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诸刻与纪事诸刻之别

三　经典诸刻与纪事诸刻之别

纪事刻石者，纪当时之事实，刻石以表章之也。经典刻石者，古人之论著，借刻石以流传之也。自有刻石以来，几莫非纪事文字。自《熹平石经》以后，始有经典之刻，故传世诸刻，经典少而纪事多也。今依其类而列举之，曰太学石经，曰释道石经，曰医方，曰格言，曰书目，则经典之类也。曰表章事迹诸文，曰文书，曰墓志墓，曰谱系，曰地图界至，曰题咏题名，则纪事之类也。

太学石经　后汉熹平中，以五经文字驳异日多，诏诸儒正定之，刻石立于太学，俾后儒晚学有所取正，是为《熹平石经》。其意盖以辗转写录，无从是正，特刊此以为定本，法甚善也。其后踵而行之者，魏则有《正始石经》，唐则有《开成石经》，后蜀则有《广政石经》，北宋则有《嘉祐石经》，南宋则有《高宗御书石经》，清则有《乾隆石经》。

《汉石经》为灵帝熹平四年立（《后汉书·灵帝纪》系于熹平四年春三月，而《水经注》云光和六年。洪适云，“诸儒受诏在熹平，而碑成则光和年也”），蔡邕等所书（《邕传》云“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隶释》所录残字，后有堂谿典马日䃅姓名，故洪适云“今所存诸经字体各不同，其间必有同时挥毫者”），表里刻之。其字体则《后汉书·儒林传》序以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郦道元《水经注》（《谷水》）以三字者属之魏。宋供适著《隶释》《隶续》录一字石经，其上有堂谿典马日䃅等名，因据郦氏之说以正范书之误，辨之最详。于是一字石经为汉刻，其论始定。其经数则或曰五经（《灵帝纪》《卢植传》《儒林传序》《宦者传》），或曰六经（《蔡邕传》《儒林张驯传》），或曰七经（《隋书·经籍志》）。近王静安著魏石经考，兼考汉之经数，定为《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五经，《公羊》《论语》二传。除《论语》为专经者所兼习，不置博士外，其余皆立于学官，博士之所教授者也。故先儒所纪有五、六、七经之不同。其石数则《西征记》（《太平御览》文部引）云四十枚，《洛阳记》（《蔡邕传》注引）云四十六枚，《洛阳伽蓝记》云四十八碑。王氏又据表里之字数推计之，以为《洛阳记》所记之数最确。其每碑行数及每行字数，不可得而详。惟据《隶释》所录残字及近出残石计之，每行约七十字至七十三字。其立石之地为太学，在今洛阳城东南三十里洛水南岸之朱圪垱村，即《洛阳伽蓝记》所记之劝学里也。自汉至于北魏，石虽不免残毁，但皆在洛阳，未尝迁徙。至东魏武定四年自洛阳徙于邺都，至河阳，值岸崩，遂没于水，其得至邺者不盈太半（见《隋书·经籍志》，然据《北齐书·文宣帝纪》，天保元年尚存五十二枚）。周大象元年由邺迁洛阳（见《周书·宣帝纪》）。隋开皇六年，又自洛阳运入长安（见《隋书·刘焯传》）。寻营造之司用为柱础。唐贞观初，魏征始收聚之，十不存一（见《隋书·经籍志》）。经此辗转迁徙，而石经之踪迹遂莫可究诘矣。至宋南渡以后，残经遗字，更不多见。洪适搜集拓本。仅存《尚书》（《盘庚》《高宗肜日》《牧誓》《洪范》《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顾命》）五百四十七字，《鲁诗》（《魏风》《唐风》）百七十三字，《仪礼》（《大射仪》《聘礼》《士虞礼》一百一字，《公羊传》（自隐公四年至桓公元年）三百七十五字，《论语》（前四篇、后四篇）九百七十一字，合二千一百六十七字。今载于《隶释》《隶续》者是也。其重刻本宋时有二。一为胡宗愈（顾炎武《金石文字记》，朱彝尊《经义考》并引胡记及宇文绍弈跋。顾以为胡宗愈，朱以为胡元质。按宗愈，哲宗时甞知成都府。宇文绍弈，孝宗时尝守卭州。元质为孝宗光宗时人，虽与绍弈同时，不闻居蜀，当以顾说为是）成都西楼刻本，据宇文绍弈跋云，四千二百七十字有奇，以楷书释之。一为洪适会稽蓬莱阁刻本，据洪自跋云，《尚书》《仪礼》《公羊》《论语》千九百余字（《隶释》所录有《鲁诗》。此覆刻本无之）。今并亡佚，清翁方纲集各家所藏旧拓本，得《尚书》（《盘庚》《洪范》《君奭》）、《诗》（《魏风》《唐风》）、《仪礼》（《大射仪》《聘礼》）、《公羊》（隐四年《传》）、《论语》（《为政》《微子》《尧曰》及篇末识语）合六百七十五字，刻之南昌学宫，然大半出于钱泳藏本。钱工于作伪。此本之《公羊》残字，有出于洪氏所录之外者。疑此本为钱所伪造。翁氏既据伪本摹刻，则亦非复旧观矣。近洛阳朱圪垱村出残石，零落多不成文，字多者十余字，少者或仅一二字，五经、二传皆有存者。就余所见者，《易》三字，《诗》七十三字，《礼》三十三字，《春秋》百五十八字，《公羊》二字，《论语》三十四字，不知何经者二十七字，都计三百二十七字。此外尚有《石经后记》一石，百五十余字。又碎片二十七字。《后记》中有光禄勋刘宽、五官中郎将堂谿典之名。宽之与于斯役，为自来言石经者所未闻，即《周易》《春秋》二经，宋人亦未之见也。

《魏石经》为齐王芳正始中所立，其字体为古文、篆、隶三体。其经数为《尚书》《春秋》二部。《西征记》《洛阳伽蓝记》《隋书·经籍志》所载皆同（《唐志》有《左传》而无《春秋经》，疑误），表里各刻一部。其石数则《水经注》云四十八枚，《西征记》云三十五枚，《洛阳伽蓝记》云二十五碑。今以《春秋》字数，依每碑三十二行排比之，并篇题在内，应得二十七碑。《尚书》字数虽多于《春秋》，以每碑三十四行计，二十七碑亦足以容之。则《洛阳伽蓝记》所记之数似为近之。其行款则《向书》每碑三十四行，《春秋》三十二行，每行皆二十字，三体得六十字，纵横有界线，每三体作一格。惟《尚书》自《皋陶谟》以前，不作三体直下式，一格之内，上列古文，下并列篆隶二体，作品字式，每行三十七格。每碑约可容二十六行。其书人则北魏江式以为邯郸淳书，胡三省《通鉴注》已辟其谬，况晋卫恒《四体书势》明言“正始中立《三字石经》，转失淳法”（见《晋书·卫恒传》），尤为非淳所书之明证。今细审原石，虽不能定为何人所书（杨守敬据《四体书势》考为卫凯书），然可断言三体非出自一人之手。又古文之书体，品字式者与直下式者不同，古文又不出自一手。此与书《汉石经》者不止蔡邕一人，殆同一例。或亦如《汉石经》之具载书人姓名，亦末可知也。魏立《三字石经》时，《汉石经》固犹在也，所以复立三字者，以《汉石经》皆今文，非古文也。此以古文书于上，虑其难识，复列篆隶二体于其下。古书之有释文，当以此为权舆矣。其变迁残毁之迹与《汉石经》同，但在宋时所存残字，较《汉石经》为尤少。皇祐间，洛阳苏望得故相王文康家搨本，摹刻于石，凡八百十九字，即《隶续》所录之《左传遗字》是也。苏氏此刻，就断剥亡缺之余，而存其完全之字，次第陵躐，不加深考，谓之为《左氏传》，洪氏仍之。清臧琳著《经义杂记》，始从其中分出《尚书》残字。孙星衍《魏三体石经残字考》复以其中《春秋》残字分系诸公。近王静安《魏石经考》又详加分析，辨为《尚书·大诰》《吕刑》《文侯之命》六段，《春秋》宣公襄公经七段，《春秋左氏》桓公传一段（此段二十五字一行直下，石之崩裂作一长行，似无此理，其真伪尚属疑问），并计其字数定为五石，绘图以证明之，而后苏氏摹本之次第陵躐者始复旧观。胡宗愈刻于成都西楼者亦八百十九字，当与苏氏之本同出一源。今二本皆亡，惟存有其字于《隶续》而已。清光绪间，洛阳龙虎滩（在故城中）出一残石，一面存字百有十，一面无字，乃《尚书·君奭》残字。一九二三年一月，洛阳朱圪垱村出一碑，仅存上截，一面存《尚书·无逸》（十七行）《君奭》（并篇题十七行）九百七十八字，一面存《春秋》僖公（二一十五行）文公（并篇题七行）八百三十字，其先出之《君奭》残石，即此碑之下方，文相衔接。同时又出一石，一面存《尚书·多士》百三十四字，一书存《春秋》文公百有三字。其后又出残石甚多。据余所见者，《尚书》二百有九字（内有品字式者九十七字），《春秋》百八十二字，其下知属于何经者三十四字。都计前后所出凡得二千五百七十六字，较宋人所见，多出二倍。又《尚书》前数碑之为品字式，尤为自来考石经者所未及知者也。

《唐石经》为文宗开成二年刻成，郑覃等勘定。准后汉故事，勒石于太学。其经数为《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公羊传》《穀梁传》九经，益以《孝经》《论语》《尔雅》为十二经。清贾汉复又补刻《孟子》附于其后（卷数石数具详《金石萃编》，此不复赘）。其最后一石，详记诸经字数，并题年月及书石校勘等人名。自立石后，凡历七十年，至天祐中，韩建筑新城，弃之于野。朱梁时，刘守长安，徇幕吏尹玉羽之请，辇之入城，置于故唐尚书省之西隅。宋元祐二年。吕大忠命黎持迁于府学。明嘉靖三十四年地震，倒损。王尧典等按旧文集其缺字，别刻小石，立于其旁，纰缪殊甚。装潢之工，往往以王尧典补字凑合于原文缺泐之处，俾成全文。清顾炎武所校即据此误装之本，故多不合。严可均《唐石经校文》最称精审。历代石经除最近之《清石经》外，当以此为最完矣。

《蜀石经》为孟蜀广政七年其相毋昭裔所肇立。书之者为张德钊、杨钧、张绍文、孙逢吉、孙朋吉、周德贞诸人。其经数为《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论语》《孝经》《尔雅》十经。宋田况补刻《春秋公羊》《穀梁》二传，至皇祐元年毕工。历代石经皆无注，惟孟蜀有之，故其石凡千数，历百有七年而成。宣和中，席贡补刻《孟子》。乾道中，晁公武又刻《古文尚书》。公武并校诸经之异同，著《石经考异》刻于石，张又校注文之异同，著《石经注文考异》四十卷。今石经原石，相传久佚，而刘喜海《读竹汀日记札记》云：“闻乾隆四十年，制军福康安修成都城，什邡令任思任得《孟蜀石经》数十片于土中，字尚完好，当时据为己有，未肯留置学宫。任令贵州人，罢官后原石辇归黔中。”（见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甲集）则《孟蜀石经》原石固在人间，或成都城下尚有遗留，亦未可知也。其拓本流传，经前人著录及为余见闻所及者，则有《毛诗》（卷一后半及卷二）、《周礼》（卷九、卷十及《考工记》）、《左传》（卷十五、卷十六及昭公二年）、《公羊》（桓公七年至十五年）、《榖梁》（成公元年至二年，襄公十八年至十九年，二十六年至二十七年）诸经残字。此外湮没不彰者，恐尚不止此也。

《北宋石经》为仁宗时立，肇始于庆历元年（《玉海》云，“至和二年三月，王洙言国子监刊立石经至今一十五年”），告成于嘉祐六年（李焘《续通鉴长编》云，“嘉祐六年三月，以篆国子监石经成，赐草泽章友直银百两，绢百疋”）。书之者为赵克继、杨南仲、章友直、邵必、张次立、胡恢诸人。其字体为二体，一行篆书，一行真书，与《魏石经》之每字三体作一格者不同。其经数史无明文。按宋王应麟玉海曰：“《石经》七十五卷，杨南仲书。《周易》十，《诗》二十，《书》十三，《春秋》十二，《礼记》二十，皆具真篆二体。”又曰：“仁宗命国子监取《易》《诗》《书》《周礼》《礼记》《春秋》《孝经》为篆隶二体，刻石两楹。”周密《癸辛杂识》曰：“汴学即昔时太学旧址。九经石板，堆积如山，一行篆字，一行真字。”元李师圣《修复汴学石经记》曰：“汴梁旧有六经、《论语》、《孝经》石本，其残缺漫剥者，盖不啻十之五六。今参政公也先帖木儿一见而病之，慨然以完复为己任，不数月复还旧观。奈何《孟子》七篇犹阙遗焉，亟欲增置而期会拘迫，有司请为后图。”王前举五经卷数，后列七经之目。周言其都数为九经而未举其目。李言六经之外有《论语》《孝经》，而阙《孟子》，欲增置而末果。综合诸说观之，《北宋石经》实为九经。其目则《易》《诗》《书》《周礼》《礼记》《春秋》《论语》《孝经》《孟子》。清叶名澧《北宋汴学二体石经跋》谓宋以《孟子》升经，并《论语》《孝经》为“三小经”，合之六经而为九。并谓宣和中席贡刊《孟子》以补《蜀石经》之缺，殆因汴学而踵行之。其说是也。李师圣所谓阙遗而欲增置者，谓原石阙遗，增置以补之也。清吴玉搢于吴门薄自昆家得见《孟子》，丁晏于淮安书肆得墨本一束，亦有《孟子》，皆其明证，不得以史无明文而疑之。九经原石在元时犹存汴学（明于弈正《天下金石志》载《金石经碑》云：“在顺天府旧燕城南金国子学。碑刻《春秋》《礼记》，今磨灭不完。”金未闻有刻石经事，《志》不言其书体，不知即北宋《二体石经》否？清孙承泽《春明梦余录》云：“九经石刻旧在汴梁。金人移置于燕，今不复存。”亦不知何据。丁艮善疑金人但移《礼记》《春秋》等石，余者仍留汴学，后或移于他所。然想象之辞亦无佐证）。虽颇残毁，亦曾修复，不知何时亡佚。汪祚谓其亡当在元末。陈颀则见其石磨灭破碎，罕有完者，斋庑石础俱断碑，隐然文字在上。朱彝尊则谓沉于黄河淤泥之下，毕沅则谓修学时用作瓴甋。盖自李师圣修复之后，又渐颓圮。其损毁迁徙之迹，久已不可究诘矣。其残石之仅存者，有《周易》《尚书》，在开封（见《寰宇访碑录》，行数字数未详）；《周礼》卷一及卷五中数石在陈留；《礼记·檀弓》六十行在开封；《礼记·中庸》五十行在开封东岳庙；《孝经》十一行在开封图书馆。其拓本之见著录者，则吴门薄氏旧藏之四大册，有《尚书》《周礼》《礼记》《孟子》，今不知尚存否。山阳丁氏所得者最多，有《易》《诗》《书》《周礼》《礼记》《春秋》《孟子》七经。凡三千一百二十有八行、三万三百余字（细目见丁晏《北宋汴学二体石经记》）。今归贵池刘世珩家。《吉石盦丛书》三四集所收新旧拓本，有《周礼》《礼记》《孝经》，凡五百五十余行。

《南宋石经》为高宗御书，绍兴十三年九月左仆射秦桧请镌石以颁四方。其经数为《周易》《尚书》《毛诗》《春秋左传》《论语》《孟子》。其字体为楷书，惟《论语》《孟子》作行楷。其《礼记·学记》《经解》《中庸》《儒行》《大学》五篇，本不在太学石经之数，淳熙四年建光尧石经之阁，奉安石经，从知府赵磻老之请，搜访摹勒以补《礼经》之阙。合诸经计之，为石凡二百。至元初，杨琏真伽谋运致诸石，造塔于行宫故址，赖杭州推官申屠致远力争而止。元末，肃政廉访使除炎改学为西湖书院，碑阁俱废。明洪武十二年，移仁和学于书院。宣德元年，吴讷属知府卢玉润收集，得全碑残碑百片，置殿后及两庑。天顺三年，改建县学于城隅之贡院，诸石悉徙以从。正德十三年，宋廷佐又命置于杭州府学。清阮元辑《两浙金石志》时，尚存八十六石（《周易》二，《尚书》七，《毛诗》十，《中庸》一，《春秋左传》四十八，《论语》七，《孟子》十一），今又亡九石矣（《尚书》一，《春秋左传》八）。其完全拓本旧惟星子白鹿书院有之，即宋朱熹表请颁发者。近年书院毁于火，此本亦付劫灰矣。

《清石经》为乾隆五年蒋衡手书以进，贮于懋勤殿中，至五十六年始命刻石立于太学。其经数为《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十三经。其石数则《易》六石，《书》八石，《诗》并《序》十三石，《周礼》十五石，《仪礼》十七石，《礼记》二十八石，《左传》六十石，《公羊》十二石，《穀梁》十一石，《论语》五石，《孝经》一石，《尔雅》三石，《孟子》十石，合乾隆五十六年《上谕》，乾隆六十年和珅《表》一石，共一百九十石。东西庑各半，以西庑起，以东庑终。在西庑者南行，在东庑者北行。其字体为真书，碑首题“乾隆御定石经之碑”八字，为篆书。每碑两面刻，面六列，列三十五行，行十字。今犹完好，存清故国子监。

其不立于太学之经，唐则有《石台孝经》，为唐玄宗御注御兽，天宝四载立，今尚在长安。宋则有《绍兴府学孝经》，熙宁五年立，杜春生《越中金石记》考为谢景初所书，今在绍兴。《宋高宗御书真草二体孝经》，绍兴十四年立，后有秦桧跋，今在遂宁（临安原刻已佚）。尚有二本，一在南海，一在阳新，亦皆高宗书。明则有《国子监孝经》为万历间蔡毅中所立，今在北京历史博物馆。其节录经文者，有唐李阳冰篆书《易谦卦》二本，一在当涂，一在芜湖。宋司马光书《易·家人》《艮》《损》《益》四卦，《礼·中庸》《乐记》二篇及《左传》晏子语，今皆在杭县（《家人卦》于绍兴十九年，复刻于融县）。张栻书《论语·问政篇》，淳熙十一年刻，今在桂林。朱熹书《易·系辞》，今在常德。

其校正石经文字而附经以行者，则有唐张参《五经文字》、唐玄度《九经字样》，附于《唐石经》之后，今犹并在长安。宋晁公武之《石经考异》，张之《石经注文考异》，亦皆校正《蜀石经》之文字者，惜皆与石经俱亡矣。

其他书籍之刻石者，当以魏文帝《典论》为最先，明帝以其为先帝不朽之格言，故刊于庙门之外及太学，今己与《正始石经》并亡。唐颜真卿书颜元孙《干禄字书》，宋高宗书《礼部韵略》，并毁于吴兴墨妙亭。宋刘球《隶韵》、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其初皆为石本，今有锓版，而石刻久亡矣。石本之存于今者，有《韩诗外传》残石，藏滋阳牛氏，阮元定为唐刻。重摹本《干禄字书》在潼南。宋叶梦得摹皇象书章草《急就篇》，宋克补六百十六字，明正统间杨政刻于松江。宋释梦英《说文偏旁字原》（咸平二年），刘敞《先秦古物记》（嘉祐八年），并在长安。此外石本书籍之流传者盖鲜矣。

释道石经　中国之有佛经，相传始于汉明帝时摄摩腾所译之《四十二章经》。近人梁启超辨其妄，以为中国译经之第一人当推安世高（见《改造》三卷十二号梁著《佛教之初输入》）。若然，在后汉之末，始有译本。厥后历魏晋以来，译者踵相接，至隋唐之际，佛经蔚然大备矣。其刻石也，则始于元魏（清叶昌炽《语石》以为高齐宇文周时始有刻经，并辨正孙赵二氏《访碑录》之误，然赵《录》有北魏永安二年《史同百余人造像造经记》，吴式芬《攈古录》有东魏武定二年《金刚经》，则元魏之时固有刻经矣），盛于高齐，迄金元以后此风渐息。

其刻石之种类可分三种：一曰摩崖，二曰碑、三曰幢。

摩崖刻经以齐周为盛，以山东、河北、山西、河南为最多。如泰安之泰山、徂徕山，邹县之尖山、小铁山、葛山、冈山，磁县之鼓山，辽县之屋嶝，安阳之宝山，皆其最著者也。字大者尺余，小者亦径寸。深山穷谷，艰于椎拓，故完全之本至不易致。

经碑如《太学石经》之例，琢石为碑，分行分列刻之。此类当以房山为大观。隋大业中静琬刻经一藏，仅成《大涅槃》而卒，其徒导公、仪公、暹公、法公，相继为之，藏于石室。辽圣宗、兴宗、道宗，又皆赐钱续造。列置洞中，以石窗锢闭，熔铁灌枢，自窗棂窥之，历历可睹。今惟雷音一洞辟而可入，通行拓本皆自此出。此外若山东、河南，所在皆有，然残缺者多，不若房山之完全。

经幢之制如柱而有八棱，上有盖，下有座，大者寻丈，小者径尺，多刻《陀罗尼经》。以唐时为最盛。清叶昌炽搜辑唐以来拓本极多，颜其居曰五百经幢馆，故所著《语石》论经幢者颇详。

此三种之外，尚有刻于他碑之阴或侧者，有刻于造像者，有刻于浮图者，有刻于楹柱者，种类甚多。其石皆不为刻经而设，是为附刻之经。

凡此各种佛经，或为一人一家所造，或合群力以为之，皆历时久远，所费不资，观于《方法师镂石班经记》（齐乾明元年），《晋昌公唐邕写经记》（齐武平三年），《匡喆刻经颂》（周大象元年）等，可知矣。其所刻之本，或字句互异，或译本不同，或且为释藏所未收者，若遍拓之以校勘藏本，其功诚不在敦煌经卷下也。

道经刻石，始于唐之中叶（以景龙二年《龙兴观道德经》为最先），隋以前无有也。且所刻之经数，亦远不逮佛经之多。以今所流传者计之，仅黄帝《阴符经》、老子《道德经》《常清净经》《消炎护命经》《生天得道经》《北方真武经》《九幽拔罪心印妙经》《升玄经》《日用妙经》《洞玄经》等，数种而已。《阴符经》有二本，皆宋刻（一乾德四年郭忠恕三体书，一乾德六年袁正己书，并在长安）。《道德经》有八本、唐刻五（易县龙兴观二本，一景龙二年，一景福二年。易县开元二十六年玄宗御注本。邢台开元二十七年玄宗御注本。丹徒广明元年焦山本）。宋刻一（高宗御书，原有二幢，今存其一，无年月，在杭县），元刻二（一至元二十八年，古文本，一无年月说经台本，并在盩厔）。《常清净经》有三本，后梁一（贞明二年，在淄川），宋一（太平与国五年，在长安），元一（宪宗七年，在三原）。《消灾护命经》一本。《生天得道经》一本（并宋太平兴国五年，在长安，与《常清净经》同在一石）。《北方真武经》一本（宋元符二年，在登封）。《九幽拔罪心印妙经》一本（宋崇宁元年，在耀县）。《升玄经》一本（元宪宗七年，在三原）。《日用妙经》一本（元至正十二年，在盩厔）。《洞玄经》一本（年月缺，在长安）。此外若《黄庭经》《灵飞经》等及赵孟所书一切道经，多为帖本，出自后大摹刻。叶昌炽云，“释经之精者皆大字而碑为多，道经之精者皆小楷而帖为多”，信然。

医方　医方刻石，与刻经造像以求福者不同，然亦有借作功德者，如北齐《都邑师道兴治疾方》（武平六年）。与造像记同刻一石，亦犹造桥凿井多刻佛像，以普度众生之事业，托之佛法之慈悲也。唐孙思邈著《千金方》，以人命至重，贵于千金，故以千金名其方。然《道兴碑》实在孙书以前，已有“千金秘方”之语，知孙书之名，实取当时成语耳。耀县有三石（无年月及标题）。相传为孙思邈《千金方》。有见于《道兴碑》者，存字缺文皆同，不知何人所刻。桂林刘仙严有宋吕渭所刊《养气方》（宣和四年）。《攈古录》于金末录《针灸方》残刻（无年月），不著其地，亦不知其果为金刻否。似此之类，其未见著录者，恐尚不少也。

格言　录古人之嘉言，以昭箴戒者，谓之格言。上述节录经文诸刻，如唐李阳冰、宋司马光、张栻等所书者，皆为此类。此外尚有宋李篆书《韩愈五箴》（嘉祐八年），在长安。朱协极书《中庸格言》（绍定五年），在松江。张安国书《汉疏广戒子弟语》二本，一在吴县（淳祐元年），一在当涂（淳祐六年陈垲重刻）。张安国书唐《卢坦对杜黄裳语》二本，一在衡阳（无年月），一在吴县（庆元二年）。又有元陈坚辑《太上感应篇注释》（至正十二年），则完全为劝善之书矣。

书目　书目之有刻石，殆始于床以后。若房山之辽《云居寺续秘藏石经塔记》（天庆八年），后列每次办经目录，每十卷为一帙，以《千字文》编号，虽为藏经目录之大观，然为所刻之经编目，非徒录其目者，是犹《唐石经》之后载十二经之目及其卷数字数也。其专刻书目者，如太原之《宋太宗书库记》（宋大中祥符四年）。杭县之《西湖书院重整书目记》（元泰定元年），诸城之《密州重修庙学碑》（至正十年），皆列其目于碑之阴。其他如隆平之《程珪剏建书楼记》（大德八年），涿县之《涿州儒学藏书记》（至正十年）。琼山之《乾宁儒学置书记》（至正十一年），皆为记藏书之碑，不知其阴有无书目。凡此皆防藏书之散失，勒石以传之永久者也。

表章事迹诸文纪事之刻，文体实繁，记颂铭赞，无非为表章事迹而作。秦始皇东巡诸刻及汉以来山川祠庙诸刻，皆封禅嗣祀之文也。汉《裴岑纪功刻石》（永和二年）、唐《中兴颂》（大历六年）等，皆纪功之文也。汉《王稚子阙》（元兴元年）、《娄寿碑》（熹平三年）等，以及后世德政神道诸碑，皆述德之文也。《汉高朕修周公礼殿记》（初平五年）、《鄐君开褒斜道记》（永平六年）、《辛李二君造莋桥记》（延熹七年），以及后世兴学建寺造像造塔诸记，皆纪述工作之文也。自有石刻以来，此类表章事迹之作，实居什之八九，试检著录金石之目，可以知其概略矣。

文书　公牍文字，历代不同，皆各有其程式。秦二世于始皇刻石之后，具刻《元年诏书》，此为文书刻石之始。其后如汉安帝《赐豫州刺史冯焕诏》（元初六年）、《孔庙置百石卒史碑》（永兴元年）、《史晨祠孔庙奏铭》（建宁二年）、《闻熹长韩仁铭》（熹平四年）、《樊毅复华下民租田口算碑》（光和二年）、《无极山碑》（光和四年）等，所载文书，或为天子下郡国，或为三公上天子，或为郡国上三公，或为郡国下属官，种种形式，犹可考见汉制之一班。唐宋时所刻，种类尤繁。天子之文书，曰诏，曰敕。如唐太宗《赠比干太师诏》（贞观十九年），太宗、高宗赠泰师，孔宣公两诏（武德九年及乾封元年），中宗《赐卢正道勅》（景龙元年），太宗《赐少林寺田勅》（开元十一年），玄宗《赐张九龄勅》（天宝元年），武后《还少林寺神王狮子勅》（天宝十四载），宋真宗加文宣王封号诏（大中祥符元年），徽宗《赐辟雍诏》（崇宁元年），高宗《籍田诏》（绍兴十六年），真宗《赐陈尧咨疏龙首渠勅》（大中祥符七年），《赐天庆观勅》（大中祥符八年）等，皆是也。其中如辟雍等诏，以及唐玄宗之《今长新诫》，宋太宗之《戒石铭》，殆为颁示天下之通敕、故所在县邑多有之。其自中书以下下行之文书，曰牒，曰剳子，曰帖，曰公据。如唐《奉先寺牒》（开元十年）、《会善寺戒坛牒》（大历二年）、宋《永兴军牒》（景祐元年）、《永兴军剳子》（景祐二年）、《方山昭化寺帖》（崇宁二年）、《戒香寺公据》（绍圣四年）等，皆是也。盖牒与剳子皆给自中书门下，或尚书省，或礼部，帖给自常平茶盐诸司，公据则给自所在官司也。金之牒较宋为多。凡寺院纳钱，即可给牒赐额。其制始于大定初，故大定一朝，此类之牒独多。元之诏敕，凡史臣代言者曰诏，以国语训敕者曰圣旨，诸王太子谓之令旨，后妃公主谓之懿旨，如《玉清宫摹刻圣旨碑》（太祖十八年）、《草堂寺阔端太子令旨碑》（太宗七年）、《太清宫公主皇后懿旨碑》（太宗皇后称制四年）、《皇太后懿旨碑》（至顺二年）等，是也。其文多为语体，或蒙古文与汉文并列。其称制诏者，如《加封孔子》等制诏皆为通敕，天下郡邑多有之。公据又或称，如《磻溪谷长春观公据》（太宗十年）及《给碧洞子地土执照》（太宗十一年）等，是也。明清以来，此类石刻亦复不少，惜尚无搜采及之者。

墓志、墓莂　冢墓之文，有墓志，有墓䇷。墓志记年月姓名及生平事迹，系之以铭，故又谓之墓志铭。其文亦所以表章事迹，与神道碑相类。然其石藏之圹中，以防陵谷之变迁，与神道碑立于墓前，与人以共见者，用意微有不同。其制始于东汉，《隶释》载《张宾公妻穿中文》（建初二年），即圹中之刻。清光绪末，峄县所出之《临为父作封记》（延熹六年），亦出自圹中，为后世墓志之权舆。同时孟津又出汉砖百余，皆志罪人之姓名、籍贯、刑罚及其年月，为丛葬罪人之志。其年号自永平至熹平凡历百余年。知志墓之风实始于东汉之初，历魏、晋、宋、齐、梁、陈皆有行之者。然其时立石有禁，故砖多石少。北朝魏齐之际，此风最盛。隋唐以后，遂著为典礼矣。晋石曩惟刘韬一石（无年月）见于著录（尚有太康三年房宣墓题字，实据刘韬题字伪造者）。近年洛阳新出者，有冯恭石椁题字（太康三年）、荀岳墓题字（元康五年）、荀岳石之两侧为其夫人刘氏墓题字（永安元年）、魏雏柩题字（元康八年）、张朗碑（永康元年），石尠墓题字、石定墓题字（并永嘉二年）。郑舒妻刘氏墓题字（无年月）。中惟张朗魏雏两刻为碑式，后系以铭，其余皆纪姓名、官阶、籍里及妻子之名氏，与后世谀墓之文不同。其名称或曰碑（张朗），或曰墓（荀岳、刘韬），或曰柩（魏雏），亦无墓志铭之称。其以墓志或墓志铭称者，实始于南北朝，南朝以《刘怀民墓志铭》（大明八年）为最先，北朝以《韩显宗墓志》（太和二十三年）为最先。南朝志石，曩之见于著录者，如宋《宗悫母刘夫人墓志》（大明二年）、《谢涛墓志》（大明七年）、《刘袭墓志》（秦始六年）、《张济女推儿墓志》（元徽元年），齐《海陵王墓志》（年月缺）、梁《萧敷夫妇两墓志》（并普通元年），今皆不存。所存者，惟近出之宋《刘怀民墓志》、齐《吕超静墓志》、梁《程虔墓志》（吕程两志年号并缺，近人考吕志为齐永明十一年，程志为梁太清三年）三石而已。北朝志石多于南朝，而近年所出更倍蓰于前人之所著录，其中尤以北魏元氏为多。盖洛阳之芒山，自古为丘墓之墟，而北魏陵寝多在其间，王侯贵族胥袝葬于此。嗜利之徒，私自发掘，时有所获。此事本无足奇，而求之过深者，往往疑为出自伪造，是诚武断之甚矣。隋墓志上承六朝，下开唐宋，其形制文体，渐成定式。唐墓志流传独多，式亦最备。宋墓志之数，不逮唐之十一，元又不逮宋之半。于此可以知风俗之奢俭矣。墓志之式，其初本无定例。有圭首似碑者，如晋之张朗、刘韬，北魏之韩显宗、李谋等石是。有为方版，而阴或侧并刻字者，如晋之荀岳、石尠，北魏之刁遵、李璧等石是。其有盖之制。殆始于北魏。最初不尽有题字，自延昌以后乃有之。北朝之志，有盖者不过十之一二，至隋而盛行，竟居十之七八。凡志铭之前无标题，而以“君讳某”起者，皆当有盖，故一失其盖，即无从知其姓氏矣。志文有书而未刻者，或为朱书，或为墨迹。此类墓志，大抵皆砖质也。释氏之葬多建塔，故又谓之塔铭。北朝尚少，仅北魏孙辽一刻，称浮图铭（孙辽别有一墓志，伪），且不为僧徒而为居士。魏惠猛法师（无年月）直称墓志，齐法懃禅师（太宁二年）无标题，隋惠云法师（开皇十四年）称墓。可见隋以前之僧，志墓者实不多见，至唐而其风最盛。标题亦不一，有称焚身塔者，亦有不称塔而曰方坟、石室、龛茔者，则又为变例矣。

墓莂者，买墓地之券，置之圹中者也。其券不皆为真券，如吴《浩宗墓券》（黄武四年）、晋《杨绍墓䇷》（太康五年）、《朱曼妻薛墓券》（咸康四年）、宋《王佛女墓券》（元嘉九年）、唐《乔进臣墓牒》（元和九年）、南汉《马二十四娘墓券》（大宝五年）、宋《朱近墓券》（绍兴元年），明《宋秀买墓地合同》（隆庆二年）、《李孟春买坟地券》（年月泐）等。其四至及证人皆虚无缥缈之词，为村巫之陋俗。其真券纪实者，仅有汉《武孟子男靡婴墓券）（建初六年）、《潘延寿墓䇷》（建宁元年）、《王君卿买地券》（建宁二年）、《孙成墓券》（建宁四年）、北魏《张神洛墓券》（正始四年）五种。惟唐《刘玄简墓券》（大中中）前所纪四至为实界，后所纪四至则为青龙白虎之属，是纪实而兼沿习俗者。此类墓券，或为石，或为砖。惟王君卿孙成用铅，靡婴用玉，永建四年券用铁，皆为希见之品。此外尚有载于墓志之后者，所见惟唐《徐府君刘夫人合袝铭》（大和九年）一石，亦为纪实之真券。

谱系　中国在宗法社会时代，氏族门阀，辨之极严，故《隋书·经籍志》列谱系于史部，郑樵《通志》列氏族于二十略。其见于石刻者，若唐《郭敬之家庙碑》（广德二年）。其阴列敬之男九人、孙十五人、曾孙三人，并详其官位。乐安孙氏石刻（元和四年）且列一家男妇老幼。宋元以来，刻石尤多。宋《石氏世表》（康定二年）、元《莱芜邹氏宗派图》（延祐二年）、《王氏世系图》（至正七年）等，皆于其本系宗支叙述详备。元时寺院之碑，往往于碑阴刻宗派图。古圣贤之谱系亦有刻石者，如绍兴孔庙之宣圣世系图，邹县孟庙之《邹国公续世系图记》，吴县至德庙之《泰伯世系图》，是也。此外尚有纪祖父生卒年月者，如汉《三老讳字忌日记》（建武中），则为祠祀而设，非谱系之属也。

地图、界至　叶昌炽据唐《吴兴图经》为颜真卿所书，刻于石柱，以为唐时图经皆为刻石。是则地图之刻石，由来旧矣。今所存者，惟刘豫阜昌七年之《禹迹图》《华夷图》（当金天会十五年）两种。毕沅谓“所载山川，多与古合，是为宋以前相传之旧”。又有宋吕大防《长安志图》，佚而复出，且仅存残石数十片。吴县有《平江图》（无年月）、《地理图》（淳祐七年，与《天文图》《帝王绍运图》同刻），桂林有《修桂州城图》（无年月），皆为南宋时刻。金元时所刻者则有《绎山图》（大定十六年）、《尼山图记》（明昌六年）、《重修中岳庙图》（承安五年）、《崇国北寺地产图》（至元二十一年）、《扬州路学田图》（后至元五年）、《平昌寺地图记》（至正十五年）等，皆石之见存者。其石佚而仅存拓本者，惟《攈古录》载唐《洛京朝市之图》（元后至元三年）一刻。凡此之类，或图九州，或图郡邑，或图田地，其范围之广隘虽不同，而皆有资考证者也。

界至者，记疆界之四至也。《元和郡县图志》又称为八到。其俗自汉已然。上述之墓志，莫不有东西南北之界，但或言比，或言邸，或言极，或言至，为不同耳。汉《宋伯望刻石》所纪，皆经界之事。隋《始建县界碑》（大业四年）、宋《常熟县经界记》（嘉熙二年）、元《曲阜县历代地理沿革志》（至正十年），乃纪一县之界。唐《丰乐寺大界相碑》（永泰二年）、宋《保安院大界相碑》（景祐五年），即识寺院之界至者，释家谓之界相。若宋《栖岩寺四至记》（咸平二年）、金《鸿庆寺常住地土四至碑》（大定二十八年）、元《月华山林泉寺四至碑》（大德三年）等，则又不称界相而称四至。其以山为界者，则有唐《龙瑞宫山界至记》（无年月，贺知章撰）、宋《仰天山勅赐山场四至记》（元符三年）、金《灵岩山场界至图记》（天德三年）、元《张志贤修行记》后刻《本山四至》（至元九年）等。盖此类界至之碑，以山场寺院为最多也。

题咏题名　凡著名词宇及山水佳处，多有古人之题咏题名。或志景仰，或纪游踪。唐宋之后，作者尤夥。姓名事迹，往往可补志乘之阙，若整理而汇录之，皆治吏者考证之资也。

北魏郑道昭《登云峰山论经书诗》（永平四年）、《观海岛诗》、《登太基山诗》、《咏飞仙室诗》（并无年月）四种，为诗篇刻石之始。昔盛昱藏一残石，为《登百峰山诗》，碑侧有题名一行，只存官号而缺人名，亦为魏刻。北魏刻石只此，余无闻焉。唐宋以后，诗人辈出，名作如林，故见于石刻者，亦往往蔚为大观。如唐之《美原神泉诗》（垂拱四年）、《夏日游石淙诗》（久视元年），宋之《兴庆池禊宴诗》（庆历二年）、《石林亭唱和诗》（嘉祐七年）等，皆一时唱和之作。其单篇零叶见于碑阴或崖壁者，更指不胜屈。宋以后词始盛行，诗篇之外间有刻词，伹见于著录者仅十余种耳。

题名始于东汉。孝堂山石室有邵善君题名，曰“平原湿阴邵善君，以永建四年四月廿四日来过此堂，叩头谢贤明”，《韩敕造孔庙礼器碑阴》有项伯修题名，曰“熹平三年，左冯翊池阳项伯修来”，皆为亲履其地自题姓名者。孝山堂石室题名，据孙《录》所载，自汉至于唐初，凡十余则。题名汇于一处而又最早者，当莫过于此矣。唐时题名之风，较北朝为盛，宋元时尤多。今南北诸省，山巅水涯，随处皆是，尤以桂林诸山为最。方志及金石目录诸书所著录者，实不足以尽之。此类游客题名之外，尚有二种，亦皆有资考证者。一为官吏之题名，如《御史台精舍题名》（唐开元十一年）、《郎官石柱题名》（唐大中十二年）、《楚州官属题名》（唐自大和讫会昌）等，是也。一为科举题名，如绍兴县（宋大中祥符讫咸淳凡三碑）、滁县（宋绍兴十八年）、黔阳县（宋宝祐二年）、长安县（自齐阜昌讫金兴定）。大兴县（自元讫清）之《进士题名》，吴县（宋自绍兴至宝祐）、历城县（凡二碑，一元至正十年，一二十二年）之《乡试题名》等，皆是也。至若秦琅玡台刻石，唐《纪泰山铭》等之从臣题名，以及汉以后立碑造像之出钱人题名，则又为一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