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个学生
这段札记是它自己冒出来的。我从书桌旁偶然抬起头来，瞥见窗外有三三两两的男女学生正沿着小路一边缓缓行走，一边专心致志地念书，于是，我突然想起了二十来年以前的这一件小事。
在50年代末或60年代初，我们系某班有三个学生：一个女生，两个男生，都是团员，都是从农村来的。那个女生叫辛软娥，是班里的团支书——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姑娘，总是穿一身黑中山服，裤筒又很宽大，叫人想起那些刚刚下地回来的农村闺女。她也确实是这样一个老老实实的农村姑娘，不多说话，学习成绩中上等，但一下乡劳动（那时候这种机会很多），不管锄地、犁地、收割、扬场、点豆、摘花、出红薯，她都是一把好手。另外，她对教师态度很好，不像某些“根红苗壮”、政治条件好、入校就当干部的学生——那些学生对教师一说话就流露出“我是无产阶级，你是资产阶级，必须和你划清界限”的那种味道，叫人感到紧张。辛软娥不是那样。为了班上的事，她偶尔到家来找我，不紧不慢地说着一口地地道道的南阳一带的口音，所谓“宛西方言”，却一点也不让人觉得生硬刺耳。也许，正如法捷耶夫说过的，再土气的方言，从一年轻姑娘的嘴里说出来，都是好听的吧？至少，我和老伴都对这个同学留下了好印象，觉得她礼貌、诚恳、能干、安详。
那两个男生，一个叫石成，是从豫东来的，穿一件紫花布衬衣，浓眉大眼，剃着光头，一望而知，是一个性情直爽的农村青年；另一个叫周树岐，虽然也是农村青年，打扮可就跟石成大不一样：他留着小分头，穿一身整齐合身的制服（本县最高的缝纫水平），衬衣的白领子露出来一点点，黑眼珠子滴溜溜地转，透着“精能”——显然，这是一个机灵鬼。
这些学生上到三年级，我开始到他们班里上课。
他们这一届学生是在1957年反右斗争以后入学的。这个时期学校里的形势特点是党员干部地位提高，“书记”一词成为无上权威的同义语。在我们这个不怎么大的系里兴起了一阵“书记热”，也就是说，只要能和这个头衔挨上边的人都以被人叫作“书记”为荣。当然，正儿八经的书记，例如党总支书记、党支部书记，被人称为书记，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团总支书记往往由党员专职干部担任，被叫作书记，也是理所当然。但是，流风所及，连学生当中的团支书（往往是像辛软娥和石成那样的小姑娘和小男孩）、党小组长以至于党员学生（如果凑巧班里只有他一个人是党员的话），也都“书记、书记”的乱叫起来。这样，“书记”泛滥的结果，发生了一个事件——事件就出在周树岐这个学生的身上。
原来周树岐这个机灵鬼来到大学里所感受到的第一个突出印象，就是“书记有权”“书记厉害”。因此，他在入学以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年级辅导员打报告，申请把他自己的名字“周树岐”改为“周书记”。这看来好像是小青年幼稚可笑的行为，但任何行为都有一个动机，也许在他觉得这两个名字声音相近，只要把字面略改一下，他就可以安享权威的荣誉了吧？有时候，年轻人的怪想头，你是想也想不到的。不过，按政策来说，一个人改名字也不是不允许。而且，“书记”二字，正如“国庆”“建军”“和平”“胜利”等一样，也是规规矩矩的好名字，没有什么理由不让人家去叫。于是，经过正常手续，由年级辅导员汇报到系里，系里汇报到校办公室，他的申请得到批准，他这个新名字就正式使用起来。
一开始，学生们跟他开玩笑——“周书记！周书记！”乱喊一气。他虽然本性是个活泼人，在这件事上却绝不儿戏。人家喊他“周书记”，他就一本正经地答应。这样叫来叫去，时间长了，大家习惯了，也就不开玩笑了。本来嘛，“书记”这个名字，正如“国庆”“胜利”以及其他名字一样，终究不过是一个人的代号，叫惯了也就不足为奇。
不过，事情并非发展到此为止。
那几年，政治运动频繁，一个接着一个。他们班赶上了“拔白旗”运动：任课教师被一个一个分到各班，接受学生批判。他们那个班没有党员，运动由团支部领导，挂帅的乃是团支书辛软娥。
在“拔白旗”当中，首当其冲的是外国文学课。我既然教他们外国文学，他们这个班的批判对象自然就是我。我想了一想，刚刚给他们讲过几首彭斯的诗：《穷得有志气》是替穷人说话的，《苏格兰人之歌》是歌颂爱国主义的，大概没啥问题。糟糕的是还讲了一首《红玫瑰》——这是爱情诗，爱情题材的作品和黄色文学的界限常常划不清，最容易惹出麻烦。看来，一场火辣辣的批判是躲不过去了。
我硬着头皮去参加批判会。走进教室，我站在讲台旁边的一个角落里，主动做出一个被告接受控诉的样子。但是，耳边却听到一个年轻姑娘用温和极了的南阳口音喊道：“邬老师，请过来坐下吧！”尽管“老师”一词并非什么特别高贵的尊称，而且我听别人喊我“老师”也不下成千上万次了，但是，在这样的时候、这样的场合，听见人用这样的口气喊我“老师”，我那眼泪就不知怎么着、没有出息地流出来了。我坐下来，掏出手帕擦擦眼镜片，打开小本，拿出钢笔，准备记录批评意见。我真心希望同学们对我的教学工作多多批评，因为我觉得凡是出自善意的批评，哪怕再严厉，我也能够接受，这也对我有益。但是，我听这个朴实的农村女孩儿说什么“邬老师备课认真……循循善诱……给我们介绍了不少有用的知识……成绩和缺点相比，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譬如说，彭斯的诗……”等等，等等。下边学生们的意见，我东一搭、西一搭地听着，精神不是多么集中。只有石成一开口说话，嗓门特别大，把我吓一跳。但我仔细听去，他的发言就像愣小伙子砍木头，东一斧、西一斧，常常不中腠理，大概十斧头当中有一两下击中要害。然而，归纳他的意见，不外是要求我在讲课中多给同学们介绍内容健康向上的作品。对于这一点，我当然完全赞成。只是他在发言中提到了《红玫瑰》，因为不会使用“爱情诗”这个名词，说成了“恋爱诗”，惹得学生们笑了起来。他涨红了脸，一口吃，讲不下去了。应该说，这个会开得和风细雨，我从心里感谢主持会议的通情达理的小书记。不过，当我离开会场，刚走到教室门口，似乎听见周书记大声说了一句话，好像是：“今天这个批判会开得没有火药味儿！”辛软娥紧接着答了一句：“对自己的老师，用不着枪、炮、火药！”两句话一来一往，只用了几秒钟。我听了，为之一愣，但接着就被离开教室的学生们一拥而出。我没有在意，“安步当车”、慢慢走回家去。
但是，不出三天，这个班又叫我去开会了。
来通知我的是周书记。他“嘭、嘭、嘭！”敲开门，伸进半个身子，只说了一句：“邬教授，开会！”扭头就走。我觉得他那黑眼珠中闪动着一种不同往常的神色，似乎像是得意，又像是嘲弄，使我微微感到不安。但我来不及细想，匆匆穿好衣服，赶往教室大楼。一进教室，果然大不相同：会场内贴了许多标语，内容是“坚决肃清在教学领域中一切资产阶级流毒！”“不让资产阶级思想过夜！”等等。迎面墙壁上是一条横幅：“兴无产阶级志气，灭资产阶级威风！”再看看：满教室是肃然危坐的人群，年级辅导员也在其中——他显然是来坐镇的。空气紧张而又沉寂。我呆呆站在讲台旁边，没人给我让座。
宣布开会的是周书记。第一个发言的却是辛软娥。这个姑娘哭丧着脸，没精打采，眼皮红红的，像是哭过。她很费力地开了口，说：“我在前一段担任团支书期间，辜负了组织的信任，犯下了右倾错误。以后班里团支部由周书记同志——”话没有说完，她就坐下来，把头埋在桌子上。辅导员用公事公办的口气补充说：“这是正常的团内机构变动。辛软娥同志作为团员，仍要在班里发挥积极作用。现在开会吧！”
这次批判会的详情，就不必说了，总之一句话：“火药味十足。”开第一炮的是新任团支书周书记。他把我在课堂上讲了《红玫瑰》一诗，说成是代表资产阶级向青年学生进行腐蚀毒害。他这句话刚说完，全班就响起了一片口号声：“坚决打退资产阶级向青年一代的进攻！”领着喊口号的是石成——他激动起来，声音高得扎耳朵。我相信同学们是单纯、真诚的，对石成也无反感。我觉得自己的教学工作虽有缺点，但“罪不至此”，然而也没有辩白的必要。不过我对于辛软娥实在感到抱歉——她因为在批我的时候心软手软，在班里这次小小的“政变”中失去了团支书的职位，心里一定是非常委屈的。让一个学生因为我的缘故而受委屈，比我自己挨批判还叫我难过，但这时候也顾不得许多了。我一面断断续续听着几乎全班一个挨一个对我的控诉，一面构思着自己的表态发言。最后，我在四周一片寂静的沉重压力下做了检讨。我说：自己在讲授彭斯的诗歌当中，尽管也选了《穷得有志气》《苏格兰人之歌》这些有积极意义的诗篇，但是对于《红玫瑰》这首纯粹描写爱情的诗歌，还是不忍割爱，没有想到它不适于在课堂讲授。这是自己的资产阶级情调在教学中的流露，在同学中造成了不良影响。不过，我心里明白：这一切都是废话。因为无论何人讲彭斯的诗，如果对他那些大量的描写苏格兰山民的粗犷、质朴、坦率的爱情生活的歌谣一首也不提，那是说不过去的。然而，我不那样检讨，我就不知道该怎样检讨了，反正人到那个时候无论如何是要检讨的。
简言之，周书记这个学生从此就成为辅导员的红人，不仅当上团支书，而且很快入了党——用当时的流行说法，这叫作“火线入党”。他成为班里唯一的党员，团支部、班会、全班学生统统归他领导，一下子变成了名副其实的“书记”。这时候，学生们喊他“周书记”，是怀着真正的敬畏，没人敢对他再开什么玩笑了。
以后，我教的课停了一两年。班里的事我无法亲眼目睹，只能得之于教师之间的传闻。
俗话常说，某某人是当什么的材料。这个周书记真是当“书记”的材料。他一当上全班的“书记”，立刻按照“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民族传统，组织起自己的一套人马：有人做他的参谋、助手，有人替他造舆论、“提高领导威信”，还有人向他打小报告、汇报班里每个人的思想活动。如果哪一个学生对他流露一点点不满，立刻就要发动全班进行“辩论”，而按照那时候“辩论”的方式，挨一顿拳脚是常有的事。他的“绝对权威”树立起来了，全班学生都看他一个人眼色行事。那个老实善良的农村姑娘辛软娥下台之后，埋头读书，百事不问，只要没人再找她的事，就算不错了。
这中间发生过一次波折。
那时候，大大小小的运动名堂很多，穿插进行。周书记上台以后，有过一次“战地整风”之类的小运动，允许群众对党团干部提提意见。这个班里也开展了这么一个运动。辛软娥向周书记提了一些意见，说他“自高自大”“官僚主义”“把个人凌驾在群众头上”。那种年头，政治气候变化幅度大，转折剧烈，人的情绪也很躁急。学生们对周书记提着意见，不知怎么动了真气。石成那个冒失小伙子大吵大嚷，竟然动手打了周书记一巴掌。要按当时“辩论”的习惯，这本来不算什么大事。然而，这一巴掌打在周书记身上，可就不得了啦。这件事震动了全系。辅导员报告系领导，系领导报告校党委，最后把它定为一次严重的“反党事件”。辛软娥作为这次“反党事件”的发难者，受到全系团员的批判，幸亏她是个女生，从宽处理，仅仅给予“留团察看”的处分。对石成的处分可就严厉了：他被划为“反党分子”，开除团籍、学籍，由保卫科送去劳动教养。
周书记挨了一巴掌，“因祸得福”。在全系团员大会上，让他介绍自己和“反党分子”斗争的经验。他精神抖擞上台讲话，一宣布发言题目：“我们必须继续战斗！”立刻引起全场雷鸣般的掌声。
班里的“反对派”垮台，周书记的“权威”更加巩固。这时候，他的“书记”派头更大了：他有亲信、有仆从，亲信替他维持“威信”，仆从替他干杂活。他早上起床，有人给他倒尿盆，有人给他端洗脸水，有人替他把牙膏挤到牙刷上，有人替他洗衣服、擦皮鞋。还有人巴结不上这些亲密的差事，就想办法送他钱、送他粮票、送他衣服鞋袜、送他吃的东西。只要他收下，送的人就很高兴。因为，据说，这一切是为了表示“对于领导的感情”，这是“对党的根本态度问题”。总而言之，周书记变成了班里的一个地地道道的国王。最后——他强奸了同班的一个女生。有人说，这个女生是在单独向他汇报思想的时候被他强奸的；有人说，这个女生在病房住院，他以“书记”的身份亲往探视，表示“对群众的关怀”，乘机把她强奸的。说法不一，但事情是确凿无疑的，因为这个女生怀了孕。事情掩盖不住了，辅导员汇报到系里，系里汇报到校党委，党委书记大怒。周书记受到的处分是：党内取消候补党员资格（这时候大家才知道这个“书记”原来不过是一个尚未转正的候补党员），开除学籍，由保卫科送去劳动教养。
周书记下台，班里的团员要选举辛软娥再当团支书。她的答复是：“耽误瞌睡！”坚决不干。
打了周书记一巴掌的石成，还在劳教农场改造，案子尚未了结。因为，在研究他的案情当中，那位辅导员认为：周书记虽然“犯了错误”，但石成犯案的时候，周书记还是一个党员和团支书，打了“书记”乃是原则问题，就他本人来说仍然有“反党”之嫌。所以，这件事就拖了些天。直到1964年，石成突然又在系里出现——他的问题在小范围内宣布平反。这个原来冒冒失失的小伙子，经过三年劳教，变得又黑又胖、五大三粗，完全成了一副乡下汉子模样，二十五六的人倒像三四十岁，而且人也沉默寡言，再不像过去那样单纯憨直、大喊大叫了。他在平反材料上签了字，悄悄离开学校，到一个公社中学教书去了。可谓从土地上来，回土地上去。
这个事件所留下的最后一点小插曲恰巧也发生在1964年：
某天，我听得有人敲门。开门一看，一个年轻人对我一鞠躬、一脸笑、一声“邬老师！”我定睛一看，此人非别，乃是周书记不期而至。他说他已经结束劳教，“回学校看看老师们”。我看他除了衣服稍稍破旧一点，机灵劲儿仍然不减当年。我印象中，他去劳教还是不久以前的事，怎么一晃就又“卷土重来”了，大概他那灵活的眼色头、他那一口伶牙俐齿、他那根据风向“要啥有啥”的本领，是所向披靡的，即如在劳教场所也容易得人欢心吧？他显然是提前释放回来的。在这一点上，石成还是比不上他。那个愣小伙子硬是结结实实劳教了三年。
周书记出来，想让我帮他介绍一个工作。从我内心来说，实在不想理他。但他嘴巴甜、死缠活缠，还掉一滴眼泪，简直叫我没法办。而且，我老伴在旁边听着，对他还产生了一点好感、可怜他，帮他说好话。我想：当老师的人，对于一个青年总要给他找一条出路，就答应想想办法。
我去找一个中学校长。他说可以让他先工作一段试试。但是，事情进行得有点眉目，再找周书记的时候，他却不见了。
一问，才知道他又出了事：他闲得无聊、去逛公园，遇见两个中学女生。他尾随着人家，乘人家走到一个僻静地方，竟然对一个女孩动手动脚。人家刚刚买了一瓶红墨水，一气之下，把一瓶红墨水全扣在他头上，流了他满脸满身。这时，恰好过来一个解放军战士，三个人把他扭送到派出所去了。
从此，我就再也不知道这位“书记”的下落。
回忆起这个故事，我觉得，这个周书记以他那非常原始的方式表明：在“左”的风气盛行的时期，少数刁钻的人是怎样取得个人权力并且利用这一点权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