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胎换骨”之一
老牛精神上带着“七斗八斗”的鞭痕，脸上带着麻木不仁的神情，心里怀着非常矛盾的思想，走上了“脱胎换骨”的苦难历程。
被划了“右派”以后，有一段时间，老牛仍然留在学校里参加政治学习。对这一点，老牛感到有点受宠若惊，认为这是领导对自己的“特殊照顾”，甚至还因此产生了某种侥幸心理。他幻想自己也许在暗中受到了领导的“宽大处理”，而自己所经历的从批斗直到签字、盖手印这一套繁杂的手续，都仅仅是领导为了“教育”自己才苦心孤诣地想出来的；只要自己接受了“教育”，老实检査了，“右派”问题也就不存在了。想到此处，他立刻写了一个思想汇报，感激领导“还让自己这个对党犯下严重罪行的人留在人民队伍中学习”。然而，汇报交给小吴以后，毫无反响，领导上并无“殊堪嘉许”的表示。原来，让老牛还暂时留在学校，不过是郑主任想出来的一个高招——这样安排，可以在政治讨论中树立一个供大家批判的“活靶子”。每当老牛心旷神怡地享受着“人民内部”的政治权利，专心致志倾听别人发言的时候，不定什么时候在那发言中突然提到他的尊姓大名、并且在他姓名之前毫不含糊地冠以“右派分子”的头衔。每当这种时刻，老牛就像受到电光石火猛然一击似的浑身觉得毛骨悚然，使他从好梦中惊醒，明白自己的身份仍然不过是一个政治上不受保护的人，一个“不可接触的贱民”。例如，有一天，老牛在会上听老孙发言：老孙且痛且悔地进行自我批评，检讨自己在鸣放中思想上的动摇。但在发言中他忽然瞥见老牛也在那里呆头呆脑地听得入神。对此，老孙这个平常胆小怕事的人也不禁大为生气了。他立刻把话头一转、情绪激昂地把老牛批了一通，意思是说自己之所以犯了错误，乃是受了老牛这个“右派分子”的“侵蚀”和“俘虏”。老牛这时候的心情，就像一个被打倒在地的人，随便什么人高兴的时候可以跳到他身上蹦三蹦，不高兴了可以照他身上踢三脚。
这种零敲碎打的袭击，一点也不比专场批判好受。对于专场批判，可以大包揽，反正把一切倒霉事都算在自己账上也就是了——那就好像遇见排炮从头顶上打过去，赶快低下头、把身子弯下来甚至趴在地上，也就躲过去了。但不知何时袭来的冷枪点发，可就猝不及防、没躲没闪。总之，万炮齐轰也好，冷枪点发也好，老牛终于不得不面对这么一个冷冰冰的现实：“右派”划定了。
这时候，他心里油然产生了一种委屈情绪。当一个人倒了霉，失去了一切安慰，身外的世界就像被轧路机轧过的空地，每一棵寄托着希望的小草都被压死在泥土里，这时候就只剩下委屈情绪还能起一点自我怜悯、自我安慰的作用——如同一个人受了伤而又没有药膏可以涂搽，就只好用自己的唾液来涂抹一下那流血的伤口。老牛的那个老实头大儿子每当错挨了妈妈的打，总是先大叫、后哭喊以表示冤屈；打过了，也哭过了，就躲在一个什么角落里独自断断续续地数落、自怨自艾，肩膀抽动着，鼻子里哼咛着，埋怨着世界的不公平，可怜着自己的无辜被打。到了最后，什么动静也没有了，似乎陷入一种哲学家沉思冥想的状态，然后他就完全平静下去了——这就是委屈情绪的作用。它是弱者的最后一根精神支柱。
不过，老牛这种战战兢兢、仅藏于心的委屈情绪也很快就平息下去了——这要多亏那“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形势。
1958年年底，这个学校的师生为了学习“大跃进”的形势，到郊区一个生产队劳动。老牛也跟着去了——带他去是为了就地改造，不老实了可以当场批斗。他们在那里吃着掺糠的红薯叶团团、拉了一个星期的犁耙，然后参加了一次关于农村形势的辩论会。引起这场辩论的是这个村子的生产队长，因为他说：根据本村多沙、常旱的特点，小麦的一般收成是一百多斤；如果科学种田，能打二三百斤就算不错，最多四百斤也就“到顶”了；而别人说的什么一亩地能打三四千斤小麦，根本办不到，是吹牛。这一下子可就冒犯了那种号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跃进哲学”。大队支书说：“那就辩论辩论吧！”于是，就开了一连串的“辩论会”。
会场设在队里的饲养室里。老牛怀着一种战战兢兢的好奇心跟着别人去了。他尽量找一个不引人注意的角落坐下。晚饭后，人陆陆续续到齐。那个生产队长也被带进来，站在汽灯底下。老牛看那个人有30多岁，但长得老相、一脸皱纹、又黑又瘦，上身穿一件对襟小黑袄，下身穿的是打了补丁的棉裤，赤巴脚穿了一双单鞋，头上则按照当地农民的习惯扎着一块蓝印花土布手巾——总之，完全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
辩论会开始，主持会场的大队支书叫他先发言。他把自己的观点小声重述一遍。于是，积极分子一个接一个抢着质问他：“你说一亩地打不了三千斤，为什么到处都放了‘卫星’？”被辩论的人小声说：“别处的事我不知道。”“那么，报上的消息、号外都是说瞎话吗？你说！”“我说不了……”这时大队支书点了一句：“大家听听，他连党报都不相信了。”质问的声音猛然高涨起来：“你不相信党报，相信谁？相信蒋介石，相信右派、反革命？”“说！说！说！”这时，质问的人群把生产队长包围起来，你把他推过来、我把他推过去，像打排球似的，而且还有人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顺便朝他头上扇一巴掌，把他头上的蓝印花手巾也打掉了。推推搡搡很快发展成为拳打脚踢，被辩论的人终于倒在地上，拉起来又是拳打脚踢。如此循环往复，直到辩论会无法收场的时候，大队支书才慢腾腾作结论：“大家停停吧。你看（这是对那个队长说的），这就是群众对你们这些右倾脑袋瓜的答复。何去何从，你自己想想吧！”
那个被打倒在地的生产队长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土，走了，神色还相当平静——大概他对于这种中国式的“辩论”经历得多了，觉得人生天地之间总是难免要让人家这样“辩论”来、“辩论”去的，因此也就“安之若素”“甘之如饴”了。
然而，老牛可吓坏了。他在会场上，心里一直念叨着：“哎呀，老天爷，快结束吧！对人家生产队长还这样‘辩论’，要是对我——还不定‘辩论’成个啥样子哩！……哎呀，可不敢再胡思乱想了，还是认了吧！”
这比什么“和风细雨”都灵，老牛吓得再也不敢有什么委屈情绪了。
更幸运的是，回城里以后老牛听了一个“理论家”的报告，这才真正解决了他的思想问题。
这个“理论家”是大人物，当然不可能到这个小城市来。他在某大城市做了一个报告，这个小城市的教育局长想办法弄到了报告的录音，组织大家收听。老牛也沾光听到了。报告很长很长，从上午到下午整整要听八个钟头。老牛听过之后，别的内容都忘记了，但牢牢记住了其中的一句话，而这句话乃是整个报告的精义所在。这句话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就是革知识分子的命。”——对这句话，教育局长又加以注解，说：“大家要想通，要甘拜下风，不然就要犯错误、划右派！”“理论家”这个论断和教育局长的注解虽不见于任何革命经典，但在当时以至于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却是屡试不爽的真理。别人对此如何贯彻暂且不论，老牛听了以后就像得到了上帝的启示一样，每当自己有了什么委屈心情，只要一默念“社会主义革命就是革知识分子的命”这句真言，心里就豁然开朗、精神上进入了一个“乐天知命”的境界。老牛思想一通，文路也为之大开。他一天一汇报、一周一检査、月月有小结、年年有总结。这时候，监管人员才感到老牛写的检查材料的分量和重量。
1957年反右斗争以后，报纸上发表一位诗人的检讨文章。当时南斯拉夫一家报纸评论此事，称之为“诗人的忏悔”。的确，那时的中国，不仅是诗人、作家、艺术家、教师、教授，也包括全体知识分子，似乎都进入了一个漫长的“忏悔时代”：交代、检查等表示“忏悔”的文字材料大大膨胀起来。老牛所写的材料也丰富了这个时代的“文学遗产”。当我们今天有机会翻看老牛这些作品，会发现不少贯穿着“时代精神”的奇文：作者那种不惜“往自己身上开刀、再往伤口上搽盐”的献身精神实在令人惊叹——他不但把自己的思想言行全部连皮带肉挖了出来，而且由于“勇当革命对象”的精神所鼓舞，把自己的父母、兄弟、老丈人、小舅子的陈年琐事全都“一锅端”揭发出来，甚至连牛嫂的“新旧社会都老实”论也没有放过，真正做到了“六亲不认”。他这种自我糟践的精神直追韩文公的名言：“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
人真是奇妙之极。当他捞不到“清白无辜”的荣誉桂冠时，他就通过“忏悔”这个下水道拼命往“罪孽深重”的阴沟里爬。而且，更奇妙的是，这样也能得到某种精神上的满足甚至自豪。因此，在外国，教徒为自己有罪的肉体、有罪的灵魂而向上帝忏悔时，能够捶胸顿足、痛哭流涕，所使用的语言有时竟能达到了诗歌艺术的高度。在中国，阿Q只要能够得到自轻自贱的“天下第一”，就洋洋得意、飘飘然，全不管那“天下第一”的实际内容到底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