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两代之间
美国作家伊尔文有一篇小说，写一个叫作吕伯的汉子，到深山里去酣睡一场，醒来后二十年过去了，再回到自己村子，但见环境大变，人物全非。现在我自己也有类似的感觉。经过一场“文化大革命”，生活安定下来，一看周围，忽然发现现在的人跟过去的人大不一样，人与人的关系也复杂了，紧张了，用北京人的说法是：“满拧”。“文化大革命”当中，我们一家人各自东西，谁也顾不上谁。如今团聚在一起，我才有机会观察自己的儿女。我发现：往日坐在我肚子上“骑马”的明明和缠着我给她讲“小人书”的婷婷，现在是连一点影子也没有了。顺便说一下，他们两个人的名字是我老伴起的，与我无干。因为这种甜蜜蜜的名字，再用我老伴那种慈爱的声音一喊，叫人觉得他们永远都是幼儿园的小朋友——我并不希望如此。我希望他们成长，只是我所希望他们长成的却不是他们现在这种样子。现在，我觉得他们陌生，他们对我也看不惯，而且毫不掩饰地表示出来。这么一来，我们父子之间的关系就有点“微妙”。
自然，一家人坐在桌旁共进三餐的时候，大家低头吃饭，不谈什么，倒也融融洽洽。可是一到看演出、看电视、看电影，矛盾就出来了。在音乐戏剧方面，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国粹派。我不懂什么交响乐、协奏曲、奏鸣曲。去参加音乐会，如果碰上交响乐，为了礼貌，我只能像一个傻瓜一样坐在那里，什么也听不出来，直感到非常对不起那些大大小小、长长短短的乐器和那些在台上忙作一团的演奏家们。我小时候是在一条名叫“戏园后”的背街度过的，靠着和演员们套交情、“走后门”，看过不少白戏；中学时代参加京剧社、跑个龙套、演个小角色；上大学又在北京，逢好戏必看。因此，可以说，我的音乐趣味是在京戏的氛围中熏陶出来的。记得上中学那阵，有一个同学会拉京胡。他的音乐修养虽然达不到“师旷鼓琴，六马仰秣”的地步，但在每次京戏晚会上，三通锣鼓打罢，只要他一试琴弦，全场立刻为之雅静。在我们这些小戏迷心目中，他的威望就跟梅兰芳的琴师徐兰沅差不多。直到现在，不管在书房里坐着，还是走在路上，只要一听见小时候听熟了的京戏过门，不管是“小拉子”“小开门”“柳摇金”，我的心弦就禁不住跳动；而“夜深沉”简直对我有一种魅力，不管正干着什么，一听见它我必得把事情放下，更不用说各位名家的唱腔了。听梅兰芳的唱腔，好似看到一个雍容华贵、娇艳夺目的少女，代表着青春所向往的一切美好的东西。听程砚秋的唱腔，则如看到了杜甫诗中所描写的那位幽居在空谷之中的佳人，那呜呜咽咽、如泣如诉的唱腔使人感到人生中的许多悲凉。而且，我小时候一看戏就把自己完全放进戏里边去了。譬如说，看《三堂会审》，看到苏三叫了一声“谢大人！”揉着膝盖艰难地站起来，我觉得似乎自己的膝关节也有点儿疼痛，好像也跟她一样在大堂上跪了一个钟头，并且从心眼里为她感到一肚子的委屈和不平。
我自以为对京戏欣赏的路子较宽，感到这是一辈子的受用，颇为自得。然而，我这种艺术趣味在家里完全孤立。老伴连法文都早已忘光，不要说京戏。我女儿只守住她那部录音机听港台歌曲和舞曲，听得高兴了还手舞足蹈比划几下。再不然，她就唱着一支叫作《铃儿响丁当》的歌儿！以为这是顶顶时髦的玩意儿，岂不知这支歌我上中学时就唱过，而在外国早就老掉牙了。我儿子呢，刚回城那阵，他想从“一技之长”中找出路，学拉提琴，拉得像杀鸡子一样。后来，他又弄来一把吉他，闷了就躲在自己房间里弹：“嘭！嘭！嘭！”我听起来好像隔壁开了一个轧花铺。现在他埋头苦读苦写，吉他不弹了，每天陷入一种阴郁的沉默。——他们两个对于民族戏曲，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压根儿就不感冒”。
我的儿女都喜欢诗歌，特别是爱情诗。有一天，我偶然进入儿子的房间，看见他书桌的玻璃板下压着这么一首诗，大概是他特别欣赏的，这才抄了下来，并且加上一圈花边。诗曰：
姑娘好像一朵花，
为你的眼睛到你家，
把我引到井底下，
砍断了井绳你走啦，唉！
没有一点蕴藉，没有一点含蓄，这叫什么诗？只能算顺口溜。像这样的诗，用林黛玉的话说，就是写一千首也是容易的。难道好诗就是那样的吗？“来是空言去绝踪，月斜楼上五更钟。”“斑骓只系垂杨岸，何处西南待好风？”——这才是清词的句，朗朗上口，情景交融，意味深长！这样的句子，岂是那位掉在井里的倒霉诗人所能写出来的？现在的年轻人只对于外国的“朦胧诗”入迷，难道这些“无题诗”不是最好的朦胧诗吗？
也许是因为年龄的缘故，看电影每到悲剧高潮，我往往忍不住掉泪。譬如说，看《红楼梦》看到这宝玉哭灵，看《野猪林》看到林冲发配，看《天云山传奇》看到冯晴岚拉车，我的眼泪就不由自主地流下来了。然而，回家问问我的儿子和女儿，他们只是冷漠地说：“那有什么可掉泪的？我又不是小孩儿！”年轻人“心如古井”了，真不知是怎么一回事。
郭老在他生平最后一次讲演《科学的春天》里，提到我们今天处在一个新的“文艺复兴”的前夕。记得恩格斯说过，文艺复兴时代的巨人，“一些人用舌和笔，一些人用剑，一些人则两者并用”为历史的前进而战斗；自然，当时也有一些“书斋里的学者”，他们不过是“唯恐烧着自己手指的小心翼翼的庸人”。我决非勇士，可能倒是庸人，不过对于真正的勇士我“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一天晩上，我和女儿一同看电视，节目是诗歌朗诵，朗诵《小草在歌唱》那首诗，写的是张志新的事。我静静地听着、听着。当朗诵到“我们不是有宪法吗？我们不是有法律吗？……”的时候，我的眼泪夺眶而出。但是，在这神圣的时刻，在那悲愤激昂的朗诵声中，我的耳朵里觉察出身边还有一种嘁嘁嚓嚓的杂音。我从自己的悲痛感情中清醒过来，仔细一看，原来我的女儿正在那里跟她一个亲密的小姊妹起劲地谈着她们永远谈不完的悄悄话。我顿时觉得一股冷气扑上心头把我那庄严的感情冲得无影无踪。我吼了一声：“你们不说话，行吗？这么好的诗，你们不听！——”两个女孩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把嘴噘起来老高，一言不发，站起来走了。她们走到门口，我女儿嘟囔：“人上了年纪，眼窝浅，看戏掉泪，听诗也掉泪，有什么了不起？哼！……”
对我来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对他们来说却是不值得一顾。老头子成了天真的小孩儿，年轻人倒变得“玩世不恭”，事情真有点说不清了。
父母对于下一代的关心，往往不能为儿女所理解。这种隔膜，历代都有，但似乎“于今为烈”。譬如说，我的小儿子。每当我瞥见他那乱蓬蓬的头发和苍白的脸色，心里禁不住对他怜悯：这个小伙子内心里有痛苦，他该结婚了，可是他偏不让别人给他介绍对象，自己也不找，只是像一头犟牛一样，硬要往文学的园地里钻。他以为文艺之神，亦即希腊的缪斯，是仁慈的。岂不知文学之路坎坷，文苑实为棘地，这是历史证明了的。该找对象而偏去搞什么写作，正如相声里说的，丢了驴而去吃药，那是根本不对路。自然，文学写作对于年轻人有一种吸引力（我自己也被它吸引过）。但是，首先，我儿子到底有没有文学才能，我就感到怀疑。一个人如果没有文学才能而又苦苦地要当“作家”，正如对方根本不爱你，你偏要自作多情、陷入热烈而痛苦的单恋一样，那是一种别人无法同情，也无法帮忙的悲剧。这样想过以后，我决定给他一点认真的劝告。一天晩饭后，我对他说道：
“明明，你知道，爸爸不是什么作家。不过，从我十七岁开始发表文章，年轻时候也涂写过不少稿纸。可是，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废品，发表过的几篇也不过是昙花一现，没有留下什么影响。现在除了填写著作目录，我再回想一下那些题目，连我自己对它们也失去了兴趣。所以，1966年红卫兵抄家，把我那些稿子‘扫进了历史垃圾堆’，我倒觉得‘六根清净’，从此再也不必搞那些对自己、对别人都没有什么用处的‘创作’。因此，让爸爸这个过来人劝你一句：如果你没有什么深切的生活感受，没有什么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逼迫你非写不可，你不必拿起笔杆儿。如果你想靠一技之长找个出路，我希望你学一种手艺、技术。那对人对己都有实际用处。如果你觉得自己真的爱好文学，你可以看看书，就行了。想靠写稿子吃饭，是要饿肚子的。想靠写求名，也是空想。如果你没有真正的才能，如果你的作品没有真正的价值，如果你的作品不能代表人民的心声，即使你把稿子印成了铅字，又有什么用处？我是教文学课的。我知道，在19世纪风靡一时的许多外国作家的名字，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文学史上就黯然失色；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文学史上就销声匿迹了。可是时间仅仅过去了几十年！中国又何尝不是如此？‘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常到旧书摊去逛，见过各种各样的诗集、文集，什么‘本衙藏版’、私人精刻、聚珍版、活字版、铅印、石印、油印的，真是五花八门、种类繁多！而且，根据书前序言作者的评价，那些作家都是‘上薄风骚，气吞曹刘’，‘浸浸手与先秦诸子相上下’！然而，现在谁能知道他们是何许人也？尽管我为了想发现几条资料，去翻过他们那些大作，可是，对不住，连我也没有记住他们的尊姓大名。所以——”
我说得兴奋起来，正要引用济慈墓铭中的那句名言：“诗人者，名书水上之人也。”可是我儿子那苍白的脸上分明流露出非常不耐烦的神气。我的话也就戛然而止。儿子声音枯燥地说：
“爸爸，你说完啦？你说的话，跟我们年轻人对不上号。你们老了，生活干枯了，思想僵化了，写不出东西来，一点也不奇怪。这是自然辩证法。可是你不能说：你们不能写东西就等于我们年轻人也不能写东西。现在二十多岁的小青年发表作品的很多。譬如说，张抗抗——”
“老一代的经验，对你们总还有用吧？”
“爸爸，你们老知识分子能有什么经验？你们不过是谨小慎微，忍辱负重，当一辈子老绵羊、老黄牛。我们可不愿意像你们那样。你们最大的经验也不过是1957年当右派，1966年进牛棚！”
尖酸刻薄，桀骜不驯！他的话把我噎得半晌开口不得。我觉得自己简直是把明珠扔给了一头猪。按照中国的老规矩，我本应该向他断喝一声：“混账！”可是我气昏了，只狠狠瞪他一眼，起身便走。他大概也自知言重，跟在我后边小声叫了一声“爸爸！”我不理他，径自去了。
儿子的话像刀子一样刺伤了我的心。当天晩上，我失眠了——这是近几年来少有的事。在静夜之中，我躺在床上细想：他这句话太尖锐了，太无情了，一点也不“为长者讳”。然而，也不能不承认：我们这老一代的知识分子的确曾经走过了那么一大段“苦难的历程”。我没有当过右派，但我进过牛棚，而且想想当时的情况，简直是“自投罗网”，连挣扎也没有，就那么驯服地做了极“左”路线的俘虏，如今想来仍然心有余痛……但是，太叫人痛苦的真理，还是不去多想的好。于是，我把被子拉到脸上昏昏睡去。第二天，我见了儿子，不跟他说话。
但我的儿子却是没事人一大堆，照常走自己的路，做自己的事。几个月过去了。一天，我回到自己房间，发现一本从未见过的花面杂志摆在我的写字台上，掀开一看，我儿子的一篇什么稿子居然印在上边。这当然是他放在那里，向我表示和解并且炫耀的。我生气地把刊物推向一边，心想：“发表一篇稿子，什么了不起？我不到二十岁就发表文章了，你还晚十几年哩！”
这么一想，我也就觉得“斯亦不足畏也矣”。于是，我和儿子的这一场争论以我这一方的精神胜利而结束了。
但是，虽然我的儿子和女儿常常叫我生气，他们终究是亲生儿女，毕竟不像街上的小青年那样对我肆无忌惮。
一个星期天，我带了五块钱高高兴兴上街，走到一个热闹的十字路口，正在心旷神怡地观赏自由市场的繁荣景象，忽然觉得胸口被一大块铁硬的东西猛撞一下，接着一个车轮从我脚背上轧了过去。我“唉哟”一声，忍痛去看，原来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小青年骑车带着一个打扮时髦的姑娘，驶过去了。他显然是这么横冲直闯惯了的。我刚说了一句“骑车当心，你——”他早已到了一丈开外，还扭过头来向我很俏皮地摆了摆手。但我仍在生气地瞪着他，他也脸色一变，骂了一句什么，再往地上吐一口唾沫，以表示对我的蔑视，然后转过身去飞也似的去了。我站在那里，哭笑不得。待我心情恢复平静，要去买东西，那五元钱钞票也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失去了！
至于到商店买东西，被售货员姑娘罚站半个钟头，或者排队买菜，好容易走近窗口，却被一个或几个五大三粗的小伙子挤到一边，让我只能面对他们那虎背熊腰，更是常有的事。
对于这一类的“优胜记略”，我回到家里一律不提。因为，作为“一家之长”，我总得保持一定的尊严，起码保持某种庄严的沉默。这是一。其次，家里人的反应如何，我也清楚。我儿子的哲学是：受了气，你有本领、有勇气，就跟人家吵、骂、打；没有本领、没有勇气，就忍住，别吱声。“胳膊折了，掖在袖子里。”空话无用，抱怨是没出息。我女儿听了，可能会撇嘴一笑，说：“爸爸，你都成老头子了，还跟年轻人撞车，真可笑！”在这个小小事件里，说不定她的同情倒放在那个小伙子，特别是那个时髦姑娘一边。至于我老伴，她肯定会说：“真没见过，这么大年纪了，还偏到热闹地方去挤。一点也不知道小心自己！”如此等等，说个没完。
这些年轻人叫我困惑：他们身材长得高高大大，风度气气派派，谈吐自如，应酬大方。我打心眼里喜欢他们、羡慕他们，因为回想自己年轻的时候好像没有他们懂得这么多，连身体也没有他们长得这么健壮、好看。应该说，我对他们的“第一印象”是很好的。可是，和他们稍一接触，他们谈话做事当中所流露的那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四顾无人”的态度，叫我害怕，真不知道：继我们而起者，将是怎样的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