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接“峥嵘岁月”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老八路的那种“官兵一致”的平等同志关系以及地下党员和老百姓的生死与共的联系不见了，而代之以层层叠叠的等级制度。在一个单位里，人的尊卑贵贱大致可以分成这么一些等级：书记—副书记—委员—一般党员—出身好的非党员积极分子—出身不好的非党员积极分子—一般群众—两类矛盾之间的“边缘人物”—“老运动员”（“右派”及“摘帽右派”等等）。在这个阶梯图中，“老运动员”是阶梯的最底层，各种倒霉的事随时都可能落到他们头上。一个人一旦沦为“老运动员”，那么他之所以活着，就仅仅是为了在一切运动中充当“反面教员”。正像在云南发现的一面铜鼓上铸造的那个古代奴隶——他之存在，就只是为了在某个时候被拉到神坛上去做“人牲”。
从1957年到1966年的10年间，老牛靠着别人的手，也靠着自己的手，把自己塑造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老运动员”。他不但自己甘于这种地位，而且认为只有自己这样忍辱负重、逆来顺受的处世态度才算是“老运动员”的“正宗”，而对于学校里那些处于同样地位而不能自安、有所挣扎、有所不平的人觉得反感，甚至有时在背后打小报告揭发他们。——一句话，现在老牛自觉自愿地“背上了十字架”，他的“老运动员”的性格已经完成了。
“久病成良医。”像老牛这样多年当运动员的人，好像培养出了一种对于政治气候的“第六感觉”。老牛家里自然从不订报。但是，仅在办公室里扫一眼大标题也就足够了。1965年冬天，老牛一见报上登出了一大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心里一惊，立刻就有了某种预感，很有点“一叶落而知天下秋”的味道。他并没有看这篇文章的内容，但他凭直觉知道：在那些年头，每当一张报纸只登一大篇什么文章，剩下一点点篇幅再登几小段表态性发言——这多半就是要搞大运动的信号。因此，过了年，《评“三家村”》一发表，老牛对形势就毫不怀疑了，连自己应该采取的响应运动的计划也想好了。当天晚上，孩子们一睡下，他就对牛嫂说：
“你给我收拾个小包袱！”
“干啥？”
“又来运动了——不会小！”
“咱管它运动不运动！你不是摘帽了吗？”
“摘帽也不行。还是自觉点好。”
“你都胡想些啥？这跟你又有啥关系呀？”
“你不懂。是祸躲不过。你给我打点个小包袱，准备再去劳改……”
牛嫂见他说得认真，不由得不信，只得给他收拾小包袱，但嘴里还嘟囔着：
“哎呀，你到底犯了多大罪呀？像个犯人一样，一天安生日子也不能过！”
当晚，老牛把自己在农场写的“右派”改造总结底稿翻出来，借着15支灯泡的黄光，把自己“罪状”那一部分规规矩矩写了下来，前边加上“认罪书”三字作标题，然后叠好、压在枕头底下。
第二天上班时间，老牛掂着小包袱到学校去。他一见小吴，双手捧上“认罪书”，说：
“吴副主任，又来运动了。我低头认罪。这一回到哪儿集中？”
老牛这一手，小吴可没想到。他心里说：“哼，你倒跟得紧！运动还没到，你就来‘投案自首’了。连我自己还不知道明天是风是雨哩！”
小吴搔搔头，考虑一下对于老牛这种人说话应该采取的适当措词，回答说：
“上边还没有安排。不过，你这种态度很好：随时不忘改造——就是要这样才对。‘认罪书’你先自己拿着，过几天再说。就这样吧，好不好？”
此后，老牛过了几天“想当运动对象而又当不上”的日子，心里很不是滋味儿，吃不下，睡不着。牛嫂安慰他：
“不会有啥吧？咱又没有干啥坏良心的事……”
老牛不听她那些“妇道人家说的话”。他模模糊糊感觉到在冥冥之中有某种抓不住、摸不着的命运在掌握着成千上万像他这样的小人物的生死存亡。这一回，他本能地感觉着一场大灾难又要来了，他要再一次向这不可抗拒的命运低头膜拜，心底盼望它垂念自己的虔诚，或许能够减轻一点自己所要受到的苦难；如果自己实在罪不容赦，至少赐给自己一点老实服罪以后的自我安慰之感。于是，他把自己的“认罪书”抄成大字报贴在家门口。在大字报的末尾，他加上一句：“欢迎革命群众批判教育。”
好，要来的很快就来了。这正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阶段，口号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天中午，老牛全家正在歇晌，突然有一大群人奔跑的脚步声“刷刷刷”地来到门口。接着什么人大喝一声：“老牛，造你的反来啦！”牛嫂和小孩们吓得缩在屋里不敢动。老牛走出门口，只觉得有一片红颜色在眼前晃动，马上就有人给他挂上黑牌、戴上高帽、叫他低头。有一个戴红袖章的女生向他宣读“勒令”。老牛脑子里乱烘烘的，高帽又太大、盖住他的眼睛，只断断续续听见：“把你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不许乱说乱动！……砸烂你的狗头！……勿谓言之不预也！”等等。老牛连连答应：“是，是，是。”
下一项程序本来是抄家。但“小将”们拥进屋子里一看：除了一些破烂衣物就是一些破烂家具；墙上挂着一张“全家福”——那还是老牛和牛嫂抱着刚满百天的老大照的，装在一个破镜框里；桌上扔着一本破书，就是那本没头没尾的《今古奇观》——那是老牛全家唯一的一本“闲书”。“小将”们拿棍子往桌、椅、床、柜上砰砰啪啪敲打一阵，把《今古奇观》抓起来一撕两半，又把破镜框从墙上摘下来“啪”地一下摔在地上，然后像一阵旋风似的押着老牛走了。
老牛被押到校门口，看见学校里好像教职员都站在那里，也和自己一样头戴高帽、胸挂黑牌。老高自然跑不脱——他那黑牌上写着“老右派，老反革命”；还有老钱——他那“光喝茶、不开口”的老皇历现在也不灵了，他胸前的牌子上清清楚楚写着“罪大恶极的历史反革命”；老孙也战战兢兢夹在这些人里边；最惹人注目的是那位有了三个孩子的戴眼镜的女老师，不知为什么她那黑牌子上竟写着“资产阶级臭小姐”还加上“狐狸精”——为了证明这一点，叫她反穿一件皮大衣、大衣后边还吊着一条狐皮围脖。此外还有一些教师，各有各的名目，全都毫无表情地站在那里。
现在把他们这些人集合到校门口，是为了举行一次“牛鬼蛇神大游街”。但在出发之前，发生了两个小插曲，不得不在此交代几句。原来老牛这两天在家里“闭门思过”，不知道学校里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吴副主任当了校“文革”主任，正掌握着这个学校的运动大权；二是学生当中成立了两个红卫兵组织，同时都向“牛鬼蛇神”们下“勒令”，而他们的“勒令”往往互相出入，这就引起不少纠纷。例如，关于老钱的头衔，甲派根据他在旧衙门干过事，给他定的是“历史反革命”，而乙派却说他的主要问题是解放以后“老奸巨猾、态度暧昧”，应该给他定为“地地道道的现行反革命”。又如，老高要戴的高帽子，甲派命令他自制三尺高帽，而乙派却命令他一定要戴五尺高帽。现在，“牛鬼蛇神”们已经集合起来，只待小吴发出命令就要出发，但两派学生组织却提出先要检査一下“牛鬼蛇神”的披挂是否合乎“勒令”的规定。甲派看老钱的牌子上写着“罪大恶极的历史反革命”，通过了，但乙派提出了强烈抗议。然而，等乙派学生气呼呼赶到老钱面前准备当场批斗时，老钱立刻“迅雷不及掩耳”把黑牌向外翻了一个面儿，原来在背面还写着“地地道道的现行反革命”。“小将”们猛然一愣，接着恍然大悟，不由得笑了起来，说：“哎呀，到底是反革命老手！”老高在这方面的聪明也不亚于老钱。甲派去看他的高帽大致三尺，点点头表示满意。乙派去检查、正要发作，老高马上把高帽取下，用手一拉，三尺变为五尺——原来他那自造的高帽是有伸缩性的，可高可低。这样巧妙的工艺水平，两派学生都只好“叹为观止”了。
校“文革”主任小吴发表了简短的动员令，红卫兵就押着这一支光怪陆离的队伍去游街。为了吸引观众，还特地找来几件打击乐器来助兴，叫“牛鬼蛇神”们一边走一边敲锣、打鼓、拍钹，走到闹市还要他们一个一个自报姓名、罪状，再各说一段“三句半”。总之，这些心地单纯的孩子们，一戴上红袖章，有点陶醉，在少数心地不那么单纯的大人支配下，为一股他们自己也不怎么清楚的政治狂热所鼓动，尽着他们的聪明小脑袋想出了种种办法来折腾这些可怜的老师，结果把这“史无前例”的第一幕弄得悲剧不像悲剧、喜剧不像喜剧，而成了一场乱七八糟的闹剧。
那些被折腾得狼狈不堪的“演员”们在“表演”之后，反应各不一样：老钱是“曾经沧海”了，他回家脱去高帽、取下黑牌，照常吃、喝、睡觉。老高大大咧咧惯了，回家以后还对老婆孩子再来一番“汇报演出”，惹得家人哭笑不得。老牛早就有了“勇当革命对象”的准备，所以并没感受太大的痛苦，只是额头被扎高帽的竹篾划破，流了一点血。只有老孙（其实他不过是“赔罪”，后来就没事了）简直吓破了胆，回家后病了一个星期；病后，别人一提这事，他还摇头、发抖、嘴里“哎呀、哎呀”地不停叹气。最严重的是那位女老师——她一回到家，就像死人一样倒在地上，从此瘫痪了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