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三十年——文集自序
一
从1977年到2007年这三十来年，对于我们这个东方大国来说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即便像我这样一个平凡的知识分子，在时代的震荡之下，三十年来从生活到工作也经历了许多变化。作为文人，积习难改，免不了要写点东西。所写的东西，或发表出版，或束之高阁，不知不觉也积累有相当的数量了。现在出版社出于好意，要给我出一部文集。这是一个机会，可以把自己三十年来所写的文稿分门别类，加以编排整理。而在这整理编排之中，摩挲着在不同时候、为了不同需要、出于不同心情所写的稿子，不免抚今追昔，流连一番，回想一下三十年来自己所走过的文学道路。
我自幼爱好文学，发表文章也颇早，在上世纪50年代还做过三年文艺工作，理应有相当的成果。不过，从50年代中期即被调到高等学校，而且随即经受了漫长的政治运动的禁锢，被剥夺了正常生活和独立思考的权利，根本谈不到什么文学写作了。二十多年好像是做了一场痛苦的怪梦。直到“文革”结束、三中全会，被错划“右派”的问题改正，怪梦方才结束。虽然，当时个人的精神状态，用河南老百姓的话说，“还没有完全迷瞪过来”，有一个念头却是很清醒的，那就是：赶快抓紧工作，做自己应该做的事！
所谓工作，对我来说，一方面是正业即本职工作，另一方面则是副业即文学创作。我是读英文出身，我的本职工作是讲授英国文学，本来从1957年开始就进行准备，打算编写一部自用的英国文学史教材，但被“反右派”斗争打断了；“右派”摘帽后，在1963—1964年我才有一段完整时间把有关资料汇集起来，理为长编并写出教材的上半部初稿，但是教材还没有来得及使用，1965年“四清”运动开始，稿子搁置一边。到1966年夏，“四清”刚刚结束，又是十年“文革”。“文革”结束，大学招生，全国高校恢复了英美文学课程，我才从书架上拿下“破四旧”中侥幸未被抄走的教材上半部初稿，写完下半部，并经过二三次修改，于1981年出版——这就是我的第一本书《英国文学简史》。
与此有关联的是我在20世纪80年代所翻译的英国散文作品，也在改革开放后所兴起的外国文学翻译高潮中发表出版；在90年代又出版了我所翻译的两部莎剧和一部萧剧。我这些翻译作品汇集起来已于2003年作为译文集出版。同时，结合翻译和研究工作，我还曾陆续写出一批关于文学翻译和部分英国作家的评论——这些评论文字经过筛选，现在以“译事随笔”和“文学散论”为标题，收入这部文集。
二
我的业余创作包括三个方面，即：戏剧、小说、散文。
我从小在郑州一个戏园子附近长大，后来又做过三年戏剧工作，长期以来对戏剧怀着浓厚感情并学习编剧。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由于当时历史资料易得，我编了一部历史话剧《商鞅》，根据《商君书》《史记》中的《商君列传》和《秦本纪》以及《秦会要》等史料演绎构思，写成初稿，到80年代又参阅《商鞅的法律思想》等书进行修改定稿。商鞅是古代为改革事业而献出生命的重要历史人物。我在学生时代的文学引路人杨刚同志曾写过一本以他为题材的历史小说《公孙鞅》。我是把商鞅当作从奴隶制度到封建制度过渡中起过关键作用的人物来写的，着重于写他的历史贡献。但从今天来看，他的历史局限也很明显。他毕竟是两千三四百年前代表新兴封建统治阶级的人物，对于他，只能有分析地“以史为鉴”，而不可简单地“古为今用”。这一点，我在该剧的后记中也提到了。
远在1954年，我曾根据阿英的话剧《李闯王》改编过一部豫剧《李闯王》，在郑、汴、洛三地上演近百场，本来内容没有任何问题，但被个别领导说成是“歪曲了农民领袖的形象”，而我那时少不更事，缺乏政治经验，据理说明，顶撞了领导，以致连遭打击，到1957年“反右派”斗争时我因此事被错划为“右派”，使我的整个青壮年时代全被政治运动所摧毁。在七八十年代之交，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出版，引起我再写一个以李闯王为题材的剧本的愿望，也有“在哪里跌倒，也在哪里爬起来”的心意。结果便是京剧《李信与红娘子》。由于对有关李闯王的史料早已熟悉，这一次创作时又看了一些新资料，写得还算顺利。剧稿拿到北京，被风雷京剧团见到，邀请我赴京修改后作为向30年国庆献礼的节目演出。在修改过程中又蒙老戏剧家马彦祥先生两次写出修改意见，并经过剧团彩排。但在最后阶段，据说因为剧团领导与导演之间的什么意见矛盾，此剧未能公开演出。
尽管如此，据读过这两部剧本的戏剧界同行说，它们足以表明我的剧作已经有了自己的风格。我自己也认为这两个戏经过多次修改，在我的整个戏剧创作中属于较为成熟、有一定艺术特点的作品。
《白求恩在中国》这个话剧写于1974—1975年，根据当时手头的中英文资料改编，并经过两次修改，写后曾征求过戏剧界人士的意见。剧稿由1995年《大众医学》杂志连载，现连同其他二剧收入这部文集。
三
我在青年时代做的是“作家梦”。我心里最想做的事是搞创作，而搞创作主要的是写小说。但我这个人心高手懒。在整个上高中、大学阶段，满打满算，只写出四篇小说。高二时写的《陶发鸿》，以我舅舅的一件罗曼史为素材，写一个嫉妒多疑的“老丈夫”，本来已被重庆的进步杂志《学习生活》准备刊登，不幸该杂志突然被国民党下令停刊，稿子退回；一气之下，自己和高中同班于型篯向老师们“化缘”办了一个小杂志《驼铃》，发表了我这篇小说处女作。大学期间，先后写了三篇：《训导员郭茂生》，仿果戈理的《外套》，以我上中学时的一个训导员为素材，写一个忠心耿耿为国民党办事的“正统”小职员，最后因受长官压制、贫病而死（结束时还用了一点“黑色幽默”：他死的那一天，训导处的挂钟在半夜里敲了十三下！）；《新狂人日记》控诉国民党的特务统治——在“新狂人”的心目中，整个大学是一个特务如毛的集中营。1949年年初，我到重庆张家花园全国文协旧址，把这两篇小说交给老作家艾芜，解放后他托重大中文系主任告诉我“写得很好”，1949年已发表在重庆一家妇女刊物上——可惜我一解放就“投笔从戎”、参加二野部队当宣传员，顾不上去查找这家妇女刊物。这成了我生平一个大谜。我真希望哪一天能从重庆图书馆的旧藏中找到它们。另一篇《李春光和王慎学》则以我自己在高三因反对反动校长高维昌被开除为素材、稍加发挥写成，发表在重庆《人物杂志》上。50年后我从图书馆的旧杂志中把它找到、复印下来，有人看了，笑着对我说：江山易改，禀性难移，几十年了，你还是那样容易激动的脾气！——这话倒是不假。
把时间再拉回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当时出现了一个小说创作空前繁荣的时代。无数短篇、中篇像“井喷”似地冒出来，发表在全国的大小刊物上，其中有不少名篇佳作，看了令人眼界一新，打动了我久藏心中的小说创作激情，于是在80年代初我把全部节假日投入小说写作。
最早的一篇是1980年写出的《老牛行状》，以个人亲历的“右派”生涯和“文革”初期的所见所闻为素材，可以说是蘸着自己心血所写出的沉痛忏悔的心路历程，在手法上则学鲁迅的《阿Q正传》和果戈理的《外套》。写出后自觉与当时刊物上所发同类作品相比并无逊色。省里有两家刊物要它，第一家据说要分两期发表，我有点舍不得；第二家说是要在创刊号发表，我才交给他们。但编辑部一致同意发表之后，据说一位领导说“写1957年和‘文革’的作品太多了，不要发了！”临时被抽下来，一年之后才把经过编辑用红笔加过工的原稿退给我。其实，当时有一位师长辈的领导同志告诉我：“中央并没有禁止作家写1957年和‘文革’。”对此我不甘心，又下功夫写另一部中篇《书房的窗口》，从一位老教授的角度刻画一批知识分子的群像。对这位老教授的描写，我用了一点幽默笔调。由于时间跨度大，我没有平铺直叙，而是采取了类似“意识流”的片断、插话加上人物素描的写作方式——学的是萧红的《呼兰河传》和孙犁的《铁木前传》，结果写成了一部抒情散文式的小说。这部作品的特点我自己很清楚。把稿子寄给《收获》，编者来信说：“人物素描还可以，但结构太松。”这意见还是有一定道理。后来寄给南方一家刊物，表示愿发，但要求压缩。于是我在两三年间不过节假日，把稿子从10万字压缩到8万字，又从8万字压缩到6万字，寄去后很久无回音，托人去问，说要发，但最后又说是因为“经济原因”退回了。
抚摸着这部小说的初稿、二稿、三稿，以及带着编辑留下“红杠子”的《老牛行状》，我心想：杂志多如林，发表何其难？一位文艺界人士告诉我：创作是一门学问，发表又是另一门学问，“工夫在诗外”。又有一位老编辑告诉我：文坛的风气也像时装一样随着时代潮流在变：新时期刚开始兴的是“伤痕文学”，很快又兴“反思”“寻根”等等（有些名词我没有记住），你只是一老本等守住“写实主义”“白描”，这就像火车已经出站，你还跟在后面追，怎么能追得上呢？他是我的老朋友，说话不外气，我不得不信。我遵循的文学创作理论还是“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浪漫主义也是在现实主义基础上发展的“另类”），其他创作理论就非我所知。经过反复折腾，我终于觉悟：自己虽然在50年代干过三年文艺工作，毕竟此后二三十年身在学校，与文坛、艺苑隔膜已久了，在创作方面还是“卷旗收兵”吧！于是，为了给那几年的“创作生涯”画一个句号，我以耳闻某位教师的经历为素材（当然不是照搬，而是以想象重新构思），稍用一点游戏笔墨写了一个短篇《天上飘过一朵白云》。对于后者，我连投稿的念头都没有，只为自己“写着玩儿”，虽然它的内容并不像表面看来那么轻松、“好玩儿”。
老话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我的作品当然远远谈不上“千古文章”，但我为它们所付出的心血劳动，自己是清楚的。就上述三篇小说而论，限于作者的生活局限，它们的格局虽然不大，但不是也画出了某一特定时期和地域的人情世态和一些独特人物性格的素描吗？以天下之大，自有它们存在的价值。偶有作家朋友读了《老牛行状》，表示欣赏，说是总有机会出版创作集，可以把它收进去。我当时还心中无数。但到90年代，应了他的吉言，果然有出版社出过我一本创作《异时异地集》，而且据最近网上的消息，书还卖到了香港。所以，这一次我仍把这三篇收入我的文集，并且把我的少作《李春光和王慎学》也作为附录收入。
四
从此，我就安心搞自己的本行。好在在英国文学的教材编写、翻译研究之中尽有其本身的乐趣，况且我在近18年来还在进行着编写一部莎士比亚词典的大工程，它给我带来的辛苦和欢乐也是说不尽的。这方面的成果，除已出的译文集之外，便是收入这部文集的文学散论和译事随笔。
我30年来断断续续写出了对于一些往事的回忆、对于一些亲人恩师的怀念以及对于种种事物的感想，这方面的散文作品，有些曾在报刊上发表，例如《想起了杨刚》和《谢谢你们，介绍人！》，在80年代末曾发表于广州《随笔》，后来还都有了得到其他书刊转载的荣幸。特别是后一篇，投稿后考虑到或与我的“社会形象”不妥，曾写信索回，但责任编辑是一位刚从大学毕业的女孩子，十分热情（可能还读过我的《英国文学简史》），回信“老师”长、“老师”短，说“不但不会有损您的形象，还会使人更尊重您”，等等，我不好强行收回。不料《随笔》一发表，《读者文摘》《青年文摘》接连转载，使得东西南北各地的熟人都看到这篇文章，有的老朋友表示理解，甚至说是可以放进描写“文革”诸现象的文集里。另有一位聪明的青年学者看后写了一句评语：“好一个悲字了得！”他看出了在这篇用乐观笔调写逆境生活的回忆文字中所隐藏的沉痛苦涩。
1996年因参加世界莎学大会赴美一月的札记；我们夫妇历经18年编写一部莎士比亚词典的纪实；个人近11年读书、看电视和日常见闻的随感琐记；与学术界几位师友的一批往来书信；我历年所写的一束拙诗，写得不好，只算是几十年心路历程的点滴反映：这些文字拟以“纪实·随感·交流·杂诗”为题一并收录文集。
五
30年来个人的文学经历表明，一个人的成就离不开自己国家的命运或大气候，离不开自身所处的小环境，也离不开自己的禀赋和素养。假如没有“文革”的结束和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就不可能有现在这样和平建设的基本条件，正常地从事学术事业就无从谈起，我也无法安安静静地在学校里编教材、搞翻译、做研究。另外，如果不是从少年时代起自己几十年一直酷爱文学写作，我也不可能在本职工作之外，还要挤节假日和零碎时间额外地辛辛苦苦“爬格子”，写出现在这一批作品。总之，一切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天、地、人三者良性“碰撞”、磨合的结果。惭愧的是，与其他作家、学者30年间的成果相比，自己的作品从数量和质量都感到不足。不过，“愧则有余，悔又无益”。自己只有这么大的本事、只有这么多的时间精力，也只能写出这么多、这个样的作品，作为自己30年来文学写作的成绩，献给广大读者。
需要说明的是，在编这部文集时，我把各方师友（包括一位日本学者）对我的创作、翻译和词典编纂工作的评论也附在有关文章之后，收入本书。这固然表示个人微小成绩受到社会承认的喜悦，同时也表示向各方师友的热情鼓励致以衷心的感谢。
刘炳善
2007年1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