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上飘来一朵白云——记M君谈话
由于空间的距离造成了时间的差错，我到了四十几岁还是光棍儿一条。
1976年初秋，一天午后，我在我那半间小屋里，正笨手笨脚地往一件破制服上缝着一只扣子。门“嘭”的一声被人踢开了，接着，我的肩膀上又挨了一拳：
“快请吃糖——你小子桃花运到了！”
这是我们中学的王老师，教体育的，黑凛凛的一条傻大个儿，嗓门也大。同事们开玩笑，爱说他“四肢发达，头脑简单”。那时候政治运动多，大家说话都是轻言细语、慢慢吞吞，每一个字都要掂掂分量，生怕说出去就收不回来。只有老王脾气戆，不管这一套，说话总是喊，总是叫，“小胡同赶猪——直来直往”。不过，相处久了，大家对他也有一定了解：第一，他天性如此。第二，他出身农村，家庭成分好，说话再直，也没人抓他的小辫儿。第三，他心地憨厚，没有歪心眼儿，不会害人。不但如此，替人跑跑腿儿，办办事，还相当热心，也不图个什么，事情办成了，看见别人高兴，他“嘿嘿嘿”一笑。这种人，在那连年运动、人人自危的时代，可算难得。而且，一下乡，他这种人的优越性就更突出：他力气大，干农活内行、麻利，老乡们很欢迎。另外，他还是一个“土外交家”：到农村，他能在牲口屋的土炕上跟老饲养员一递一袋烟、“喷”到大半夜；到第二天早起，老饲养员拉他到家吃饭，还叫自己的小儿子喊他“干爹”。——这一手，我怎么也学不来。
70年代，我们到了农场。劳动之余，人的关系稍稍松动。他曾经对我开着玩笑说：“什么时候回城，也给你这个‘老大难’找个对象！”这种话，我听得多了，并不在意。因为，在乡下，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关系亲密，对我表示表示关切，是很自然的。可是，一回城里，各有老小，自己的事忙个不了，哪有工夫为我操心？所以，老王的话，听过去也就忘了。不料，他好像真要“兑现”。
首先，我得声明：我这个光棍汉绝不是因为划了“右派”而摊上的。1957年，我在大学念书，是个规规矩矩的学生，不乱说话。不过，从政治上、业务上也都不算突出，所以，毕了业就分配到外县公社里教书。那时候，我的老母亲还健在。一放假我就回来，平常每个月给她寄钱，老太太身子也硬朗，日子还可以维持。但是，我们母子不在一处，终究不是办法。所以，调回城市，母子团聚，就成为我最大的心愿。至于婚姻问题，我想：只要回到城里，老婆还能找不到一个？主意既定，我就横下一条心，一步一个脚印，韧性战斗：先跑县教育局，从公社调到城关，从城关调到县中；然后，再跑市教育局，从县里调到本市远郊，从远郊调到近郊；最后，从近郊调进市里。按照我的行动计划，坚持不懈，终于达到目的：我在市里一个中学工作了。可是，回头一看：人从二十几变成四十几，老母亲也不在世了。她老人家临终前，用一种叫我永远忘不了的期待眼光看着我——我知道，她最大的遗憾是没有看到我结婚、给她抱一个小孙子！
这么多年，自然不会没人介绍。可是，农村姑娘吧，我想回城，户口不好办；城市姑娘吧，我是“老九”，人又在外县，在婚姻上“行市”很低；现在，我回城了，人家又嫌我年岁大了，而且收入也不高；至于离过婚的，我心里又觉得别扭。所以——就拖到这时候。
老王大声说：
“这一回，看你怎么谢我？——我给你领来了一只凤凰，现在就在你大门口等着！”
“啊！”——我一听这话，急了。
原来，他到省城参加运动会，在归途的火车上碰见一个邻座的姑娘，三谈两谈，人熟了。这姑娘说：她父亲本来在北京当干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被“隔离”，她母亲下放外省。她自己是高中生，先回家乡劳动，后当民办教师，尽管课内课外什么工作都受表扬，但不属于正式职工，生活没有保障。因此，她只好到我们这个小城投奔一家远房亲戚，看看能不能在这里找一个工作——
“这跟我有啥关系？”
“我把你的情况向她介绍介绍，她说可以认识一下。这不是一个机会吗？”
我搔搔头，说：
“怕不合适吧？第一，人家不是来找对象，而是来找工作——我能给人家找工作吗？第二，就是找对象，谁知道人家怎么想的？第三，她的父母同意吗？——”
“第四，第五！‘拎不清’的人总有一大堆‘拎不清’的理由！（他不知从哪里捡来这句上海话？）说吧，你见不见？不见，我马上把她带走。反正人家还急着到亲戚家去哩！”
有啥法儿？在那种年月，什么事都是这么一惊一乍的，让人连个思想准备也没有。老实说，对老王说的这件事，我心里很勉强。光为从外县调回本市，已经磨掉我小半辈子。加上一次又一次介绍对象，在“个人条件”方面一条一条讨价还价，更把我的心磨得木呆呆的。对于小说电影里说的那种“艳遇”，我早就不感兴趣了。把希望寄托在那上边，可真像俗话里说的：“叫花子看戏——忍饥，挨冻，耽误事儿！”
正这样想着，老王把人已经领来了。我这间小屋，三个人站不下。所以，老王只在门口说一下这个姑娘的名字（我没有听清），然后再说一句“你们谈吧！”就走了。
这是一个身材不高、衣着朴素、神情有些拘束的女孩儿。人家刚下火车，总得招待一下。可是，我屋子里一没有水果，二没有糖，桌上只有半盒“铁塔烟”（我不抽烟，这半盒烟是为偶尔来串门的男同志准备的）——烟，自然不能拿来招待一个小姑娘。我倒了一杯白开水，端到她面前，她也不喝。我再三动员，她才拿起茶杯，也不知碰着嘴唇没有，就又放下了。
客人来了，总得说话。我按照自己当班主任跟学生进行个别谈话的方式，问问她的父母、家庭、学历等等。她的父亲，根据我的感觉，在北京大概属于“中层领导”，不过，要是下放到我们这里，可就算是“大干部”了。然而，那时候他正“靠边站”，命运未卜。她母亲正在外省一个学校里看大门。她哥哥支边去了。她自己——正为衣食饭碗而奔走。
我也谈了谈自己的学历、经历以及为什么年龄这么大了还没有结婚（这是谈对象中必须“老实交待”的）。
我的第一印象觉得她还是个小女孩儿。其实，一谈话才知道：她已经25岁了。尽管如此，我仍然比她大——20岁。可是，人家给我们摆好的关系却是“准对象”。对此，我有一种负疚之感。然而，如果脱离了这种“关系”，我和她之间就再也不存在任何关系了：亲戚？不是。熟人？不是。同事？不是。师生？也不是。连街坊邻居也不是。只能说是“同志”，可“同志关系”又太泛了——街上任何一个人，只要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都可以叫作“同志”。
我心里一边这么琢磨着，一边找话说。“会谈”在一本正经的气氛中进行。大半个下午过去了。我留她吃饭，她无论如何不肯，只要求我送她走。我把她送到她亲戚家的大门口，彼此分手。
回到自己屋里，我才想起，人家风尘仆仆，也没有给她打盆水洗洗脸。
我另一个想法是：我帮不了她什么忙，小冯（她叫小冯）大概不会再来了。
但是，过了半个月，她又来了。
在我们这个小城市，找工作本来不容易，何况她又是“可教子女”？进国营单位，连门儿也没有。靠亲戚帮忙，她才进了一家街道工厂当临时工，这比在农村当民办教师也强不到哪里去。而且，住在亲戚家也非长久之计。所以，她很苦恼。她来找我，是为了“倒苦水”的。因为，在这个小城里，她再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不过，这一次来，她一进门，我觉得屋子里猛然一亮——原来，经过一两个礼拜的休息、梳洗，穿衣服又略略整齐合身一些，她恢复了她那年轻女孩儿的本色，人显得小巧、好看了。可以想见，在那十年间她受过不少罪。但是，从她那白白的皮肤、她那透着聪明（偶尔还流露出一点儿调皮）的眼神，特别是从她在大地方、在高层社会里熏陶出来的既文明又能干的“风度”，我仍然隐隐约约感觉出来：这不是一个天真无知的“小孩儿”，也不是一个平平庸庸的女孩儿，而是一位不同一般的姑娘。——对这一点，我一时还说不清楚。想了很久，我才笼笼统统想起了杜甫《哀王孙》里的一句话——也许这叫作“龙种自与常人殊”吧！
从此，我就跟这位秀秀气气的小绢人儿似的姑娘打起了交道。一开始，彼此生疏。以后，来过几趟，在一块儿吃过几顿饭，她说话就随便一点儿了。这时候，我才发现，这位小绢人儿倒是一肚子学问哩。首先，她懂外语，叽里咕噜地给我又是背俄语、又是说英文。这，我可傻了脸——对外语，我是一窍不通。其次，她不但能把林黛玉的《葬花词》从头到尾背下来，自己还会作新诗。她给我留下好几首她自己写的诗，可惜现在不知丢到哪里去了。说实在话，对诗，我也不在行。你要说：“你不是在课堂上把诗歌讲得头头是道吗？”我告诉你：那些都是固定的课文，固定的教案，教过多少遍，都背下来了。反正不外乎主题呀、结构呀、艺术特点、语言特色呀，记熟就行了。我不是说那几首诗不伟大。可是，再伟大的诗，如果经过分析，一一还原成为“诗歌元素”，也就没有多大意思了。好像一个大活人，如果光从化学元素的角度来进行“定性分析”，刨去水分，最后还不过是多少克磷、多少克钾、多少克钙，等等吗？从根本上说，我对诗歌产生不出激情，因为在生活里只有“散文”。
她是个细心的姑娘。她看出来我不是坏人，慢慢地把她的高干家庭情况、她自己从小到大的经历都告诉了我。这就是年轻人的好处：不滑头，肯说心里话。从上年纪的人嘴里，想掏出一句实话就难。她从小在子弟学校上学，是个优等生。因为父母的关系，她在北京认识一些政界、文化界的大人物，这些人的名字我过去只在报纸上、书本里碰见过。有一位赫赫有名的大人物的小孙子曾经淘气地给她起过一个名号：“白雪公主姐姐”，因为她皮肤很白，那位大人物吵他孙子，不许他乱叫。谈起这段往事，她有些得意。我也尊重一个女孩儿家的骄傲。如此这般，谈得多了，我们之间也就慢慢有了一定的友好之感。
可以断言：我绝不是她心目中的恋爱对象，如果不发生“文化革命”，我也根本不可能和她认识。但是，怎么说呢？人都是血肉之躯。我们这样两个年龄、条件、经历、性格都很不相同的人，在那么一种特殊环境中“狭路相逢”，相处在一个屋顶之下，而且在双方关系上又只有一种选择，有什么办法呢？她是个感情细腻的姑娘，我也不是木头疙瘩，两个人在一起次数多了，不定什么时候，感情碰撞的事总会发生的。不过，用《聊斋》里的话说：我们“不及于乱”。我可没有欺负她——你也不要把我们单身汉看得那么下三烂。我们，至少，我，是“有所不为”的。我只想规规矩矩地结婚，并不想按照列宁的一个有名的比喻，“用一只肮脏的杯子喝水”。如果你非逼着我“坦白”不行，我只能说：大概有一回两回，她也吻过我。但那也不过像是什么人拿着一朵小红花在我鼻子、嘴跟前绕了一下，我还没有闻到那究竟是一种什么香味儿，那朵花儿就拿开了。现在，我只能回忆起这一点。可是，花香能回忆起来吗？
命运的潮水把她的人生小舟冲到我们这个小城里来，潮水退去，她那小舟“搁浅”了。我这只笨重的木船却是一直困守在这里。于是，小舟和木船就碰在一起，等待潮水再来。
单身汉解决吃饭问题的办法是怎么简单就怎么来。最好吃食堂：开饭铃一响，端碗就去。可惜我们中学太小，摊不起一个食堂，我只好自己做饭。顶方便的是下面条：烧开半锅水，丢进去一把干面条，再点两次滚儿，把锅端开；然后，用炒菜勺盛一点菜油，煎一点儿葱花，葱花煎得黄灿灿的，连油带葱花往锅里“嗞啦”一倒，搅两下子，最后，把面条盛进一个大碗里——我吃面条爱用大碗，“嗞喽嗞喽”吃起来痛快——这就是一顿好饭。
一开始，我就拿我这大碗面招待这位娇贵客人。
她抿嘴笑了：“你做饭哪，还不如我呢！”
于是，她就夺了我的掌勺大权。
虽说是粗茶淡饭，让她一做，还真添了滋味。就说下面条吧：她做的面条，汤喝起来要鲜一点儿，葱花切得要细一点儿，萝卜丝炒得要香一点儿。再譬如说，搅面汤。你也许会说：“面汤，谁不会搅？”可是，你搅一搅试试？我敢说，你的办法大概跟我一样：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最后煮成了一锅糨糊——顶多有稠稀不同而已矣！可是，面汤让小冯一搅，可就与众不同了：她会把面糊打成一丝一丝的穗子，开水翻滚的时候倒进锅里，那真好看——那不是面汤，简直是花朵在水锅里开放！喝起来那个利口就不用说。
遗憾的是：我的家底太薄了。那时候给我们供应的粮食标准一般是粗三细七，粗粮又是白薯面。关于白薯面，虽然有种种做法：粗粮细做，“吃白薯不见白薯”，等等，反正怎么做也不会好吃。这且不说。原来我一个人吃饭，现在我们两个人吃饭，当然要买高价粮。这就是说，光吃面一项就花掉我工资的五分之三。那么，剩下的钱也就只能买青菜、萝卜、大葱了。这也就是说，我们只能完全吃素。
由于小冯的到来，我的半间小屋里有了一种“家庭生活”的气氛。我觉得日子过得轻快了。
可是，有时候也发现她一个人发愣。
一天，她正吃着饭，放下了筷子，对我说：
“咱们吃点儿肉吧！”
我发愁了：
“肉？那怎么吃得起？……”
她立刻打消了自己的建议：
“算了，还是有什么吃什么。”
她头一低，很不好意思地笑了。
有一天，她看看我那比陈景润6平方米的小屋更大的房间，皱皱眉头，问我：
“你就只有这半间房子？”
“是呀，半间草屋做新房嘛！”
“你不能去要一套大一点儿的房子？”
“找谁要？谁给咱？”
她那小嘴噘起来了。
我想啊想，想了好几天，才想出一个要房子的办法。我下了很大工夫，写了一篇文章：《论单身汉职工的分房问题》，里面引用了恩格斯《论住宅问题》里好几段话，还按照当时流行的方式，把恩格斯的话一个字一个字描成粗黑体，再用红墨水在句子下边画了线，表示特别特别重要。论文最后，我在括弧里加上一句按语：“请领导火速给单身教师某某分一间15平方米左右的房子。”
我拿着自己的万言书找到有关部门，先问传达室：“申请换房，找什么人？”老传达指了一下，我来到一个办公室，里边有三四个年轻人正在打扑克。我问：“谁管分房？”正打扑克的一个小青年嘻嘻哈哈地指着另一个手里拿着牌的人：“他！他！想住房，找他！”我一看，这一位的两个脸蛋儿和脑门上各贴了一张小纸条——这是他们激烈牌战的战绩。他顺手把三张小纸条刷下来，面孔一板，问：“什么事？”“申请换房！”“有报告吗？”“这是——”“好，拿来吧！”——说着，他就把我的论文夺过去，往抽斗里一塞：“研究研究！”
过几天，我去问，回答：“还没有研究！”
再过几天：“还在研究！”
再过几天——稿子不见了。
我把这一切都告诉小冯。她说：
“要是我爸爸——”说了半句话，停住了。
我笨嘴拙舌地学着那时候能看到的唯一一部外国电影里的一句台词，安慰她：“会有的！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她摇摇头，眼神里显示了忧愁。
我想去拉她的小手，她轻轻地推开了。
当然，这些都是很小很小的事，如果不是今天特别回忆起来，我早就忘了。
然而，不定什么时候，她说的话又把我吓一跳。
譬如说，她在我屋里骂过江青，说：“江青不是好人！”
我吓坏了。我是很守规矩的，凡是中央没有公开宣布的事情，我不敢乱说。所以，我慌忙阻止她：“千万不能乱说话。‘一打三反’那年，有一个小学教员就是因为骂了江青，被当作‘反革命’枪毙了！”
她却说：“唉，你什么也不知道！”
日子就这么过着。她三天两头来找我，天黑了，再回到亲戚那里去。我也照常上班。学校里运动也没有停。只是大家懒懒散散，没有那么大劲头了。院子里的地面上飘散着枯黄的落叶和大字报碎片。
她还为自己的事奔走。有时候，她跑到省里去找她的一位什么伯伯——她父亲的老战友，打听“中央精神”。她这位伯伯叫她等待，说是只要她父亲能恢复工作，一切都好办了。
她父亲的问题是因为一本书——不是他自己写的书，他只是支持这本书出版，而这本书却是在报纸上点名大批特批过的。这就麻烦了。她父亲什么时候能恢复工作，谁也说不上。上边的事情，我是不去想的。
我住的是大杂院。同院住的都是两三辈子的老街坊。每家每户的根根梢梢，同院都知道。小冯出出进进的，大家自然也都看在眼里。
隔壁，有一对老夫妻说闲话。
老大爷说：“小M的婚事该成了吧？”
老大娘说：“嗯，看样子差不多啦！”
也许，“旁观者清”。我可是“心中无数”。
10月上旬，小冯又去了省城。这一趟，一去好几天。回来的时候，一进门，她就跑过来，扑在我的肩膀上。我也有一种与亲人久别重逢的感觉。人心毕竟是肉长的呀！
冷静下来，我问她为什么这样激动？她说：“江青抓起来啦！”“别乱说！”“千真万确，可靠消息。”
我不敢相信。她撒娇地说：
“不管怎么说，今天非改善伙食不可！”
我只好出去买了半斤肉，我们包了一顿饺子。
吃了饺子，刷了碗，她坐在那里，半晌没有说话。
她看看我这6平方米的房间，看看我这杂乱放着红墨水瓶、蓝墨水瓶、作业本、学习文件的书桌，看看挤在屋里、快要散架的自行车，看看脚下潮湿的地面上的一只生锈的小水桶、两只装着旧书旧杂志的纸箱，看看没有窗户、只贴着一张大红语录的土墙，最后，再看看我这单人床上的破被子、破床单。然后，她轻轻叹了一口气，说：“M老师，咱们两个社会地位不同，不是一个阶层的人！”
我吓了一跳——这种话，我还是头一回听说。
“新社会嘛，人人平等，只有分工不同，没有等级之分。怎么又冒出来不同的‘阶层’？”我照着学习的大道理反驳她。
她只向我做一个鬼脸儿，调皮地笑笑。
哪本书里说过：男人不懂女人的心思，就像大猩猩拿着一把小提琴。
过了一两天，她急匆匆地来了，带着她的随身提包，说她母亲来信，叫她快去见她。
我送她到车站，给她买了一张车票——她客气着不叫我买，我坚持给她买了。
开车前，她说：
“你回去吧……只要能来，我再来……”
她走了。
过了一个星期，收到她两页来信，主要说她母亲无论如何不同意我们之间的事，“我也认为，你在本地解决可能更幸福”。最后一句话是：“M老师，你是一个好人，谢谢你对我的关心帮助。”
“好人”——这就是她对我的“鉴定”。
在电影里，凡是谈对象的女方用拳头使劲捶打着男方，同时骂他“真坏！真坏！”那潜台词倒是“亲爱的”。一到女方一本正经地说“你是好人”的时候（也许是出自真心的赞扬），那就该“拜拜”了！
月底，学校里才传达了“四人帮”垮台的消息。
很多天以后，教体育的老王突然来串门了，第一句话就问：
“你跟小冯的事定下了没有？”
“定什么？人都走了！”
“没来信吗？”
我把小冯的信递到他手里。
他一眼把信看完，又还给我：
“她平常对你说过什么？”
“她说她想吃肉。”
“你让她吃的啥？”
“还不是：馍，汤，菜，面条！”
“好嘛！我给你引来一只凤凰，你把人家饿跑了！你呀，你呀，叫我说你啥才好？”
“我有啥办法？一个月五十多块钱，两个人光买面就得三十多，只剩下十来块钱，还敢吃肉？”
“倾家荡产也值呀！你这个家伙，太寒酸！”
“人家从小是吃冰激凌、奶油蛋糕长大的，我是吃窝窝头、白薯长大的，怎么能跟人家比？况且，人家也说我跟她不是一个阶层的人！”
听到这里，老王也愣了。
我乘机发挥了一下：
“鲁迅不是说过吗：焦大是不会爱林妹妹的。他也不敢爱。第一，他养活不起。第二，林妹妹一哭，焦大连劝也不知道该说点儿啥。”
“你倒想得开！”
“捡到篮里才是菜，拾到筐里才是馍。既然结不了婚，拉拉扯扯，浪费时间，不是毫无意义吗？是儿不死，是婚不散。有什么可惋惜的？”
老王哈哈笑了起来。他使劲儿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大声说：“高！高！佩服！佩服！”
他这话到底是赞颂还是嘲笑，我也不去管它。
几年过去了。我还是一个人。
不定什么时候，我发现自己在屋里喃喃自语：“小冯，现在工资涨了，咱们可以买肉吃了！”
这话一说出来，我就清醒了，心想：
“人家恐怕早已出国了吧？”
一只小天鹅，在狂风暴雨中受了伤，落到我们这片沙荒盐碱之地。我用一点儿粗食喂了它几天。它稍稍恢复体力，整理一下羽毛，仍然向往着蓝天白云。天朗气清了，它扑扑翅膀，向高空飞去。我抬头仰望，它愈飞愈高，愈飞愈远，直到看不见它的踪影。而我仍然留在这片平凡的土地上，过着自己平凡而孤独的生活。
（1989年8月30日，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