以图书与印章凑合而成者也。总之，在第三时期中，必有人误会印为官印之专称，私人不敢僭越，遂别造一名词以称私印耳。

二、形制　第一、第二时期之印，既以封简牍，又应系绶佩之于身，故尺寸只限于方寸，而其上必有钮，钮中有孔，用以贯绶。印之本身，高不过二分左右，连钮计之亦不过半寸余。官印面积多为方寸，第一时期官印亦有小于方寸者，至秦始整齐画一而一律为方寸。但亦有长方者，恰当方寸印之半，其名谓之“半通”，或“半章”。扬子《法言》十二曰，“五两之纶，半通之铜”。仲长统《昌言·损益篇》曰，“身无半通青纶之命”。李贤注引《十三州志》曰，“有秩啬夫得假半章印”。今封泥中常见此等印文，多为乡官，盖卑微之职所用也。私印最大者亦不过方寸，而普通尺寸约当官印十之六七。第一时期私印较小，约三四分，甚有小至二分者。且形式复杂，甚多例外。第二时期虽较画一，但普通形式之外，尚有子母印及穿带印。以小印函于大印之内，谓之子母印。无纽而两面刻字，中有扁孔以穿革带者，谓之穿带印。大抵母印刻姓名，子印刻姓字，穿带印则姓名姓字分刻两面，或两面皆名而一面名上著臣字而不著姓。第三时期之印，方二寸余，尊卑一律，已如上述，但严格言之，并不正方，纵盖略嬴于横。印大则不能佩，故隋唐虽有金紫、银青（金银指印，紫青指绶）之官号，事实上已非指所佩印绶而言。印钮之制，亦与第一、二时期不同（详后）。第四时期之印或关防等，皆细字宽边，大小随官阶而异，其钮略同于第三时期。

三、钮式　卫宏《汉旧仪》述印钮之制甚详，伹只有橐驼、龟钮、鼻钮三种。今所见有文饰者，橐驼、龟钮之外，尚有其他动物如鹿钮、蛇钮等。无文饰者，除鼻钮之外，尚有坛钮、瓦钮、覆斗钮、橛钮等。坛者，祭祀之坛也，天坛、地坛、社稷坛等，筑土为之，分为阶层，上层小而下层大。印钮之形象之，故称坛钮，其形如坛。瓦钮者，形状如覆瓦。覆斗者，形如覆斗。鼻钮者，形如鼻，略如瓦钮而较小。橛钮者，形上设扁柄，可以两指夹之。第一时期印式虽繁，但钮形尚不复杂，多为坛钮。其余皆属第二时期。惟橛钮为第三时期所专有，因其时印大，又无佩绶作用，故适用橛钮也。然第一时期有狭长之印，亦皆用橛钮，他种印未之见也。第四时期之印更大而重，橛钮尚嫌太小，故又加长其柄，改扁为圆，以便把握。所以俗语称服官为“抓印把子”也。私印多为鼻钮，亦有用龟钮者，则为有官阶而合于定制者，非平民之制也。

四、文字与章法　许慎《说文解字》序曰：“诸侯力政，不统于王……分为七国……言语异声，文字异形。”今所见第一时期之玺，文字诡奇，多不易识，与战国时其他文字如钱币及铜器、陶器、兵器之字皆自相似，且可相通。从前搜集古印之人因其不易识，往往摒而不录，故早期之印谱鲜见第一时期之印。潘氏《看篆楼印谱》已见收录，盖其时阮元等正搜集古器，研究金文。至晚清咸丰、同治之时，研究金文之风气大开，陶器古玺文字亦大事搜集，故晚出之印谱多有古玺。但一般人称为秦印，其实非尽秦国之物。第二时期之文字，字体在篆隶之间，即《说文序》所谓摹印或缪篆也。就文字以分时代，大体亦不难辨别。大抵秦与西汉字体最正，后汉、魏、晋文字，则不尽合于六书，故马援有正郡国印章之议。南北朝小学不讲，楷书尚多别体，何况篆书？故印文离奇，不能绳以六书者，皆南北朝之物也。第三、第四时期之文字，有屈曲盘回，使笔画填满以求匀称者，谓之九叠文，仅官印中有之耳。其文字排列之法，第一、第二时期大抵分作两行。汉太初印尚五字，则分作三行，末行往往一字，如□□将军章、偏将军印章等，章字必独占一行，虽“□□□千人”人字笔画较少，亦为一行。“蛮夷”印字多者亦分作三行。私印姓名两字或三字者，必作两行，复姓双名两字占一行（第二时期后期，双名多有分行写者），其双名而有印字者，姓与印字为一行，双名独占一行，盖回文读也。亦有姓名二字之外，加之印、私印、信印、印信等字者。第一时期之三字姓名有并列者，复姓之下往往著二小画以识之。第三、四时期私印，大致与第二时期同。

五、材质与刻铸　印之材质，第一时期最为复杂。卫宏《汉旧仪》曰：“秦以前民皆佩绶，以金、玉、银、铜、犀、象为方寸玺，各服所好。”今所流传之先秦官私玺，确如卫说，但仍以铜质为多。第二时期者，据卫宏所载，铜质之外，有金银二种。诸侯王、列侯、飞丞相、大将军、御史大夫、匈奴单于皆金印，御史二千石银印，余皆铜质。以今所见实物证之，亦不尽符合。大抵铜质涂金涂银，即称金印银印，其以金银铸者，千百中之一耳。此时期之私印，铜之外亦有用玉者，其他材质，则不多见也。第三、四时期官印用铜，私印初亦用铜，自元王冕用花乳石刻私印，于是第四时期私印遂盛行用石矣。铜印多拨蜡所铸，文字亦同时铸成，亦有出自镌刻者。然武职皆临时封拜，则就铸成之印，凿刻官名以授与之，昔人谓之凿文。刻文先书而后刻，简有笔意可寻，凿文成于仓卒，多不先书，即书亦极草率，故多倾斜之势，此刻与凿之别也。玉印有琢者，有刻者，犀角象牙，则皆刻文矣。

六、阴阳文之别　顾大韶《炳烛斋随笔》曰：“凡物之凸起者谓之牡，谓之阳，凹陷者谓之牝，谓之阴。惟今之言章者，则以凹陷者为阳文，凸起者为阴文，盖古来之传说固然。古人之印章以印泥，故凸起处其印文反凹，而凹陷处其印文反凸，盖从其所印言之，非从其所刻言之也。”其言甚是。可见明代之称阴阳文，正与所刻相反，尚是古来传说。今则一般人只就所刻之阴阳称之，不知古说矣。自今以后，不复有封泥之制，吾人为免于混淆起见，不妨就纸上之颜色区别，称为朱文白文，较为明显易解。第一时期之印，朱文白文皆有之，惟官印白多于朱，私印则朱多于白。第二时期官印尽为白文，私印虽亦多白文，但间有朱文者，亦有一印之中朱白相间者。第三、第四时期官印尽属朱文，私印则不拘朱白。其用于图书者则多用朱文，以其不掩字也。

七、施用之方法　第一、第二时期，印以封检，其法已见上述。《汉旧仪》称天子六玺皆以武都紫泥封。《东观记》谓邓训好以青泥封书，其故吏举国过赵国易阳，载青泥一补遗之。《续汉书·百官志》载守宫令所主有封泥，皆指封书之泥。其实即是地下之黏土，或更加以胶质，亦未可知。武都易阳所产，或尤为适用也。平时搓作小团，临用时以水湿透，黏于检上，以印钤之，印文即现于泥上。《后汉书·隗嚣传》言王元说嚣，请以一丸泥东封函谷关，言封函谷关如封书之易耳。余曾见一铜印，文曰“双弟印”，印面三字，分作三层，不可印纸，此正用以封泥者也。以前一般人未见封泥，不明此制。自晚清时始有发见，简牍已朽而泥独存，当时人尚有疑为铸印之土范者。吴式芬陈介祺始著《封泥考略》，余亦曾就北京大学所藏，编为《封泥存真》（商务印书馆出版）。十余年前，西北科学考查察在宁夏额济纳河附近发见两汉木简，简有封泥附著简上者，更可互相印证。至第三时期，以纸代简，泥不适用，乃改用水调朱，涂于印面以印于纸上，故又称水印。亦有用蜜调朱者，又谓之蜜印。所以必用红色之故，当缘字以墨书，红色盖于其上，不至掩字。涂朱总难匀称，故印文常有粗细。至第三时期中，始改用油艾调治，因古有封泥之名，即称为印泥，亦称印色。

古印之沿革变迁既已明了，方可进而言刻印。

近数十年来，刻印家往往祗讲刀法。能知用刀，即自以为尽刻印之能事。不知印之所以为印，重在印文。一印之中，少或二三字，多或十余字，字体之抉择，行欵之分配，章法之布置，在未写出以前，先得成竹于胸中，然后落墨奏刀，乃不失为理想中之印。周亮工《因树屋书影》曰：“古人如颜鲁公辈，自书碑，间自镌之，故神采不失。今之能为书，多不能自镌。自书自镌者，独印章一道耳。然其人多不善书，落墨已误，安望其佳？予在江南，见其人能行楷，能篆籀者，所为印多妙，不能者类不可观。执此求之，百不一爽也。”周曾选辑明以来诸家刻印为《赖古堂印谱》，去取至为精审。又作《印人传》，深知各作家之工力，故所言确有心得，非泛泛批评语也。盖刀法者，所以传其所书之文，使其神采不失。唐李邕书碑，多书黄仙鹤、伏灵芝、元省己刻、昔人有谓为邕之托名者。要之，书家恐俗家不谙笔法，不能传神耳。印之与碑，其理正同。且其设计之难，有甚于碑者，故必自书自镌，而后能踌躇满志。若徒逞刀法，不讲书法，其不自知者，非陋即妄。知而故作狡狯者，是为欺人也。往见一刻印家，摹拟近代人书画，亦有似处。至于刻印，则不知六书为何物。案头置《增篆康熙字典》一部，翻阅几烂，而印文仍多谬误。徒恃其运斤之力，以攻方寸之石，创拔弩张，狰狞可怖、毫无美感可言。彼则沾沾自喜曰，“此汉凿印之遗法也”，一何可笑至此。此盖代表陋而妄者也。汉印中之凿印，有刀法而无笔法，有横竖而无转折，为当时之“急就章”。作者偶一效之，原无不可，不能专以此名家也。

刻印古无专书，有之，自元吾丘衍《学古编》始。编首列《三十五举》，前半只言写篆书，后半始言刻印。次列《合用文集品目》，亦皆言篆书之取材；且第七、八两则，兼及隶书。可见刻印必自写篆隶始，吾丘氏固未常专授人以刀法也。刀法为一种技术，今谓之手艺。习之数月，可臻娴熟。研究篆体，学习篆书，则关于学术，古谓之小学，今谓之文字学，穷年累月，不能尽其奥藏，其难易岂可同日语哉？此所以刻印为研究文字学者之余事，不必成为专家，北海鲁公何尝以刻碑名耶？篆印等于书碑，自书自镌者固佳，即或不然，使熟谙我之篆法者镌之，亦无不可。杨沂孙善篆书，而不闻能刻印。余尝见一印，沂孙篆而他人刻之，是即等于沂孙所作主印也。《学古编》之后；有桂馥之《续三十五举》，聚前人之说，而略举己意，以补其阙，较吾丘之书尤为完备。后又有姚晏之《再续三十五举》，黄子高之《续三十五举》，于写篆刻印之法，各有发挥，几无剩义。学者于此数书留心研究，庶几不入岐途矣。

《说文解字》为研究文字学者唯一必读之书，即研究甲骨文金文，亦舍此别无途径。许氏于小学废绝之际，愤“巧说邪辞”之“变乱常行”，乃遵修旧文而作此书，厥功伟矣。但其时隶书盛行已久，其中积非成是，相沿不觉者，仍所不免。幸今日古器日出不穷，足资订正者亦复不少。如有字从月，非字旁画上出而下垂，皆与金文不合。盖有当从肉，非当作。许氏次非于飞下，而曰“从飞下翅”，是明当作非，为传写者摹误。况汉碑中隶书犹如此作，绝无似今楷书者，可证也。惟有字次于月下，而“从月又声”、则不得不谓为许氏之误也。学问所以求真，既明其非，则当从其是，不必如汉学家之笃守师说也。《说文》未收之字，见于汉印者正复不少。盖摹印、缪篆，本自为体，其体在篆隶之间。隶书所有之字，皆可入印。周亮工曰：“刘为汉姓，六书中竟无刘字。仆名亮，每为仆作印者多作谅，予甚以为不然。若刘，若亮，安得谓之俗字？”其言甚是。但亦有普通之字，《说文》遗漏而见于金石文字者，如铭字见汉碑额，又见于羌钟，免字见《三体石经》，又见免簠、免簋等器。知许氏所遗者当不少也。此外又有本为俗字，若易以正字，反为不合者，如佘姓本为余姓所改，余字本有二音，从佘之荼入虞韵，读如涂，入麻韵者则读为池牙切，而减其一画。余字本有蛇音，后与余氏区分，则改其字为从入从示。今汉印中从余之徐，即有写作入下未者。又闫本阎姓，后亦分立，因改省写之闫，以示区别。又如昶字、杰字为名字中习见之字，昶字从日从永，为会意字，杰字从木从火，不知何以读为杰。凡此等字，皆应名从主人，依隶楷所从偏旁，而以缪篆之体写之。但以之写作小篆或古文，终嫌未安。往见吴昌硕刻印有一字，系仿先秦古弥者，其字则采自礼器碑碑侧。汉隶从虍之字往往书作，与雨头无别，在汉印中常见。此又变作田，成为皿上二田，则为别体。若为好奇而写作缪篆，尚无不可。今吴氏写作古文，则不无好奇之过。尤可笑者，乐山城内有一人家，榜其门曰某庐，亦效其体书之，则为贻误后学矣。学者可不慎诸？

文字之取材，吾丘氏于《学古编》中列《合用文集品目》，分为八则。在今日视之，已多不适用。盖材料日出不穷，如积薪之后来居上。况印刷之术今胜于古，尤不可同日而语。新出材料当经常参考、临写，并宜多读古玺印谱。但此类谱录，流传较稀，其原因为制谱不易，作谱者每次所钤拓，多或数十部，少或数部，较之金文拓本尤难搜集。无已，则求其采录最富而曾经影印者，则有商务印书馆出版之《十钟山房印举》。是书为潍县陈介祺所辑，选择既精，搜罗又富，当时号为《万印楼印谱》。钤拓虽多，亦祗百部。讫其身后，犹未装订。二十年前，始由陈氏后人装成传布，商务印书馆取以影印。印谱之中，此为集大成者矣。手此一编，无烦他求。惟其中皆第二时期之印，先秦古玺，尚付如。苟欲上窥第一时期之制作，非于晚出诸谱中求之不可。但购求不易，又不免望洋兴叹。有正书局曾印行《匋斋藏印》共四集，为刘鹗遗物后归端方者。此书编次芜杂，前后复出者甚多。钤拓既不精，印刷亦复窳劣。中收古玺为数不多，尚可窥见一斑。此外与印谱相辅而行者，则有封泥拓本。有影印本传世者，则有吴式芬陈介祺之《封泥考略》，王国维等之《齐鲁封泥集存》，周明泰之《续封泥考略》《再续封泥考略》及余所辑之《封泥存真》。此类封泥，印文多属西汉，字体章法，尤足取法也。

明以来刻印家，周亮工《印人传》及叶铭《续印人传》言之详矣。然其沿革变迁，亦有其历史因果。当宋元之际，印章壹以新奇相矜，鼎彝壶爵之制，迁就对偶之文，水月、木石、花鸟之象，盖不遗余巧也（赵孟《印史序》语）。赵孟遂剏为圆朱文，文字一以小篆为宗，一洗新奇纤巧俗恶之弊。至明文氏父子（文征明、文彭），刻印卓然成家，与书画并立于艺术之林，成为文人治学之余事。文征明作品不多，文彭则作品虽多，而流传亦少。今之赝品充斥，等于宋徽宗之画鹰，赵孟之画马，千百中不能见一真迹。所可得见者，惟其本人书画之押尾印耳（书画亦多赝品）。其后何震梁千秋等皆宗文氏，世称文何。直至清初，流风未泯。其中惟程邃崛起于文何之后，而稍变其法。黄易称文何为南宗，程邃为北宗，盖有故也。自丁敬出而独树一帜，由元明以上溯秦汉，集印学之大成，遂成浙派。黄易、蒋仁、奚冈、陈鸿寿、陈豫钟、赵之琛等，皆其最著者，但亦各得其一体。邓石如善各体书，其作篆用汉碑额法，因以碑额入印，又别开蹊境，是为皖派，继之者则有吴让之。于是有目浙派为南宗，而皖派为北宗者矣。赵之谦汇合浙皖二派而自成一家，并镕冶钱币、诏版、镜铭及碑版之文以入印，故能奇趣横生，不为汉印所囿，此其所长也。其后研究古文字学者如陈介祺、潘祖荫、吴大澂等，访求先秦遗文，不遗余力，鼎彝之外，兼及兵器、陶器、古玺之属。于是玺文乃大出，与六国钱币、兵器、陶器之文，多可相通。吴昌硕曾入吴大澂幕，又与杨沂孙同时。杨写小篆，大澂写金文，而昌硕写石鼓文。其时明安国所藏宋拓石鼓十本未出，号称宋拓者，只有天一阁范氏藏本，而又久佚，所传惟阮元及张燕昌之复刻本耳。吴氏又惑于赵宦光草篆之说，思欲以偏师制胜，虽写石鼓而与石鼓不似。吾友某君尝调之曰：“君所写者，乃实行写石鼓文耳。”吴氏亦笑而自承。其刻印亦取偏师，正如其字。且于刻成之后，椎凿边缘，以残破为古拙。程瑶田曰：“今之业是者，务趋于工致以媚人。或以为非，则又矫枉而过正。自以为秦汉铸凿之遗，而不知其所遵守者，乃土花侵蚀坏烂之剩余。岂知藐姑射之神人，固肌肤若冰雪、绰约如处子者乎？”可见貌为古拙，自昔已然，不自吴氏始也。独怪吴氏之后，作印者什九皆效其体，甚至学校亦以之教授生徒，一若非残破则不古，且不得谓之印者，是亟宜纠正者也。

兹为之结论曰：印章既为古制，又为凭信之物，所用文字，又为废止二千年之篆书，则作一印宜如何慎重，岂可标新立异，率尔操觚？况收藏印多用于古书籍及书画，尤不可以恶劣之印污损名迹。此责应由刻印家负之，固无疑也。故刻印家有其应具备之道德，有其应充实之学识，亦有其应遵守之规律在。一、篆文须字字有来历，不可乡壁虚造不可知之书，圆朱文尤以此为重要之条件。惟人名、地名，遇后起字为《说文》所无者，宜以缪篆写之，所谓名从主人也。二、近来古玺日多，用印及刻印者，多喜仿效，宜视其文字恰合者应之。否则宁拒其请求，免贻不识字之讥。三、刀以传其所书之文，故印章首重篆文，次重刀法，不可徒逞刀法，而转失笔意。刻印家苟能遵守此简单规律，则道德学识自寓于其中。而非陋即妄之弊，狡狯欺人之风，或多少可以矫正之欤？

【注释】

[1]编者案：此文载《说文月刊》四卷合列本（一九四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