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像与画像之别

文字之兴，肇端于图画，六书中之象形，所谓“画成其物，随体诘拙”者，皆占代最初之图画也。其后观象作服，铸鼎像物，而图画一科，始与文字分途，巍然独立。图画有像其片面者，有象其全体者。像片面者谓之平面画，像全体者谓之立体画。钟鼎彝器之图案，如云雷、饕餮等文，商周时之平面画也。牺尊、兕觥之属，商周时之立体画也。后世石刻，所谓画像者皆平面画，所谓造像者皆立体画，此造像舆画像之区别也。今分叙之于下。

画像　凡刻于平面者，无论为人物、草木、鸟兽，皆画像也。其最先者，当推《麃孝禹刻石》之朱雀画像，粗具规郭，刻工草率，为西汉石画之仅见者（沂水鲍家山摩崖刻凤皇画像，其题字中有元□等字，前人或释元狩，或释元凤，以为西汉刻石，其实元□等字与三月等字不在一处，决非年号）。至东汉之季，其风最盛，凡祠宇冢墓之间，多有精美之画像，如肥城之孝堂山，嘉祥之武氏祠，济宁之两城山，皆洋洋大观。其他残缺之石，随在多有，颓垣断壁之间，时时发见。《汉石存目》中之《画存》，裒集最为完备。此外碑额碑阴之刻，如《隶续碑图》所录者，亦指不胜屈。神道之阙，不必皆有字，而莫不有画。皆在山东、河南、四川诸省，尤以川省为最多。凡此诸刻之所图，或为古人事迹（如武氏祠画古帝王、孝子、列女、义士等像是），或为墓中人事迹（如李刚、鲁峻、武氏等画像是），或为符瑞（如武氏祠《祥瑞图》及黾池《五瑞图》等是），皆汉画也。魏晋之际，始不多见。近河南新出晋《当利里社碑》残石，其阴之上列刻社老等八人像，所见晋画，惟此而已。北朝喜造佛像，而铭记之碑，往往有平面画像，或为佛之事迹（如北魏正光五年《刘根等造三级浮图记》画佛涅槃图，东魏武定元年《清信士合道俗九十人造像记》画释迦降生得道图等，皆是），或为清信士女之像（见于造像碑阴者为多）。隋唐以后，画家辈出，于圣贤、仙佛、鬼神诸像之外，兼刻山水、草木、鸟兽等图，于是绘画之能事始称大备。若依时代而统计之，则东汉之世历史画为多，北朝以后宗教画为多，唐以后自然界之画为多。

造像　汉武帝元狩中遣霍去病讨匈奴。获其金人，帝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此为佛像入中国之始。东汉末，丹阳人笮融大起浮屠寺，上累金盘，下为重楼，作黄金涂像，衣以锦彩（见《后汉书·陶谦传》），此为中国造像见于记载之始。至存于今者，大抵以北魏为最先（山西大同之云冈有石窟凡十所，其五所为北魏文成帝时所造，见《魏书·释老志》，北魏造像当莫先于此者）。所造之像可分三种，曰石像，曰铜像，曰泥像。

石像多琢于方座之上，或一佛，或数佛，或立，或坐，或有龛，或有背光。其记文则或刻于背，或刻于龛侧，或刻于座上。此外尚有四方如柱者，有高广如碑者。皆以石琢成，而于其各面之上截凿龛造像，下截刻记文及题名，其阴及两侧，成为无数小龛层累排列，各于龛侧题名。此等小龛，不必皆为佛像，有为亡人或造像人主像者，男女分列，或执香花，或执幡幢，状亦不一。其非采石琢成而仅就崖壁上凿龛造像者，谓之石窟像，或曰石室，记文皆在龛之上下左右。今云冈龙门诸造像是也。佛龛之直列者以上中下别之，并列者以左右别之（左右龛又或称箱）。其记文则记其所造之像（释迦弥勒像为多）及求福主事，上及君国，下及眷属。甚至一切众生，莫不该括。或为一人一家所造，或合数十百人所造，工巨者累年而后就。像上多施彩色以饰之。作记者不必皆文士，有极鄙俚者，有上下文辞不相属者，有阙造作人之姓名以待补刻者，有修造旧像更刻记于其后者。其题名称谓之繁，不胜枚举，清王昶尝汇录之，犹不能详尽，然其通称则曰佛弟子、清信士而已。

铜像小者仅二三寸，大者亦不过尺余，其下莫不有座。座或为四足，或空其后一面。题字或镌于座，或镌于背。文字简略，刻工草率。全体多涂以金，亦犹石像之施彩色。

泥像者，埏土而成，又谓之塑像。《魏书·释老志》载真君七年诏曰：“自今以后，敢有事胡神及造形象泥人铜人者，门诛。”泥人即塑像也。土木之质，易就湮灭，故北朝造像，铜与石之外，未见有泥塑者。吴县甪直镇保圣寺罗汉像，相传为唐杨惠之所塑（杨，开元时人，与吴道子齐名），传世泥像莫有先于此者。元阿尼哥、刘元，皆以塑像名。其所作品，如北京天庆官等，多已不存矣。唐之善业泥，亦为塑像中之一种。其制一面为佛像，一面为文字。文曰“大唐善业泥压得真如妙色身”十二字，阳文凸起，四周有界格。其质如，似搏土而火熟者。北京旃檀寺之旃檀像，则刻木所成，相传为优填王所造，当周穆王八年辛卯。程钜夫《旃檀佛像记》述此像展转流传之历史，言之虽详，殊难征信。然断为元以前之物，似无疑义。惜经清末庚子之役，此像已不知所在矣。

此三种者，石像最多，铜像次之，泥像则千百中不一觏也。

造像之风，自北朝以逮唐之中叶，号称最盛。南朝虽有造像，不逮北朝万一。洛阳之龙门，累累于岩壁间者，皆北魏迄唐之造像也。大河南北，造像之多莫过于此。下至五代宋初，此风未息。浙江之杭县多吴越时造像，山东之临朐嘉祥多北宋时造像。至是以后，不多见矣。王昶尝推其故而论之，谓其时“中原板荡……干戈扰攘，民生其间，荡析离居，迄无宁宇。……愚夫愚妇相率造像以冀佛佑，百余年来浸成风俗”。斯言盖得之矣。

唐时崇奉道教，佛像之外有造老君天尊诸像者。然北朝业已有之，如北齐姜纂所造老君像，其记文悉为释氏之词。盖自寇谦之以天师佐治以后，释道源流，转因分析而杂糅。造像者只知求福，不论其为释为道也。

画像造像不仅为美术品，实为重要之史材。如汉人所图周秦以前之故事，虽未必尽合，而所图当时人之事实，凡宫室、车马、衣冠、礼乐、兵刃之属，无一非汉官旧仪。考古之资，孰有真切于此者。至论其艺术，则源流亦略可考见。汉画凝重版滞，人物皆锐上丰下，衣褶简略。六朝以后始稍由板滞而生动，由简略而繁复。试观晋《当利里社碑》社老等像，与汉画像不同，而近于六朝画像，其变迁之迹可以睹矣。盖其时梵像西来，久已普遍，我国固有之美术与西域美术混合于无形。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论曹（仲达）吴（道子）体法云：“吴之笔，其势圆转而衣服飘举，曹之笔，其体裯叠而衣服紧窄。故后辈称之曰，‘吴带当风，曹衣出水’。”其论虽专为曹吴而发，然六朝以后之体法所以异于汉画者，此数语实已尽之矣。

画家六法，首重气韵，其用笔设色之妙，有非刻画所能传者，故石刻之画不如真迹。六朝以来，名工妙迹，缣素之外往往施于寺壁，今河北河南等省，宋元画壁犹有存者。敦煌所发见之唐以前壁画，多为东西各国劖削转运以去，《石室秘录》及《高昌壁画菁华》所影印者，不过什之一二耳。一九二五年春，陈万里访古于敦煌，又发见西魏大统间壁画，虽已残缺，犹可窥见一斑。洛阳乾沟村新发见古墓，其中灶阙及墓门悉为砖质，以粉为地，而施采画于其上。北京大学所得二砖，皆墓中阙柱。其一，绘一武士，其一，雕白兔捣药形及嫦娥之像，而更以采色饰之。证以墓中之五铢钱及陶仓隶书，当为东汉末季之物，且此类神话，尤为汉画中所习见者。汉画而为真迹，是诚仅见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