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鼓为秦刻石考[1]

石鼓为秦刻石考 ^[1]

一九二九年春，西湖博览会以征集北平历史文化物品见属。余以古刻石之制，与后世之碑截然不同。石鼓为吾国石刻中之最古者，为刻石，为碣，而自唐宋以来多称之曰石鼓，名之不正也久矣，因就原物摄影十帧，寄陈会中，以表章刻石或碣之形制。翌年，余南旋，朋好中多索取影片，苦无以应之。会故宫印刷所正试验凹版之印刷，主其事者怂恿以影片制版，因一律缩成原形约十五分之四。又以石为圆形，有阴阳向背，虑文字之不能清晰也，更以最近之拓本附于其后，俾后之览者，知今日存字之确数也。阅半年功成，并以旧作《石鼓为秦刻石考》编于简端。时一九三一年十月，马衡识于北平寓庐之凡将斋。

石鼓在隋以前，未见著录。出土之时，当在唐初^[2]。其名初不甚著，自韦应物韩愈作《石鼓歌》以表章之，而后始大显于世。其地为天兴县（今凤翔）南二十里许，郑余庆迁于凤翔府（今凤翔）夫子庙。经五代之乱，又复失散，宋司马池复辇置府学之门庑下。大观中，自凤翔迁于东京（今开封）辟雍，后入保和殿。金人破宋，辇归燕京（今北京），今在故国子监。其字体为籀文，其文体为诗，其数凡十。司马池移置时亡其一，皇祐四年向传师求得之。入汴以后，以金填其文，示不复拓；入燕以后，又剔去其金。经此数厄，文字之残损者更多；十鼓虽具，而第八鼓已无字矣。

其刻石之时代，唐以来人所考订者，恒多异词：有以为周宣王时者，唐张怀瓘、窦泉、韩愈也；有以为周文王之鼓，至宣王时刻诗者，唐韦应物也；有以为周成王时者，宋董逌、程大昌也；有以为秦者，宋郑樵也；有以为宇文周者，金马定国也。（尚有考为汉刻者，如清武亿据《古文苑》释文“六马”之文，以为汉制天子驾六。其实第四鼓文作“趍趍□马”，乃趍之误，“马”上一字今阙；虽薛尚功所释“趍趍六马”亦有六字，然天一阁宋拓本所存残画与“六”字，决不相类。又有认为元魏世祖时刻者，如清俞正爕据李彪《表》有“礼田岐阳先皇之义”语，以为太平真君七年西征盖吴时物。此等标新立异之说，尤不足取。）众说虽极纠纷，而要之不过三说：一、宗周，二、秦，三、后周。三说之中，以主第一说者为多，尤以宣王之说为最盛；清高宗又从而表扬之，其说乃定于一尊而无复异议。其次则第三说差有势力，清万斯同庄述祖等尤力主之；逮乾隆末年以后，其说始渐息。至第二说，则郑樵之外惟巩丰一人，余无闻焉。今就此三说以絜其短长，评其得失。

主后周之说者，以西魏文帝大统十一年尝西狩岐阳，见于《后周书·文帝纪》，遂以此鼓所纪狩猎之事当之。又以宇文泰患文章浮靡，命苏绰作《大诰》，多用《尚书》成语，当时文人悉效其体，遂疑鼓文出苏绰辈之手。然文体字体之流变，随时随地而转移；依托放古之事，其术纵工，其迹终不可掩。试以魏《三体石经》之所谓古文、篆文者较周金文秦刻石，其异同之点不难立辨。汉魏去古未远，仿效犹且失真，而谓后此三百年之宇文泰能之乎？藉曰能之，何见存西魏北周时刻石，又无一放古之作如此鼓者乎？（俞正爕既主元魏世祖时物，姚大荣复以崔浩实之，其失与此同。）其所举之证据，多属远不相涉之事实，昔贤如朱彝尊王昶辈已有驳正之者，兹不再辩。

主宗周之说者三：一、文工作鼓，宣王刻诗；二、成王；三、宣王。谓韦应物以为文王之鼓，宣王刻诗者，其说惟见于欧阳修《集古录》；今本《韦苏州集》中《石鼓歌》，无周文王之语，而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引韦诗，则作“周文大猎兮岐之阳”，与欧阳之说同。然玩其全章之义，实指宣王，疑二公皆为板本所误，韦氏盖无是说。谓为成王者，以宣王搜于岐阳，于经史无征，而成王之搜于岐阳，则见于《左氏传》（昭四年），因以此鼓属之成王。其后虽较后周为近理，而文字实不似周初。谓为宣王者，以其字类小篆而较繁复、类宗周彝器之文而较整齐，因目之为籀文；又以籀文为宣王太史籀所作，遂以此鼓属之宣王，而定为史籀书。其所持理由，所引证据，皆较正当，故持是说者亦占优胜。然余窃疑者，籀文是否为书体之名？“史籀”是否为人名？近人王静安著《史籀篇叙录》，以为“《史籀》十五篇，古之字书，后人取句首‘史籀’二字以名其篇，非著书者之名；其书独行于秦，非宗周时之书”。若然，则此类于《史籀篇》之鼓文，其以为宣王时作者，不宜根本推翻乎？

主秦之说者，以其文有合乎秦器之文，遂以为周室东迁后，秦有岐西时所作。此说自郑樵发之。樵著《石鼓文考》三卷，当必考之甚详，惜未之见。据《宝刻丛编》载其《石鼓音序》有云：“此十篇皆是秦篆，以也为殹，见于秦斤；以丞为㞼，见于秦权。”又云：“其文有曰嗣王，有曰天子；天子可谓帝，亦可谓王，故知此则惠文之后、始皇之前所作。”巩丰则以为献公之前、襄公之后所作^[3]。持此说者，仅据器物遗文以立言，不能旁征博引，出入传记，宜此不为世所重。盖先儒考证之学，往往笃信载籍而忽于实物，其结果，宁信附会肊说之《三礼图》，而于山川所出鼎彝，反以为不足据。真伪莫辨，结习然也。清乾、嘉以后，考证之学突过前人，载籍之外虽亦颇资实验，而此鼓已经帝王审定，又孰敢从而非议之？近人震钧始疑其不类周文，从郑之说定为秦文公东猎时所作；并重订次序，更为集注。近人亦有取郑说者，其论与震钧略同。

窃以为三说之中，以主秦者为最允当。请就郑氏之说而申辨之。

一、文字之流变可得而推寻也。古今文字之不同，有渐变，无改造。近人康有为谓“古无籀、篆、隶之名，但谓之文”是也。世之论文字之源流者，咸以为由古而籀，由籀而篆，由篆而隶，皆有创作改造之者；其说大谬。盖文字之兴，孳乳浸多，随时随地而变，无主名，无形迹，于此而欲强为限断，定其名称，无是理也。《说文》之正文九千三百余，皆当世所流行者，只谓之文，只谓之字；其有标出古文、籀文者，谓《古文经》《史籀篇》中有此异体，非即指为书体也；《叙》所谓“今叙篆文合以古籀”者，皆指正文九千余而言也。^[4]《史籀篇》者，字书之祖。或谓“其书取当世用字编纂章句，以便习诵”，盖古字书之通例也。逮秦并兼天下，李斯等复刺取其字以作《仓颉》等篇，^[5]乃整理旧文，有所去取，改编字书，非谓于《史籀篇》外又改造字体也。王静安以为“其书秦人作之以教学童者。其后秦人作字书，乃独取其文字，用其体例，亦《史篇》独行于秦之一证”。其说是也。今以秦刻遗文，校《说文》之所谓籀文，多有合者。知其《史籀篇》之遗字，为《仓颉》等篇所未收，而犹存于秦刻者也。然则文字之类小篆而较繁复，似宗周彝器之文而较整齐者，为未同一以前之秦文，亦即《史籀篇》之文，可断言也。

二、秦刻遗文可得而互证也。郑氏所举者，曰秦斤，曰秦权，皆始皇二世诏书之文，犹不足以证石鼓。余之所举者，自秦霸西戎时起至二世元年止，凡得十二种：一曰盄和钟，二曰秦公敦，皆为缪公时作；^[6]三曰重泉量，为孝公十八年作；^[7]四曰《诅楚文》，为惠文王时作；^[8]五曰吕不韦戈，为始皇五年作；^[9]六曰新郪虎符，为始皇二十二年灭魏后所作；^[10]七曰阳陵虎符；为始皇称帝后所作；^[11]八曰权量等诏书，为始皇二十六年及二世元年所作；^[12]九曰峄山刻石，十曰泰山刻石，十一曰琅玡台刻石，十二曰会稽刻石，皆始皇二十八年以后至二世元年所作。^[13]前七种在文字未同一以前，后五种在既同一以后。其与石鼓相同之文字，则见于盄和钟者十七，^[14]见于秦公敦者十四，^[15]见于重泉量者三，^[16]见于《诅楚文》者二十九，^[17]见于吕不韦戈者三，^[18]见于新郪虎符者十，^[19]见于阳陵虎符者四，^[20]见于权量等诏书者十五，^[21]见于峄山刻石者二十四，^[22]见于泰山刻石者八，^[23]见于琅玡台刻石者十二，^[24]见于会稽刻石者十七，^[25]皆就其体势结构之完全相同者言之；若偏旁互见而彼此相同者，尚不一而足。^[26]此可由文字之形体，证鼓文为秦文者也。鼓文殹字两见，一曰“殹沔沔”，一曰“殹洎洎”；郑氏据秦斤以为即也字。今按薛尚功《钟鼎款识》有平阳斤，其所刻二世诏书，有曰“其于久远殹”，在他器殹多作也，郑氏所据，或即是器。然郑氏仅据此一器，犹得曰偶误也。今于秦斤之外更得三证焉：一曰《诅楚文》，巫咸本曰“将之以自救殹”，而久湫及亚驼本殹并作也；二曰新郪虎符，文曰“虽母会符行殹”，其义为语助词；三曰秦权，瑞方《陶斋吉金录》载权凡十九，而第一权之二世诏文与秦斤同。鼓文曰“殹沔沔”“殹洎洎”者，，水名；沔沔及洎洎，水之形容词；殹，语助词，与也同，又与兮通。^[27]斤、权、虎符、《诅楚文》，四者皆秦文，并有此不经见之字，则殹也通假，为秦文独有之例可知矣。鼓文既用此例，非秦文而何？此可由文字之声音训诂证以为秦文者也。

其时代，则郑樵以为惠文之后，始皇之前；巩丰以为献公之前，襄公之后；震钧等以为文公时。余以为巩说是也。何则？缪公之作钟与敦也，称曰“秦公”；惠文王之诅楚也，称曰“有秦嗣王”。皆于本文中之称谓及所纪世次推计而得之。鼓文虽残阙，犹有“公谓大□，余及如□”句。公者，秦公也；大□者，当为官名，或即大史、大祝之类；余者，自称之词也。郑氏引鼓文曰天子，曰嗣王者，皆指周天子也。^[28]惜此章（第七鼓）文辞阙蚀，上下不相属，不能得其文义；然第九鼓犹有“天子永宁”之语，可知其为祝颂之词。夫秦自襄公有功王室，得岐西之地而列为诸侯，至缪公始霸西戎，天子致贺。鼓文纪田渔之事，兼及其车徒之盛，又有颂扬天子之语，证以秦公敦之字体及“烈烈桓桓”之文，则此鼓之作，当与同时。缪公时居雍城，^[29]雍城在今凤翔县雍水之南；《元和郡县图志》所纪出土之地，正为雍城故址，岐山在其东，水在其西；鼓文有曰，“殹洎洎……舫舟西逮”，谓由雍至为西逮也（王静安谓丁戊二鼓字为地名之雍之专字，见王氏遗书《观堂别集补遗》与《马叔平论石鼓书》）。昔人谓鼓出岐阳，乃泛指其地，不如《元和郡县图志》所纪之翔实。其引经史“搜于岐阳”之文以证其为周成王或宇文泰者，由于误认出土之地为岐山之阳，又以岐山之阳为古来大搜之地。不知鼓之所在地，尚在其西，而田渔之地，更在其西也。其刻石之地，不于水之上而于雍城者，盖田渔之事多为祭祀而设。鼓文有曰，“吴人□”；又曰，“□□大祝”，吴人者，虞人也，掌山泽之官；大祝者，祝官之长，主事鬼神者也。^[30]鼓文虽不明言祭祀，而独纪掌祭祀之官，知田渔与祭祀有关矣。以田渔之所获，归而献诸宗庙，作诗刻石以纪其事，则石在雍城宜也。

犹有一事亟宜辨正者，即其名称是也。唐以来著录此刻者，苏勖窦泉皆以为猎碣；其余皆以石鼓名之，此尤大谬。当刻碑未兴以前，祗有刻石。《史记·秦始皇本纪》凡言颂德诸刻，多曰刻石，或曰刻所立石；摩崖与立石，皆刻石也。立石又谓之碣，《说文》石部“碣，特立之石”，是也。其有实物可证者，则有泰山无字石、琅玡台刻石、禅国山刻石（惟琅玡台一石亡于近年，余皆无恙）。此十石之形制，皆与之同。其制上小而下大，顶圆而底平。四面有略作方形者，有正圆者；刻辞即环刻于其四面。此正刻石之制，非石鼓也；苏窦猎碣之名，差为近之。最可笑者，莫过于清高宗之重摹石鼓。夫既曰重摹，必依其形制矣，而彼则不然。其形类今之鼓，冒革施钉，无不毕肖；其文又不在四周而在顶上。苟不幸而原石亡，则后之人且将据清鼓以证原石，前人所谓“武事刻于钲鼓”者，将为不刊之论矣。其贻误后人，不已甚耶？故余草此篇既竟，特为正其名曰“秦刻石”。

【注释】

[1]编者案：此文初载北京大学《国学季刊》一卷一期（一九二三年一月），一九三一年凡将斋又增订影印行世。

[2]《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云：“《石鼓文》在县（天兴县）南二十里许。……贞观中，吏部侍郎苏勖纪其事。”

[3]巩丰，字仲至，宋孝宗时人，尝从吕祖谦游，时代略后于郑樵。其说见杨慎《丹铅录》中。

[4]此旨自段玉裁发之，而王静安引申之；说见段氏《说文注》及王氏《汉代古文考》。

[5]李斯作《仓颉篇》，赵高作《爰历篇》，胡毋敬作《博学篇》。

[6]盄和钟见薛尚功《钟鼎款识》，已佚。秦公敦新出甘肃东境，藏张广建家，二器铭略同，中有“十有二公”语。欧阳修以钟为共公作，薛尚功以为景公作。或以为十二公当自秦侯始，至成公为十二世，作此二器者当为缪公，故铭有“烈烈桓桓”之语。

[7]重泉量见《秦金石刻辞》。有“十八年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云云，盖孝公十八年商君所作。

[8]《诅楚文》见《古文苑》《广川书跋》及《绛汝》等帖，已佚。文有“兼倍十八世之诅盟”主语。欧阳修王厚之并以为惠文王所作。

[9]吕不韦戈见《簠斋吉金录》，旧藏潍县陈氏。文有“五年相邦吕不韦造”云云。

[10]新郪虎符出陕西，未见著录。其文有“右在王左在新郪”语。新郪本魏地，而文字及制度，悉与秦阳陵虎符同，其为秦制无疑，当为始皇二十二年灭魏后所作。

[11]阳陵虎符见《历代符牌图录》，文有“右在皇帝”语。

[12]秦权量见《秦金石刻辞者》，凡二十九器，皆始皇二十六年及二世元年诏。

[13]峄山刻石已佚，今据宋郑文宝覆刻徐铉摹本。泰山刻石存十字，今据影印明安国藏五十三字本。琅玡台刻石已佚，今据拓本。按《史记·秦始皇本纪》，峄山泰山琅玡皆二十八年刻，会稽乃三十七年刻。诸刻石后有二世诏，皆二世元年所造也。

[14]盄和钟：公，不，天，又，事，余，帅，以，多，夕，是，于，执，作，其，孔，永。

[15]秦公敦：公，不，天，又，之，事，余，帅，是，作，以，各，多，方。

[16]重泉量：来，大，为。

[17]秦《诅楚文》：又，嗣，王，用，其，祝，于，不，大，以，之，多，我，君，公，及，是，同，子，为，而，康，则，天，求，可，自，殹，章。

[18]吕不韦戈：不，事，工。

[19]新郪虎符：之，右，王，左，用，人，以，事，毋，殹。

[20]阳陵虎符：之，右，左，阳。

[21]权量诏书：六，天，大，安，为，丞，则，不，之，而，其，殹，如，嗣，左。

[22]峄山刻石：嗣，王，四，方，时，不，六，既，于，日，自，及，止，康，乐，所，为，而，其，如，之，丞，具，可。

[23]泰山刻石：不，其，如，嗣，为，之，丞，具。

[24]琅玡台刻石：杨，所，为，而，不，其，如，嗣，之，丞，具，可。

[25]会稽刻石：方，六，王，自，而，阴，为，来，之，各，其，子，不，止，人，乐，舟。

[26]、、之于秦公敦之、、，、之于《诅楚文》之、，、之于新郪虎符之、，之于《诅楚文》峄山琅玡台会稽等刻石之，、、之于峄山刻石之、，并同。

[27]语助词之也字，本非正字，故《易书》经文中无也字。《诗》之兮、也二字，他书所引往往互异：如《鸤鸠》曰，“其仪一兮，心如结兮”，《礼记·缁衣》及《淮南子·诠言篇》引兮作也；《旄丘》曰，“何其处也”，《韩诗外传》引也作兮；《君子偕老》曰，“玉之瑱也”，《说文》引也作兮。兮与也通，故前人有释鼓文之殹为兮者。兮又与猗通：《诗·伐檀》曰，“河水清且涟猗”，《汉石经》猗作兮，《书·秦誓》曰，“断断猗”，《礼记·大学》引猗作兮。窃以为《秦誓》之猗，当本作殹。

[28]此二句连属成文：或以为既称天子，不得又称嗣王。然《诗·六月》有“王于出征，以佐天子”之句。此文不完，不能得其词义矣。

[29]秦之都邑，自西东徙。初，文公卜居汧渭之会，宁公徙居平阳，德公初居雍城大郑宫。

[30]《春秋·左氏传》（昭二十年）。“齐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晏子春秋》（内篇谏上）。“齐有泰祝子游”。此二官列国皆有之，不独天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