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两书记
大学里多么需要贤明的领导人！
想一想蔡元培吧——他给人留下的印象是胸怀阔大、兼容并包、尊重教师、爱护学生。几十年了，他办学的成果，大家看得清清楚楚。
我在这个大学待了三四十年，旧社会、新社会的领导人，见过了一批又一批。在旧社会，我们这些教员也常常议论那些校长、训导长以及什么什么主任，出他们的洋相（知识分子的嘴什么时候也闲不住）。譬如说，解放前有一位校长是以冬烘古板出名的。有一天，他到生物系参观实验室，看见台子上摆着一架架显微镜。他不知道那是些什么玩意儿，慌慌张张向随行人员问道：“这是试验小高射炮的吗？”这件轶事立刻在教师当中传为笑谈。但是，说实话，那时候长官统治的触角并不是那么无孔不入，教员们还能想办法在“万方多难”之中理出一个自己精神上的小天地。新社会就不同了：事无论巨细，干部是决定一切的。哪怕你是什么“学术权威”（上帝在上，我可不是），你从生到死，个人的荣枯、事业的成败，统统都由某个干部一句话、一点头来决定。干部的重要性不容你不去想他。
当我回想解放以来我们大学里干部领导的政绩，很自然地想起了我们的两位前任书记。为方便起见，我称这一位是甲书记，那一位是乙书记。
甲书记是在1957年反右斗争刚刚开始，为纠正原任书记的右倾从省里调来的。他来的时候还不到50岁，个子不高、精力充沛，两眼炯炯有神，说话果断有力、带有很大的鼓动性。看得出，这是一个有魄力的汉子。如果他的学问再高一点，简直就有点像基洛夫或日丹诺夫那种类型的人物了。他一来，两场报告、几番部署，就把反右斗争引向高潮。各个教学大楼里传出了一阵阵呵斥声和口号声，一个个垂头丧气、带点倒霉相的人物从教师和学生中被揪出来，划成“右派”分子。
甲书记是第一书记。他到校不久，省里又调来一位第二书记，加强业务领导。这种安排很恰当。甲书记原来是高中生，抗日战争一开始参加革命，一直从事党政工作，升为中层领导。乙书记则是早在30年代初入党的大学生，学有专攻，在老区从事学校教育，解放后又在教育战线上工作。让他到一所大学来抓教学业务，是很合适的。
由于经历、性格不同，这两个人的作风截然两样：甲书记是一个精干的政治活动家，但他身上没啥“学术细胞”；乙书记是一个知识分子气息十足的人，刚到我们学校怕已将近六十岁了，却仍然酷爱学问和书本，颇有点不知“老冉冉其将至”的味道。有人星期天到他家拜访，恰巧碰见他躺在藤椅里、把两只脚跷到写字台上、正在兴意盎然地阅读《中华活页文选》，旁边还有一本英文小说。总而言之，一个人一旦当上知识分子，那脾气就难改，入党多年也不行。譬如说，做报告吧，两个人的“文风”就大不相同：甲书记讲话，政治性强，火药味浓，一讲四个钟头，常常被“雷鸣般的掌声”和“此伏彼起的口号声”所打断，那坐满数千人的大礼堂里空气几乎一触即燃；讲话之后，政治运动呼呼啦啦就开展起来了。乙书记做报告，却是慢慢地拉家常，谈教学、谈总务、谈教师学生们的福利，说的都是“卑之无甚高论”的日常工作、日常琐事，一点也不像做大报告的样子，有时候还爱说句笑话。经过反右斗争，学校里知识分子成了惊弓之鸟——书不能不教，但上课动辄得咎、畏首畏尾。他鼓励教师大胆工作，说什么：“教学当中出点毛病，顶多不过违犯某条‘文法’，不犯刑法，没啥要紧！”说罢，自己在台上哈哈大笑一阵。他劝学生要爱护公共财产，天起风的时候一定要把门窗关好，因为“玻璃打碎一块就少一块，每一块都是国家拿钱买来的”——这自然也是一点也不错的大实话。
不过，他这种慈祥家长式的讲话态度，他这种“温情脉脉”的办事作风，和1957、1958年间那种雷鸣电闪、风狂雨暴的气氛很不调和。连我都隐隐然觉得他那作风太松散、跟时代太不合拍了。果不其然，他很快就“犯了错误”。原来紧接着反右斗争胜利，甲书记又搞了一次“反右补课”，做法是号召群众“向党交心”，保证“不抓右派”；但等到教师、学生暴露思想，交出了日记、信件，领导却以“只许交红心，不许交黑心”为理由，又抓了一批“右派”和“反社会主义分子”。这在甲书记来说是得意之笔。但是，乙书记到我们系里来做“向党交心”的动员报告时却说：“一个人不管到了什么时候都要说老实话、做老实人。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有一分就是一分，有两分就是两分；不要少说，也不要多说。党号召你交心，并没有号召你说假话。搞运动，不能不检举揭发，但党并不需要你坏良心、陷害同志。这是做人的道德问题。”——这岂不是提醒大家在那紧张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既要爱惜自己的人格、也要爱护同志的政治生命，这不是和甲书记那种“引蛇出洞”“陷人于不义”的办法唱反调吗？好，因为他这一类的言论以及其他党外人所不知道的事情，听说他在党内挨了批。有很长时间，他不在大礼堂露面。偶尔在校园中碰见，看他神情无精打采，在闲散之中带着点忧郁，人也显得老相。——以后才知道，一个领导干部处于这种状态，就叫作“靠边站”。
外国学者爱把人分成“多血型”和“文弱型”两种气质。如果乙书记这种软心肠的领导算是“文弱型”的话，那么甲书记这种“铁腕人物”无疑就是“多血型”了。他这种气质在我们那一段校史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在他领导下，我们的学校生活在1957、1958、1959、1960那四年，在不断的停课、劳动、批判、斗争中风驰电掣般地度过。每当学校里秩序稍稍安定一点，教师能够喘一口气，学生也能读几页书，一定很快就要来一个什么运动，把这安定的秩序打破，使得学校重新卷入一场政治风暴。其结果是：在教师、学生、干部中揪出了一二百名“右派分子”；在“大炼钢铁”中，校园的树木几乎全被砍光，师生日夜奋战，炼出来许多黑不溜秋的铁疙瘩，堆成了一座座的垃圾山；所有担任主课的教师一无例外地受到批判，从此一蹶不振、处于被动挨整的地位。与此同时，甲书记的高大形象树立起来了。为他歌功颂德的“民谣”出现了：“甲书记，到工地，浑身上下添力气！”“甲书记，到食堂，饭也香来菜也香！”等等。直到1960年下半年，教师、学生害病的害病，浮肿的浮肿，有的女教师、女学生悄悄煎药、医治由于不适当的体力劳动而落下的妇女病，那颂歌的调子才渐渐低了下来，后来无声无息地消散了。
随着困难时期到来，乙书记又在大礼堂露面了。这个老头子也怪，尽管坐了好几年冷板凳，一旦“解放”出来，仍然兴致勃勃地计划着办这办那，好像神话里的安泰，一接触大地劲头就来了一样。困难时期，粮食是“宝中之宝”，食堂是大家的命根子。他打算对教师和学生的食堂进行一番整顿。他自己在家有老伴照顾，本可以在家吃饭，但他却见天提着饭盒上食堂，和教师们一同排队打饭。他找炊管人员谈话，检査食堂工作，派干部下厨房劳动、卖饭、查账、监督，防止多吃多占。但是，在一个几十年的老大学里，积弊难改，食堂尤其是一只马蜂窝，不动还好，一动惹下的麻烦更大：管理员生病，炊事员撂挑子，连一天三顿饭也开不下去了。他只好罢手。不过，在他当政期间，他还是来得及运用自己的权力给每一个教师发一把藤椅、给每一个学生发一顶蚊帐。
他当领导时发的这把藤椅，我还坐着——当然，它现在很破了，破烂得几乎要散架了，因为此后再也没有人给教师发过第二回。
不过，藤椅和蚊帐差不多就算是我们学校里教师和学生在“文化大革命”前所享受的最后一次“仁政”。因为，一当全国响应“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学校里就又闹腾起来。甲书记又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乙书记又退回原来那样无权的地位。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乙书记先被抛出来，作为“牛鬼蛇神的头目”来批；不久，甲书记也被当作“走资派”揪出来，受到很大折磨。——我们的两位书记在牛棚中“殊途同归”了。
粉碎“四人帮”以后，乙书记由于年事已高、作为光荣的老干部而离休；甲书记调离这个学校，到另外一所大学任职。听说他在那个大学当领导，作风变得实事求是，关心知识分子，为教师办了许多好事：改革食堂，合理分配住房，解决两地分居问题，等等，受到大家赞扬。有人说，这是由于年龄的缘故，因为人到老年思想就踏实了，脾气就平和了。也有人说，这是他总结了自己过去的经验，因为他毕竟是一个革命者。
斯威夫特说过，凡是能培植出双叶刍草的革新家，理应受到人民的尊敬。我也可以说，在学校里，凡是真正关心群众的领导人，只要为知识分子做过好事的，都不会被人忘记——不管是一把藤椅或是一间住房。
这两位书记现在都成为我们学校过去的历史人物了。但是，他们两位的影响却在我们大学里长远留存下来，特别是从现在学校里的干部身上还能够看到他们两位的影子，让人感觉到有些人不知不觉地以甲书记为模式来塑造自己的性格、培养自己的作风；另外一些人又不知不觉地以乙书记为模式来塑造自己的性格、培养自己的作风。
说句公道话，以乙书记为榜样塑造自己的干部在我们这个大学里是“吃不开”的。他们是党内的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粘粘连连，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把学问和业务看得比官职和权力要重一点——这种知识分子气在他们的“仕途”上是一个沉重的包袱。作为干部，在过去的政治运动中他们也执行过“左”的东西，但比较起来，他们不是那么心硬手硬，所以每逢批“右倾”准有他们的份儿。所以，他们这样的“官”做得一点也不威风：他们没有权，有了权也不会用。如果他侥幸当上第一把手（我说的是在系里、处里或科里），他就被精通权术的第二把手把他的权力架空；如果他是第二把手，他就被独揽大权的第一把手把权力剥夺净尽，什么事也做不了主。他们的一套又一套的教学、科研计划总是落空。此外，凡是整知识分子的运动也往往要整到他们头上。“文化大革命”中进牛棚是少不了他们的。就是现在，他们还是不怎么得势。说得不好听一点，他们的形象和我们这些老知识分子一样，有点灰溜溜的，什么时候都是处在“靠边站”或“半靠边站”的地位。
相形之下，那些专门搞政治的学校干部可就威风得多了：从50年代末以后，学校里大部分时间是搞运动，他们过去的主要任务就是做政治运动的发动者和组织者——那时他们的学习榜样是甲书记。但是，现在他们的老上级的作风已经改变了，他们却仍然墨守成规、不肯改变，对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格格不入。这与其说是因为他们到现在还忠于老上级的既定之规，不如说他们忠于个人利益。无疑问，他们从过去的政治运动捞到不少东西：党籍、官职、愈来愈高的工资以及其他无形的好处。他们从过去的政治运动中也学会了一套升官、做官、保官之道，学会了压抑知识分子、排斥政治异己的官场权术。从实际生活来看，这一套不见经传的东西是积累起来了。在学校里，凡是和这一套作风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它是多么可怕：一切生气勃勃的事业计划碰上这种作风就被拖得气息奄奄，半死不活，就像一朵鲜花沾上一滴盐酸。
我总觉得，直到现在，学校里这两种干部力量仍在互相矛盾、互相消长。我不知道这两种力量将来消长的结果究竟如何：也许甲排斥掉乙，或许乙能够取代甲，但我更希望双方互相取长补短、“合二为一”。过去，我曾经幻想过甲、乙两书记能够精诚合作把大学办好，但结果却使我失望——不知为什么，搞政治的人和搞业务的人总是“反门神——不对脸儿”。现在，我仍然希望由他们两位熏陶、培养过的两种干部能够很好地结合起来，首先希望党内的知识分子干部能够真正有权，施展其抱负，发挥其所长。——只有如此，大学才能真正办成国家学术文化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