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牛“干预生活”
老牛每天早上班、晚下班、一老本等地工作，靠着他那36块5一个月的工资，加上牛嫂洗洗补补、针头线脑的收入，勉强维持一家人低水平的生活。解放前，他父亲是个小职员，家庭出身没啥问题。他自己上学时集体加入过三青团，一解放就交代了，政治上没有欠账。像成千上万的中国老百姓那样，他安分守己地活着，没有任何非分的想头——直到1957年。
1957年夏天，“大鸣大放”的时候，学校的张书记兼校长大会号召、小会动员教职员给领导提意见。据一位教语文的高老师后来形象地打比方，那时候张校长很像一位电工拿着电笔这里试试、那里试试，检査看看哪根线上走火。50年代党风尚正、人心尚淳、物价尚稳、法网稍疏、言路较宽、文禁亦不如后来之苛，所以还有人敢说话。有的人本来就爱“放炮”，不用说了；有的人对个别领导或个别党员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提，现在一听动员、跃跃欲试，再也憋不住了；还有一些心地单纯、政治上幼稚的小青年，慨然以扫清官僚主义为己任，领导叫提意见就提意见，毫无戒备之心；当然，也有人历史上有点问题，受过“肃反”审查，感到过分，心里委屈。鸣放中一动员，这些人“纷纷出笼”，学校里在政治学习时间不时传出慷慨陈词的声音，校园里贴出了不少大字报：有批评领导官僚主义的，有诉说自己受到过火的审查是冤枉的，也有人在“肃反”中挨了打、认为违犯宪法的。这当中还夹杂有几幅漫画、几首打油诗、讽刺诗，给这场鸣放加油、加醋、加辣椒。
教务处郑主任是一位30来岁的精明人，他非常和气地动员处里的职员提意见。团员小吴坐在旁边作记录，还打了一瓶开水，以便有人发言时润润喉咙。然而，发言者寥寥。因为，一来处里人本来不多，除了郑主任和小吴，只剩下老牛、老钱和老孙。二来职员不像教员们那样书生意气、容易激动、爱说爱写。排课表的老钱是个上了岁数的旧职员，平时就不苟言笑、城府很深。他在旧社会衙门里养成了两个习惯：一个是由于常年在办公室里泡，学会了喝茶；另一个是凡事看上司眼色行事、听上司口气说话。这两条，他在旧社会百试百灵，到了新社会照样搬用。鸣放中，他不知从哪里得到了天启，当别人喷沫四溅、慷慨发言，或者往墙上刷大字报的时候，他却从这种异乎寻常的民主泛滥中隐隐约约嗅到了一点不祥的气味。经过深思熟虑，他采取了以下措施：每天上班时，他给自己泡好一大茶缸浓浓的酽茶；开会的时候，不管别人叨叨什么，他除了一口又一口地品茶，只是眯缝着眼睛、似睁似闭、给它一个不开口。这时候，好像他的语言神经、语言器官、语言能力统统都不存在了。而他的两片厚嘴唇紧紧关闭，像是把嘴里的语言洪流闸住、上了锁、再浇上铁水焊死，谁也别想叫他把这道闸门打开。
负责收集教学情况的老孙也是个旧职员，自从“肃反”中受了一次审查，就成了“惊弓之鸟”。他当然不想找事，因此不管领导怎么动员，他也不开口。
老牛做人没有练到像老钱那样“心如古井”的地步，也不像老孙那样一天到晩战战兢兢。但他也没有发言。这是因为：一、老牛不是演说家、而是个拙于言词的人。二、他牢牢遵守着“不为福首，不为祸先”的古训，凡事绝不当“第一个”，别人还没有发言，自己为啥要去抢先逞那个能？三、也可以说，他有点自私。他小小心心做事、紧紧张张过活，这已经耗去他全部气力，哪还有多少心思去管国家大事？总之，老牛绝不想去当什么“鸣放积极分子”。
然而，郑主任着了急：别的学习组都鸣放得沸沸扬扬、热闹非凡，教务处还是冷锅清灶、“水波不兴”。郑主任每天晚上检查开会记录本，除了开头两天记着“坚决拥护双百方针”，或者“完全赞成开展大鸣大放”之类简明有力的表态词句以外，以后竟然完全是一片“白板”。这样一来，他在会场上勉强撑持的笑容渐渐换成了一副疲倦、失望的表情。这倒不是因为他没有听到群众的“宝贵意见”而“恍然若有所失”，而是因为他没有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
老牛回家吃晩饭的时候，顺便对牛嫂提了一句：
“领导叫大家鸣放——也就是提意见……”
“吃罢饭，你去挑两挑水。缸里没水了！”牛嫂是彻底的现实主义者。
“这是帮助党整风……”
“咱不管风不风。啥时候，咱都老老实实当咱的老百姓！”牛嫂坚持着她从10岁到40岁，积30年打革褙、纳鞋底、浆洗、缝补、做饭、管小孩之经验而总结出的人生哲学，毫不动摇。
老牛吃罢饭，往缸里把水挑满。
晚上，牛嫂一个本家二哥从乡下往城里拉菜，到老牛家投宿。夏天好办：牛嫂在院子里铺了一张破席，老牛跟二哥并躺着聊了几句闲话。那些年，人说话不像后来那样小心，一开口就得说“莺歌燕舞”。那位二哥又是个不识字的老农民，想到哪儿说到哪儿，谈起乡下的情况，发了几句怨言。说完，他就打呼噜。老牛累了一天，也呼呼睡了。第二天，吃罢早饭，二哥拉起架子车回家，老牛自去上班。
郑主任为了打开教务处的冷清局面，把张校长搬来了。这么一来，小组里两个领导加上一个骨干一起发动处里的三个职员——比例是三对三。
开始讨论之前，郑主任把“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16字真经念了一遍又一遍，然后又掰开揉碎加以阐明，恳求大家一定要“竹筒倒豆子”——把意见统统提出来，保证不打击报复、不给小鞋穿。
张校长在旁边插话说：“向党提意见，这是爱护党、跟党一条心的表现嘛，啊？语文组的高老师，就是那个高个子、大嗓门、胖胖的高老师，大家都认识吧？他这些天表现得很好嘛！又写大字报，又积极发言，真是大鸣！大放！过火一点也不要紧。大家可以向他学习嘛！”
张校长说这一派话的时候，郑主任赶快看看他部下那三员大将的脸色，观察他们表情如何。老钱的脸就像木雕泥塑，看不出一丝喜怒哀乐、七情六欲的表示。老孙一见主任瞅他，吓得赶快低头，恨不得找个地缝躲进去。老牛本来也可以闭上嘴巴一声不响，或者如牛嫂后来埋怨他时说的那样：“你不说话，也不会有人把你当哑巴卖了！”然而，不幸的是他具有那些愚蠢的老实人都有的两点坏毛病，即：轻信和心软。他听得两位领导说得如此苦口婆心、恳切动人，看到他们为了发动群众提几条意见竟然作了那么大的难，他心里真是感动极了、同情极了。他一激动就口吃起来：“我、我——”
张校长提醒郑主任：“老牛同志恐怕是有话要说吧？”
郑主任立即坐到老牛旁边，鼓励道：
“老牛，说吧！”又对小吴小声嘱咐：
“倒杯水来！”
一杯开水端到老牛面前了。
受到这样的待遇，老牛真有点诚惶诚恐。他想：“要是再不提意见，可就太‘那个’了！”然而，提什么呢？他愈急愈想不起来该说点什么。他说：“我实在——”
郑主任一面给他打扇子、一面和气地安慰他：“别急，老牛，慢慢说！”同时给小吴丢个眼色。小吴立刻把笔记本打开、把钢笔帽拧下来，做好洗耳恭听、认真记录的准备。
老牛在慌不择路之际，忽然想起昨天晚上那位乡下二哥的一番话，问道：
“乡下的事，可以提吗？”
“可以，可以，当然可以。”看来，这时候只要老牛开口，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他。
“那，我就提一条：有些农民对统购统销有意见，说是统得太死——”
虽然会场上没有录音机，小吴的笔头三画两画，这句话就记下来了。
“好，好，很好。竹筒倒豆子——你把要说的话统统说出来！”郑主任兴奋起来。
老牛搜索枯肠，又蹦出了一句：
“领导上是不是熟悉点业务……”
小吴又记下来了。
“对，对，说下去！”
老牛实在作难了。他木呆呆地承认：
“没有了！”
“没有了？”郑主任有点失望。
“先提这两条，也很好嘛！”张校长很体谅老牛的难处。
“行，行，以后想起来再提——多多益善。”郑主任不知为了什么竟高兴地跟老牛握握手。在这一刹那，老钱向老牛瞥了一眼。这道眼光一闪即逝，谁也说不清它表示的到底是怜悯还是幸灾乐祸。
张校长站起身，走了。郑主任、小吴也跟着出去。
一天的学习结束，剩下的人各自走散。老牛像往常一样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