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萝卜地的风波
岁月荏苒。老牛默默挨着他那不轻松的生命路程，不觉到了1960年年底。时当隆冬，早已纷纷扬扬下过两场大雪。即使不下雪，那天空也是灰灰的、暗暗的，像是哭丧着脸。
这时正当“暂时困难时期”，粮食不够吃。平常看见馒头大，如今只觉馒头小。领导派到农场来做饭的，偏偏又是那个老胡——这个老胡，有人说他解放前当过小土匪、劫过路，但这只是传说，并未证实；不过他那相貌和脾气都很凶，这倒是真的。他一到农场，就发表观感说：“看着这些右派分子一个个都不顺眼。要按我的意思，就不叫他们吃饭！”然而，“上天有好生之德”，不叫人吃饭当然不行，但是老胡有法子治他们。每逢“右派”分子站在窗口排队打饭，老胡就在馍筐里慢慢地拣，专拣那小一点的、被水泡得发白的馒头拿给他们。次数多了，有的年轻人沉不住气，不免小声嘟囔，这马上引起老胡的斥骂。每逢发生这一类的冲突，老牛总是走向窗口恭顺地说：
“胡师傅，我饭量小，大馍吃不了。你把那个小馍给我吧！”
“给你就给你！”老胡毫不客气地把馒头扔给老牛。
由于老牛老实听话，出公差的事常常落到他的头上。有一天，胡师傅叫老牛拉着架子车到30里外的农村去拉菜。老牛不但一声不响地把车拉到目的地，还把白菜装满了车，然后低头坐在地边（他带的一个馒头早在出发时就下了肚）。老胡一边吃着馒头和煮鸡蛋，一边顺手从地里捡起一个带土的白菜疙瘩扔给老牛。老牛感恩不尽地接在手里，三口两口把它啃光，然后拉着满载的架子车一口气走了30里，回到了农场。
然而，老牛毕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一天，他突然发觉自己抬腿很费劲，腿肚子沉甸甸地像是灌满了铅。从此，他就只能拖着步子慢腾腾地走路。——据说，这就叫“浮肿”。
雪后放晴的一天，一个农场干部来到“右派”分子们住的棚屋，叫老牛去看菜地。老牛听了吩咐，穿上破大衣就走。刚推开门，一股冷风呼地一下把屋外的雪花刮进来，刮得老牛身子一歪，打了一个趔趄。他退回屋里，找了一根麻绳把破大衣拦腰捆住，又掂了一根小棍儿，再推开门，艰难地向菜地走去。
说是“菜地”，其实地里的菜早都陆陆续续收光了，只剩下一小块红萝卜地——甚至连这一小块红萝卜地也已经收过了，只是还没有复收，不定在什么地方也许还残留着抓钩来不及刨干净的几根红萝卜。老牛的任务是看守这一小块尚未复收的红萝卜地，在地头上一个用高粱秆搭起来的三角小棚便是他守望的据点。
看守的任务不重，因为地里的油水实在不多了。然而红萝卜在那个年头毕竟是珍贵的东西，所以这很小的一块地仍然有一定的吸引力，每天总有三三两两的人来到这里徘徊流连。
老牛按照自己办什么事都认认真真的老习惯，忠实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他先在自己看守的地块里巡察一遍，发现有半截红萝卜还留在地面上，看了四下无人，就弯腰把它拾起来塞进口袋。他一回到小棚，偷偷把这半截红萝卜吃掉，一边吃一面告诫自己：“下回可不敢这样了！……”
一天下午，有一个40来岁的妇女带着一个小女孩来到这里。这个妇女提着一只篮子，篮子里除了一把小抓钩以外什么也没有。这母女二人默默站在地边，向着红萝卜地里东看看、西瞅瞅。老牛慢慢走过来。他看看那个妇女，那个妇女也看看他。在他们那沉默的目光交流中好像进行了一场无言的对话：
“她大叔，让俺们进去给孩子挖一根红萝卜吧！”
“唉，那怎么行？这是公家的地，我可不敢犯规矩！”
那个妇女轻轻叹了一口气，招呼小女孩离开。但是小女孩把一根手指伸到嘴里，两眼呆呆地直望着地里、一动也不动。突然，她不顾一切地扑到地里，用两只小手扒拉着什么。老牛和那个妇女同时惊叫了一声向小女孩跑去。等老牛跑到跟前，那妇女已把小女孩揽在怀里。老牛看那小女孩不过四五岁，头上梳了两根冲天小辫，说明尽管在这艰难时候，她妈妈对她还是很娇；她那一双黑眼睛睁得大大的、瞪着老牛，两只小手却抓住一根很小很小的红萝卜紧紧不放。老牛看着她、看着她，不由想起了自己的小三妞。他慌慌张张对那个妇女说：“快走！快走！”于是，那妇女抱着小女孩离开了。
那个妇女和小女孩走了以后，老牛回到小棚，想起了自己的孩子——他和他们很久没有见面了。这里不过是一个校办农场，主要任务是种菜，管教“右派”只是附带的事。除非到了紧张的种菜、收菜季节，学校师生来突击劳动以外，平时几乎没有什么人来。“右派”的家属也不来，大概因为怕丢人，或者怕看见被划“右派”的丈夫或父亲、子弟像犯人一样过日子而伤心；当然，也可能还有别的什么原因。总之，老牛现在既不能回家，家里的人也难得来一次。很久以前，牛嫂曾经派老大捎来一件新绒衣、一双新布鞋。老大到了农场，不敢去找爸爸，只是像个小傻瓜一样拿着东西呆呆站在那里。有一个人问他找谁，他说他找他爸爸。那个人问他爸爸是谁，他说说老牛的名字。那个人说：“你把东西交给我吧，我转给他。”于是老大把东西交给他，就回家了。过了很多天，牛嫂结记老牛，硬着头皮跑到农场，见了老牛，提到捎来的东西，老牛却根本不知道。牛嫂回家追问老大，老大也说不清到底把东西给了谁；问了半天，他只能说交给了“那个人”。牛嫂把他骂了一顿，只好用迷信来安慰自己，说什么“谁穿了那件绒衣、那双鞋，叫他好不了！”从此，老牛家的人就再也不来了。老牛现在一个月只剩30块钱，老牛自己用10块，牛嫂她们用20块。在那种困难时候，牛嫂拿这20块钱怎么养活她们这4口人，真是个值得研究的奇迹。
老牛在他那小棚里乱糟糟地想心事，忽然听得外边有说话的声音。他出来一看，地里来了3个十一二岁的男孩子。跟刚才那母女俩大不一样，这3个半大孩子个个长着“橡皮脸”，一看就明白：他们是出外游游逛逛“打野食”的。其中有一个很神气地戴着一顶叫作“三块瓦”的破绒帽，那两只帽耳朵一只朝上、一只朝下，帽带子扑扑甩甩地耷拉下来，好像将军头上的盔缨。这个孩子手里拿着篮子，另外两个则除了嘴和肚子以外什么工具也不带，那意思是说：不管捞到什么可吃的东西，一律随手塞进自己的“皮口袋”里——有多少都装得下，所以也就用不着拿什么篮子。他们3个走进红萝卜地，如入无人之境，不管什么“禁区”不“禁区”。
老牛提高了警惕，喝问：“你们干什么？”
“干什么？找食吃！”
“出去！”
“出去就出去——！”戴绒帽的小家伙拉着长腔回答。他一边慢腾腾地走，一边注意瞅着脚下的地里。不知因为他今天的运气特别好，还是因为他确是一个“打食”的老手，他那右脚竟像灵敏度极高的“扫雷器”一样探到了一根红萝卜。他三脚两脚就把那个红萝卜踢腾出来，迅雷不及掩耳地抓起来就往嘴里塞，而将平时进餐之前的洗呀、切呀、炒呀、炖呀、加作料呀等的一应麻烦手续统统省去——他那手脚之敏捷令人目不暇接，只有在那特定的时代环境下少数靠在街上抢别人手里的食物为生的“专家”的特技才能与之相比。
老牛来不及跟他多说，只是推推他：“快走！快走！”
“推我干啥？这不是走着的嘛！”小绒帽老练得很，他一点也不着急。他滋滋润润地啃着红萝卜，还故意大声咳嗽着给他那两个同伴做鬼脸——不用说，他是这3个小孩当中的头头。
老牛好不容易把小绒帽押送出境，拐回头来，却看见另外那两个男孩还在地里紧张地扒拉什么。等到老牛赶去，他们已经手里各自拿着一根红萝卜了。接着，这3个小家伙就跟老牛玩起了“捉迷藏”：老牛去赶这一个，那两个进来；等他去赶那两个，这一个又进来；如此等等，循环不已。老牛回到棚里掂了小棍子来追，3个调皮家伙不但不跑，反而站在地里等着老牛来到面前。老牛气呼呼地把棍子举起来、快要打到他们身上，他们才像鸟儿一样突然跳跳蹦蹦地跑掉，而且还装出挨了打的样子叫道：“哎哟！哎哟！哎哟——！”老牛恼了，拼了命追上去，好不容易抓住那只篮子，跟小绒帽展开了一场争夺战。这时候小绒帽又变成了好人，他委屈地说：“他们俩偷你的红萝卜，你抢我的篮子干啥？”老牛再也不跟他多说，一心夺下那只竹篮当作他们的罪证，所以把它死死抓住不放。不防小绒帽猛一松手，老牛“哎呀”一声跌倒在地、摔了一个“屁股蹲儿”，把篮子摔出去好远。小绒帽趁机抢了篮子就跑。老牛坐在地上，骂他们：“滚！滚！滚！”3个男孩逃到了安全地带，远远地站着，还学着老牛的腔调回骂他：“滚！滚！滚！”同时挥动着各自偷到的红萝卜，像是挥动着胜利的旗。
这场“红萝卜地之战”以老牛的惨败而结束了。
过了一两天，从学校来了一班学生。他们拿着小抓钩、小铲子把这块地连刨带吃复收了一遍，这才结束了因为这一小块红萝卜地所引起的种种纠纷。
然而，老牛因为这件事所受到的牵连并没有结束。按照“事事必汇报”的规矩，老牛把“红萝卜地事件”向农场写了个报告。农场又把他的汇报送给管“右派”材料的小吴。尽管老牛在材料里写到这次冲突时小心翼翼地使用了“争吵”和“争夺竹篮”之类比较温和的措词，但小吴一分析，马上判断出在红萝卜地肯定发生了打架事件，认为这不是一般问题，立刻又向郑主任作了汇报。
郑主任听了，眉头一皱，严肃地说：“右派分子殴打革命后代！你去查一查。”
小吴赶到农场，把老牛叫到办公室，先交代一番“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老牛连连答应“是！是！”把事件经过口头汇报一遍。小吴追问那3个小孩的姓名、家庭、住址，老牛全答不上来，只记得那个拿竹篮的男孩头戴一顶绒帽。小吴命令他把这3个小孩找来对证，不然将来出了什么问题唯老牛是问。
这一下，老牛可作了难。那3个小孩当然是本城人。但是这个城市虽小，总有好几万人，到哪里去找？要说是拿着小篮儿到地里找食吃的小孩，那时候男的女的、三五成群，可太多了！老牛找了3天，也找不出下落，只得如实汇报。“事出有因，査无实据”，小吴也不知该怎么落案，就叫老牛写一个检查。
写检査，对于老牛来说是轻车熟路了。他当晚就写出了“关于我和三个小朋友打架的检查材料”——其中最关键的一句话是：“我跟这三个小朋友打架，是我再一次向党和人民猖狂进攻的新罪行。我请求领导给我严厉处分。”
检查交上去，郑主任觉得老牛认识得还算深刻。等了几天，并没有哪家大人前来告状。这样，红萝卜地所引起的风波才算最后平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