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胎换骨”之二
包括老牛在内的被划为“右派”的教职员终于都被集中起来监督劳动。
一开始，他们可以说是非常幸福，因为派来监督他们劳动的第一任领导并非别人，而是伙房的周师傅。周师傅尽管长着浓眉毛、络腮胡，有点叫人望而生畏，其实一离开对他那脾气产生显著作用的灶火，他倒是一个软心肠的人。不知道是出自他那善良的本性，还是因为这些人原来都是熟人，多年来“低头不见抬头见”，现在他们虽然倒了霉，还不好意思一下子翻脸不认。总之，周师傅没有训斥他们、没有难为他们，只是“精兵简政”地给他们派派活，也就是说，先叫他们自己选一个头儿（自然选上了那个精力旺盛、爱说爱动的高老师），然后交给他们一辆大马车，让他们自己每天去郊区拉沙子——这是翻修食堂要用的。周师傅的这种安排实在使老牛他们感激涕零。因为，现在他们怕见别人，别人也讨厌见到他们，而一旦拉着车子上路，随即“人我两忘”、摆脱了学校里的一切纷扰。
驾辕的还是那个高老师。真如常言说的：“时势造英雄。”这时候才发现这位高、大、胖的语文老师，不但嗓门大、爱“放炮”，套在车上还是一匹出色的辕马。几乎一吨重的大马车，驾在他那宽宽的肩膀上简直又稳当又轻省。他一边驾着辕、一边还对自己吆喝着：“嘚儿！喔、喔……吁！”又矮又瘦的老牛在他一边拉着帮套，紧跟紧赶，真有点疲于奔命。
每天吃罢早饭，8点钟集合，拉着空车上路——一半人跳上车去压重量，另一半人轻轻松松地拉车。车拉到一个打麦场边停下，方便的方便，休息的休息。然后，一口气拉到目的地——近郊一个小村外的沙窝里。车上的人跳下来，大家操起铁锹，七手八脚往车上装沙。车装满了，老高驾起辕试试轻重。这可要卖力气拉了。车来到一个十字街口，正是午饭时间。于是各人按照自己的经济能力，有的买稀饭、油条，有的买包子、胡辣汤，真是人人口味各有不同。老牛总是静悄悄一个人走到一个小茶摊坐下来，花两分钱买一碗用干苹果叶煮成的大碗茶（据卖茶的老汉说这苹果叶喝起来色味俱佳、比真茶叶还要好），掏出用旧手绢包着的一块花卷馍——这就是他的午餐。等他们把车拉回学校，天差不多下午5点钟左右。卸了沙子、还了车，各自回家、洗脸、吃饭，天天如此。他们兴致蛮好，在拉车的休息时间还围着老高，听他天上地下地吹牛——对此，老高幽默地称之为“御前会议”。
然而，这种“田园牧歌”般的生活，一到沙土拉得够用，也就中断了。接着监督他们劳动的换成了学生。学生有种种。有的学生勤奋好学，监督“右派”时不忘带上一本书。“右派”劳动，他坐在一边安详地读书。这样“无为而治”——当然很好。有的学生态度认真，要亲眼看一看“右派”分子的劳动情况，谁不卖力气就当场给以批评。这样也很好——赏罚分明。有的学生警惕性高，生怕有人捣乱破坏，不停地来往巡查。这尽管使得正在干活的人凭空觉得“如在其上，如在其下”，精神有点紧张，但只要大家“规规矩矩，不乱说乱动”，总归也不会出什么事情。最叫老牛他们手足无措的却是两种学生：一种是俗话所谓“属西北风的”——脾气一会儿一个样。他一会儿耐不住闲看别人劳动的单调乏味，出于年轻人爱动好玩的本性，忍不住拿这些“又算老师，又不算老师”的“右派”分子开开玩笑；一会儿又猛然醒悟立场问题之严重性，认识到这样“混淆敌我矛盾”的玩笑万万开不得，为了纠缠，立刻又把老牛他们劈头劈脑骂一通。这时候老牛觉得自己好像变成了掂在一个小孩儿手里的一只猫——当他高兴的时候把自己头朝下打提溜；而当他一旦不高兴，就用火烧自己的尾巴。更可怕的是那种“有仇报仇，有冤报冤”的学生。有一天，老牛去劳动，吃惊地发现前来监督他们的竟是一个被他得罪过的学生——原来这个学生年龄较大、功课不好、接连留级，曾有一门功课不及格，找老牛想办法帮他改改分数，理由是：“对你们老师，分数算什么？又不能吃又不能喝！你在教务处，这点忙还帮不了？”老牛不肯——这就结下了仇。不料现在“狭路相逢”了。这天，老牛干活加倍努力、言行格外小心。然而，那个学生在总结当天劳动情况时仍然把老牛狠狠剋了一顿，老牛一口气也不敢吭。但这还只是“杀威棒”，厉害的还在后头。第二天，任务是抬土。土方活本来就重，干了一天，老牛累得腿都拉不动了。好容易挨到下班时间，那个学生把别人全都放走，单单把老牛和另外一个棒劳力留下“扫尾”。他轻松地对老牛说：“你们卖点劲儿，再抬两筐，就下工！”老牛只得拼出最后一点力气干活。在若明若暗的暮色中，他们苦撑苦干，抬了两筐、又两筐、又两筐……那个监工的学生就是不说下班。直到天色黑透，眼前的路一点也看不清了，那个学生才懒洋洋地说：“回去吧，明天好好干！”老牛一瘸一拐地回家，倒在床上，两条腿好像断了一样地疼，从此跛了好多天。
老牛他们劳动的第三阶段拖的时间很长。这时候，学校把他们集合到郊外的校办农场集中吃住，派了保卫科一个干部专管监督他们劳动。这个干部不到40岁年纪，个子不高，脾气却很坏。他参加工作时间早，但不知何故连个科长也没有提上，心里有牢骚，爱喝杯闷酒以解心烦。现在领导叫他来管“右派”，是出于“非常之事须用非常之人”的意图。但这实在是一种又辛苦、又麻烦、又难显出成绩的差事，就像古时候押送犯人充军发配的差官那样。这个干部憋了一肚子气，每当借酒浇愁，想来想去，结论是：妨碍自己提升的就是眼前这些“右派”。于是这些改造对象在农场两三年没有少挨骂，也没有少挨巴掌和拳头。打人骂人当然是一种坏毛病。然而，这位干部既然心有怨气，而这些“右派”挨骂不能还口、挨打不能还手，况且自己又喝醉了——那么，发生一些类似普希金在《郭洛亨诺村纪事》中说的农奴“因天气不好被打”的事，又有什么奇怪呢？也只有在这个时候，老牛他们才真正尝到了“改造”的滋味。他们回顾起在周师傅领导下拉大车的日子，无限怀念，就好像陶渊明先生向往着那“葛天氏”“无怀氏”的时代似的。
然而，老牛的劳动态度却是无懈可击的。不管谁来监督，也不管有没有人来监督，他真做到了“当着领导和背着领导一个样”，总是把全部力气都用到当天的劳动上，下工时精疲力竭，只有靠着一夜的自然恢复，第二天才能再有力气上工。挖沟、抬土、拉砖、炼钢、种菜、拾粪、赶大车、管厕所等等，什么脏活、重活他没有干过？而且，再严厉的监督人员也不能说他干活不卖力气，顶多看他说话太少，怀疑他“居心难料”，对他暗暗留意，但也始终没有发现他有什么不轨之处。
这一批划了“右派”的教职员现在完全脱离了“拉大车”时代的那种雍容揖让、悠闲自在的生活了。终年不断的沉重劳动，监管人员的呵斥和打骂，恶劣的饭食，失去了人的尊严和人与人之间正常的交往，“摘帽”的希望之渺茫，改造对象之间因为一点点小事就爆发的毒骂和恶斗，终于把这些人“改造”得和《格列佛游记》里说的“牙虎”差不多了。特别到了夏天，他们裸露着身体在旷野干活，一个个晒得像是黑人，身上只留下一片小裤头遮盖着凡是脱离了原始群的人类都要遮盖的那一部分。偶有路人走过，远远望见地里这样的一群人，仿佛觉得回到那“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古老时代——那时候在田野上常见到一个工头拿着皮鞭监督奴隶劳动的景象。
不过，这时正是一个不平常的年代。不要说老牛他们这些“右派”，就是属于“人民内部”的正儿八经的好人，也都被一阵旋风卷进了那富有时代特征的“伟大的疯狂”里。就拿我们这个学校来说吧，事情的变化就叫人脑筋来不及转圈儿：今天，为了炼钢，校园中被称为“八景之一”——悬挂着老牛敲过的破铁轨的那棵大槐树被砍倒当作劈柴烧掉；明天，要收缴一切金属器皿用作炼钢原料，一位过单身生活的老教师眼睁睁看着他做饭用的一座精致的煤气炉子被扔进了“小土炉”；后天，在校园里又要种“八八试验田”，也就是说，要在8分地面上撒下80斤麦种、收获8000斤小麦。这时候，人人都觉得思想赶不上这种不可思议的形势，然而人人都拼命地赶。这是一个需要离奇的空想、也产生离奇的空想的时代。时代的风云人物是那些比托马斯·莫尔还要敢于空想的“乌托邦主义者”。
一年冬末，张校长灵机一动，号召全校师生过一个“革命化的新年”，把学校大门外的大操场改造成稻田。于是，从元旦到春节，学校里“男女老少齐上阵”了。但不幸的是，原来修建操场的那些工程师、体育老师和工人实在过于认真，不但在运动场的表面满满灌浇了一层柏油，而且还在下边厚厚地垫上一层夯得结结实实的砖块和炉渣。这么一来，改造稻田的工程就弄得非常艰巨：用铁锹去挖，把铁锹别断了；用洋镐去筑，只能把那结实的柏油地面筑成坑坑洼洼的“麻子”。这时，张校长提出了惊天动地的口号：“眼熬烂，摸着干！腿跑断，爬着干！大干、快干、拼命干，誓把操场变良田！”于是，群众再鼓干劲，运动场被挖得东一个沥青块的小山，西一个炉渣、砖块堆，出现了好多大坑。然而，这时才发现：要把这些坑里的无数大大小小的碎砖和炉渣全用铁锹挖个干净，却是根本办不到的。而这也就决定了这些大坑绝不能用来插秧、种稻。要按普通老百姓的常识来判断，这可实实在在没法了。
但领导是会“绝处逢生”的。张校长对着愁眉苦脸向他汇报的施工人员说：“不能种稻就不种嘛，改成养鱼池不也很好嘛！”干部们恍然大悟，把口号又改成：“大干、快干三十天，鱼池工程提前完。”于是，学校里男女老少又跳进大坑里挖起了鱼池。固然，舞台上的魔术师吹一口气、再向空中抓一下，就能从自己的大衣口袋里抓出一缸金鱼，还带着水草。可是，要在学校门口一下子出现“金鱼鲤鱼满池塘”的动人景象确实不容易。因为，现在运动场上由沥青、砖块和炉渣所构成的厚厚的硬壳固然已经打破，但在这层坚硬结构的下面却是自然土层，再往下挖就要出水，于是学校里的干部、教师、职工、学生全都陷入了烂泥塘。
这时候，老牛他们这一批人被调来了。当这一群打着赤膊的、一个个好像“黑人牙膏”似的“短裤帮”出现在鱼池工地时，好像从但丁的“炼狱”里突然放出来一批黑色的鬼怪，把有些斯斯文文的女教师吓得连忙躲到一边，有一个年龄很小的女生竟吓得“噢”地叫了一声。然而，这一群“右派”在挖鱼池的工程中却是指到哪里打到哪里，哪里最艰巨就冲到哪里去，以非人的努力担负着最困难的任务，起到了突击队的作用。他们自然也是人，要在没膝深的水里挖泥，每一锹都是要付出浑身力气的。而且，用劲小了，只能挖出半锹泥水；用劲太大，铁锹又陷在泥里拔不出来。这时候，就连那大洋马似的老高也颇有些愁眉苦脸了——这位高老师早已失去了他那乐天的脾气、健谈的雅兴；他原来那高大魁梧的身材早被无休止的肉体和精神折磨摧残得变成了一副长长的骨头架子，他现在的尊容叫人想起的是一匹不折不扣的陷在烂泥里的瘦马。然而，老牛呀，老牛呀，他这时候却真像一匹又干又瘦的、在水中犁田的水牛。他不但以非人的努力从那没膝深的泥水里挖出一锹又一锹的烂泥，而且还要和另一个年轻人抬着一大筐一大筐湿淋淋的烂泥，踩着那又窄又长、颤颤悠悠的木板条一步一步走过去，把筐里的烂泥倒在坑边那山一般的土堆上。
鱼池终于挖成了。庆功报喜的大会也开过了。然而，这时候人们发现根本没有水源：靠挑水来养鱼当然不成，从黄河引水先得从几十里外铺管子，更是不行。于是，挖好的鱼池就摆在那里，谁也不再管它。夏天雨水多，它变成了一个蚊虫孳生的臭水池；冬天水枯了，它又变成一口生满白花花碱土的干坑，好像是什么人擎着一口大大的空碗，在向老天爷要水、要鱼。
不定什么时候，偶尔有人来到坑边张望，好像凭吊古战场似的，凭吊这全校千把名男女老少曾经滚在烂泥里在此苦战一冬、老牛他们也曾在此拼命干活的“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