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戟之研究

《考工记》：“冶氏为戈：广二寸，内倍之，胡三之，援四之，倨句外博重三锊。戟：广寸有半寸，内三之，胡四之，援五之，倨句中矩与刺重三锊。”郑玄注云：“戈，今句孑戟也，或谓之鸡鸣，或谓之拥颈。内，谓胡以内接柲者也，长四寸；胡六寸；援八寸。郑司农云：‘援，直刃也。胡，其孑。’戟，今三锋戟也。内长四寸半；胡长六寸；援长七寸半。三锋者，胡直中矩，言正方也。郑司农云：“刺，谓援也。”玄谓刺者，著柲直前如镈者也，戟胡横贯之。胡中矩，则援之外句磬折与？”郑氏以勾孑戟释戈，以三锋戟释戟。句孑戟、三锋戟以及鸡鸣、拥颈之属皆汉制，汉虽有戈戟之名，已变其形制。东汉画像中所图兵器，直刃如矛而旁有歧枝者，殆即郑氏所谓勾孑戟欤？故聂崇义《三礼图集注》所图戈戟之形，与《郑注》差合而与《记》文迥异也。宋黄伯思《东观余论》（卷上）有《铜戈辨》一篇，辨戈为击兵，可句可啄，而非用以刺，是以衡而弗从。并辩明援胡内之名曰：“两旁有刃横置而末锐若剑锋者，所谓援也。援之下如磬折、稍刓而渐直、若牛颈之垂胡者，所谓胡也。胡之旁有可接柲之迹者，所谓内也。”自此以后，记文与实物得以互相印证，始悟郑说之失。然经学家笃守郑说，对黄氏此文犹不甚重视。自清程瑶田著《考工创物小记》，以古器物研究《记》文，取黄氏之说反复引申，可谓毫无剩义。又据所见之戈之内未有刃者，定名为戟，谓冶氏言戈戟皆有援有胡有内，所不同者戟有刺而戈无之，此内末之刃即所谓刺也。此说一出，而冶氏之文乃可通，而郑氏之说遂完全推翻矣。

程氏考证虽多凭实物，而于造柲之法则出于想象。故于戈戟全体之形制，大致虽不误，而尚多未尽之处。今幸实物出土日多，有可以为程氏作佐证者，有可以订正程氏者，为申述之如下。

程氏读内如“出内朕命”之内，谓其著柲处不用直戴而用横内，故内以此得名。造柲之法，于柲端为凿，而以薄铜一片之内横内于其凿中，则援横出于柲前，内末横出于柲后，而胡贴柲以下垂。程氏之所以为此说者：（一）以戈戟为句兵，又谓之击兵。《考工记》庐人职分兵为句兵刺兵两种。刺兵为直伤，其刃当直。句兵为横击，其刃当横。故取黄伯思之说以纠正二郑直刃之失。（二）兵器著柲者，如斧，如矛等，皆有銎可以受柲。此独为薄铜一片，不可以冒柲。故知其著柲之法，当于木柲上为凿而以内入之。（三）以胡之贴柲处有阑，阑之外复有广一二分之薄铜，上当内而下垂，如胡之修而加长。故知木柲容内之凿之下，应刻一线以陷此广一二分之薄铜。（四）以胡上有三孔，内上有一孔。故知著柲之后，应就孔中贯物并其柲缚之。程氏之说，稽之经文，考之实物，殆无一不合。然未得实证，犹不足以折服郑氏之信徒。今得之矣，虽郑氏复生，亦百口不能自为辩护矣。洛阳近出一残戈，其援与胡皆已折而其内独完。胡之上一孔折存其半，内之上无孔。朽余之柲尚附著于内上，木理杂铜锈中亦化绿色。内广三厘米，当周尺之一寸三分，木柲之广亦如之，前接于阑而后及于内之半。其木理与胡平行，植之则援与胡皆横矣。此可为程氏作佐证者也。

作柲之事，掌于庐人。程氏虽有《庐法无弹无蜎说》，而于《造戈柲记》中未取庐人之文参证，故所造之柲犹未尽合。按《记》文：“庐人为庐器：戈柲六尺有六寸，殳长寻有四尺，车戟常，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寻。凡兵：句兵欲无弹，刺兵欲无蜎。是故句兵椑，刺兵搏。”郑注云：“句兵，戈戟属。刺兵，矛属。郑司农云：‘弹，谓掉也。蜎，谓挠也。’玄谓蜎亦掉也，谓若井中虫蜎之蜎。齐人谓柯斧柄为椑，则椑，隋（同椭）圜也。抟，圜也。”若然，则戈戟之柲宜为椭圆。而程氏所造者为正圆，故知其未参照庐人之文也。以余所知，戈戟之柲虽为椭圆，而前后（援为前，内为后。下仿此）有丰杀之别。当后者丰，当前者杀。换言之，则椭圆者扁圆，戈戟之柲，前当较后为尤扁也。何以知其两面有丰杀？以其镦知之也。《曲礼》曰：“进戈者前其，后其刃。进矛戟者前其镦。”《注》曰：“锐底曰，平底曰镦。”今出土锐底平底之铜管，凡属其口椭圆者，一面必较圆，一面必较扁。镦者，所以施于戈戟之下，冒于木柲者也。以是知木柲虽为椭圆，而两面有丰杀之别也。何以知当后者丰，当前者杀？以戈戟之两翼知之也。有一种之戈，援与内之本，两面各有一树叶形之铜片，起于贴柲之阑，而卷向于后。中隔一内，如两翼然。若入内于柲，则两翼回抱柲上。测其两翼之距离，仅能容椭圆之柲。若以一面较圆、一面较扁之镦拟之，则其本亦仅能容较扁之一面，以是知木柲之椭圆，当前者必杀也。此参证《记》文与实物可以确定者也。至于木柲两端之形，及其缠缚之制，程氏所图，略而不详。然求之于象形文字，未始不能得其真也。彝器中之等形，皆象形戈字。其柲之上端无不曲而向后者。甲骨刻辞中从戈之字多作，犹存曲首之形。是知柲之上端不与援齐，必高出于援而向后折也。柲之下端有或镦，既由《曲礼》征之矣。镦之著柲，当缚绳或施丁以固之。戈字之下作如巾字者，谓以革或绳缚镦之柲末，而以其余系垂之于左右也。巾为佩巾，亦下垂之象也（凡皆象下垂，非谓戈之字从巾也）。内之末或有者，戈戟之著于柲，亦以革或绳缠缚之，其余系亦由内之孔下垂如镦也。此可由象形文字得其形制者也。此皆可以订正程氏者也。

今试造一柲，长周尺六尺有六寸。周尺有二种：一以十寸为尺，一以八寸为尺，此用十寸尺计之。所以知为当用十寸尺者，以周尺八寸谓之咫，八尺谓之寻，倍寻谓之常。庐人职于殳，于车戟，于酋矛，于夷矛，皆以寻或常计之。寻有四尺者，十寸尺之丈二尺也。则所谓尺者，皆指十寸尺言之也。余据《隋书·律历志》之文，以刘歆铜斛定周尺，每尺当〇·二三一米。则六尺六寸者，当一·五二四六米矣。戈为六尺六寸，戟亦当为六尺六寸。庐人所谓车戟者，为戟之一种，为建于车上之长兵，故长丈有六尺。若普通之戟，当与戈等长。《晏子春秋》（《杂上》），“戟钩其颈，剑承其心”，其非丈六尺之长兵可知。是言戈即可以包戟，故知戈戟皆长六尺有六寸也。以六尺六寸之柲椭圆之，广如戈内之广，曲其上端以向后。其椭圆之度前后有丰杀，扁其前而圆其后。又于曲首之下为凿以容内，于凿之前面刻一线以容阑外之薄铜。柲凿之外刻斜线四道，交互于其前后，以陷缠缚之绳，如简牍封缄之式，而柲成矣。其装置之法，则以戈或戟之内横入于柲中，内末露出于柲后者约二分之一，然后以绳缠之，由下而上，最后乃由上端之第一孔以及于内上之孔，垂其余系于内末，或更以布帛系之。盖古之兵器，往往系于布帛，汉画像中，刀环之下有物下垂，其证也。此种风习，至今犹存。证以彝器中之字而益信矣。柲之下端，以或镦冒之。之近口处两面皆有孔，柲之末当亦凿一孔洞穿之，以绳贯而缚之，垂其余系于左右，更以布帛系之，而戈戟成矣。

庐人职又曰：“（，，古今字）兵同强，举围欲细，细则校。刺兵同强，举围欲重，重欲傅人，傅人则密。是故侵之。”郑玄注云，“举，谓手所操”。盖镦之上，手所操者曰举。兵之举围欲细，刺兵之举围欲重。重即大也，体大则量重矣。句兵向后挽之，力在前，故举围不必重。刺兵向前推之，力在后，故举围欲重也。然所谓细者，非谓特小其操手之处也，因戈戟之柲之围已细无可细矣。特以刺兵之举围须加大加重，对举成文，故言欲细也。柲首向后及柲体之椭圆而杀其前，亦有故欤？曰，有之。戈戟横安，援长而内短，柲又著于内上，则其重心恒偏于前，用之之时，必有转掉之弊。曲其首以向后，则其重不偏，即《记》文所谓“无弹”也。柲体椭圆而杀其前者，于重心亦不无关系。且两面等圆，则往往有误后为前之弊。今使前杀而后丰，则执之者只凭触觉，即可知锋刃之所向矣。此皆证之于事实及理论而无不可通者也。虽然，以程氏之精细，尚有未尽之处，以余之陋，何敢妄议前贤。兹篇之所述，徒以资料所出者更多，可以补充程氏之说。焉知他日所出之资料不足以订正此说耶？是所望于世之博洽君子也。

编者案：此文原载《燕京学报》五期（一九二九年六月），又载日本《考古论丛》第二册（一九三〇年）。

又案遗稿此文有跋云：“此与程瑶田最初所拟戟图，完全符合。后程氏以所见实物无此形制，乃舍其初说，而以内末有刃者为戟。余曩著《戈戟之研究》，从程氏后说而引申之。近郭沫若先生著《说戟》，根据《考工记》与刺之文驳程氏后说，而取其前说，以为著刺于戈柲之端者为戟，柲朽而刺与戈离而为二，致考古者不得见全戟之形。其说既合于事理，又求之与刺之文而可通，可谓读书得其间矣，余读其文而证之以余所得一戈一矛而益信。盖戈矛皆洛阳同时同地所出，戈之援胡内长于常戈约四之一，而其广仅当常戈三之一，内末且有刃，其矛之长倍于常矛，而广杀之。余初以为戈矛同时所作，故其制相同。今证以郭氏之说，是殆失去其柲之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