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起源

我国古代书籍，皆出于竹木之简牍。联系各简而编以丝纶或皮革，使成为册（或作策），以便讽诵。是为书籍最初之制。孔子读《易》，韦编三绝，即系皮革所编之册也。从后代之以缣帛，又其后代之以纸〔一〕，但皆出于钞写，讹脱自所难免。故自汉以来，传经者各有师说，章句颇有异同，各家之学，同时并立学官，致有十五博士（后汉无《庆氏礼》，为十四博士，说见后）。至后汉桓、灵之际，经籍去古久远，文字多谬，诸博士试甲乙科，争第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赂，定台漆书经字，以合其私文者。熹平四年，乃诏蔡邕等正定文字，刊于石碑，立于太学门外。于是诸儒晚学咸取正焉，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二〕，此为刊刻石经之始。以其为汉熹平中立，故后世称《汉石经》，或《熹平石经》（《后汉书·灵帝纪》系于熹平四年，而《水经注·谷水篇》言光和六年，或受诏在熹平，而刻成则光和年也）。其动机盖以书经传写，踳驳日多。又遭党锢之祸，经师名儒，禁锢诛戮，放废流亡，邪枉之徒，轻为奸利，私行金货，窜改今文，势非刊一定本不足以解此纠纷。时既不知有印刷术，则欲传之久远，固非刻石不为功。太学为博士传经之所，故立于太学门外。自正定文字始，而书丹，而刻石，其事不能立就。假定《水经注》光和六年之说无误，则历时九年，以底于成，亦是意中事。为校正异同，整齐画一，而兴此巨大工程，不得不谓为学术界之盛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