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静生活中的微波
现在，又恢复了“文化大革命”前那样和平的日子。
我功课不多（每周给高年级和研究生上几节课），每天大部分时间在家里度过。而且，自从搬进了所谓“教授楼”，只要儿子一上班，女儿一上学，老伴一上街，我在家里觉得分外安静。
有时候，我在屋里看书，听得外面好像有一个什么“小活物”在抓门。开门一看，原来是邻居的一个三岁小女孩串门来了。她叫我：“老爷爷！”我把她抱进来，放在我的藤椅里，给她找几块糖果，让她趴在桌边看画报——直到她妈妈慌慌张张走来，把她抱走。
有时候，一个小男孩，头戴五星帽，身穿小军装，腰束皮带，皮带里一边插着木头手枪，一边插着木刀，这么样“武装到牙齿”地闯进了我的书房，大声宣布：“我是解放军！”对于这位威风凛凛的客人，我只要赶快找来一本带打仗的小人书，他就会立刻安静下来、“偃武修文”。
这一类的来访者不会给我带来什么麻烦。
我的社会活动也不多。遇有重大政治事件，系里或学校通知我参加座谈会，我根据报纸、文件的口径，作一次简短、得体的发言。外校有人到系里讲学，我被邀请坐在前排甚至台上荣誉席中，微笑着努力做出洗耳静听的样子。不过，我承认：由于年龄之故，有时候听着听着就走了神，不知想到什么地方去了。偶尔有个别外宾来校参观。如果安排由我致词，我本着“大夫无私交”的春秋大义，把一位党员青年教师替我拟好的发言稿照念一遍完事。念完了，我不忘加上一句：“Thank you！”
除了这些事情，我就在家看书。
每个学期，在期考前后往往有一个繁忙高潮。考前，学生要来探问“复习重点”，从荷马、但丁问到现代派、意识流：这个考不考？那个考不考？考后，又来探问考分——分数有高有低，走的时候有人笑嘻嘻、有人噘着嘴，但一般来说都是一走了之。只有个别考不及格的人还要单独找上门来，进行一两回双方都有点不舒服的会谈。不过，下个学期补考的时候，只要我看出他们在假期确实做了一番努力，就一律给他们画及格，以免以后在路上碰见他们，他们装作不认识，或者故意从一条岔路走开。我希望多看见年轻人高高兴兴，少看见他们愁眉苦脸。
有时还有少数爱写稿的学生登门打听“文坛行情”、发表门路，好像我是什么刊物的代理人，赋有“包投包用”的大权，虽然我深知自己根本没有那样的权力。尽管如此，只要不让我给他们一字一句地改稿子，我还是对他们鼓励一番。年轻人像豆苗一样向上生长，你能浇上一点水就浇上一点水——虽然只是很少几滴。
不过，当我只有这么几滴水的时候，我很害怕那种没头没脑的硬挤。对于自己的水平，我还有点自知之明。一言以蔽之：不怎么着。我感到自己就像一个爬山的人，还没有登上一个小山坡，就停在半坡上走不动了——我没有时间、也没有力气了。可是，不定什么时候，一位十分和善的陌生老太太突然领来一个留着长头发的小伙子，说她这个儿子“有文学天才”，求我把他“培养成为一个作家”。老太太说到这里，顺便从手提袋里拿出一本稿子（我惴惴不安地扫了一眼，大概是一部洋洋数万言的大著），放到我的书桌上，说是“请多多指教！”同时，还对那个小伙子补充一句：“邬教授不但有学问，而且还是一位作家！”
好，“作家”的桂冠就轻轻地戴在我头上了，想推也推不掉。我想，真像萧伯纳说的：会做事的人自己去做，不会做事的人倒能教别人去做！
把客人礼貌地送走，我坐下来翻翻这位年轻天才的作品。第一眼的印象是：书法不佳，爱写自造的简笔字，而文句似乎也不怎么顺当。我泡好一壶浓茶、拿出一盒好烟，准备熬上半夜，用我这么一副老牛破犁来耕耘一下这块坑坑洼洼、夹着料礓石的荒地。
天才，是在一个伟大的历史时代所产生的全民族的“尖子”。譬如说，“五四”以来的思想启蒙运动给中国哺育了像毛泽东、周恩来那样的革命家以及像鲁迅、郭沫若那样的思想家、文学家。他们是中国现代史上最杰出的人物，但也是时代环境和个人努力最完美结合的典型。天才，不是什么人主观硬性培养的结果，像人工培养蘑菇或人工合成什么化工产品那样。在医药珍品中，“深山老参”之所以名贵，乃因为它是“山川灵秀之气”的自然结晶，人工培植的“洋参”就无法与之相比了。对于一个年轻人，不看他的资质条件，硬要放在一个什么玻璃房子里，一定要“培养”成为什么样的花朵，其结果倒可能使他本来具有的生机枯萎。
从社会来说，我们对于人才，有时太不爱惜、听其流失，有时又抓得太急、拔苗助长，而平时并不重视踏踏实实打基础的工作。
我觉得，我们目前正处于两个伟大的时代之间。从种种迹象来看，产生天才的时代现在还没有来临。在未有天才之前，首先需要造成“培养天才的土壤”。我们需要一个经济、文化长期稳定发展的社会环境——这对于多出人才、出现天才却是至关紧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