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像的最后一笔
那是一个“勒令”满天飞的时代。好像一时之间太上老君派了他的“羽客”“真人”和“仙子”，靠着他一纸“急急如律令”，要把这个还有无数缺陷的世界一下子荡平似的。在大游街之后，老牛又接到一道“勒令”：一、即日起，进入牛棚劳动；二、停发工资，每月给予生活费15元，“以利改造”。老牛连连答应：“是，是，是。”
劳动——老牛不怕。经过农场三年，世界上凡是人所能干的活儿，老牛都能撑得下来。但是，拿15块钱来养活一家五口人——那是无论谁也办不到的。所以，老牛在“是，是，是”以后，接着就是发愁。牛嫂本来一直在街道服务组，为学校、机关里某些单身职工洗洗补补，有一笔小小的收入。但是“破四旧”以后，发现这个服务组的“大方向”有问题，是“为资产阶级服务”，因此“彻底砸烂”了，而同时也就砸烂了牛嫂的这笔小小“外快”。他们商量来商量去，只是一个没有法儿。最后，话题就落到卖东西上来了。
卖东西，首先要有东西可卖。老牛抬起头来，把自己的“家当”巡视一遍。屋子里最显眼、最体面的家具就算一个大立柜了。这个立柜是牛嫂的妈妈和牛嫂自己两代人的陪嫁之物，由于年深日久的积垢，从上到下变成一片混浊的黑色，原来到底是什么颜色已经无从查考了。它那对开的两扇门上本来钉有两个锁鼻儿，锁鼻儿下还吊着一对金叶似的亮闪闪的薄铜片，每次开柜门的时候，薄铜片摇摇摆摆撞着柜门或互相撞击、发出清脆好听的声音——但现在锁鼻儿和铜片都没有了，只在两扇柜门的边沿上留下两个圆圆的小窟窿，表明它们往日的存在。这座立柜黝黑、方正、古老、沉重，即使动员全家大小把它抬得出去，也没有人会买——除非哪位学者能考证出它是古代什么名人的遗物，就像传说中的曹雪芹的书柜那样。然而这根本不可能，所以卖柜子的事也就不必说了。其次是书，如果有一大批，即使论斤卖也可以救救急。可惜老牛不但没有《二十四史》《十三经注疏》《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之类的成套大书，连《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也没有。他的“藏书”就是几小捆学习文件——那还是1957年以前公家发给他的，一直塞在床底下，现在许还能卖个块而八毛的。其他“动产”计有：大木床、小木床各一张，和立柜同样古老的方桌一张，小饭桌一张，有点变形的破椅子两把，小木凳两个，小竹凳一个，夏衣全在身上，破棉衣、夹衣塞在破柜子里。房子——是赁公家的。
15瓦灯泡的暗淡黄光已经变成刺眼的白光，老牛还是想不出有什么可卖之物。最后，还是牛嫂有了主意，她说：
“那件呢子制服——还要它干啥？能卖个十块八块的，先救救急！”
老牛猛然醒悟，说：“对！对！”
这里需要说明：原来在刚解放那几年，县级干部时兴穿蓝呢子中山服。经济上有点底子的一般干部也模仿着做上一套，平时不好意思穿，逢年过节偶尔穿上一次，别人也不以为怪。不知怎的，这种“时装”也被牛嫂注意到了，但她丝毫也没有要给老牛做一套的想法。然而，真是“天赐良机”。一天，有一个老头挑着担子来收拾破烂儿。牛嫂把一大堆破鞋、旧瓶子交给他以后，却发现他的破筐里有一件暗黑色的破呢子上衣。这是一件老式的制服，袖头上各钉着三个小小的扣子，还有两大块厚厚的垫肩，显然是过去旧衙门里哪位科员的“官服”，但是袖肘已经磨出窟窿，肩部也磨得发白，放在亮处一看，后背东一块西一块稀稀拉拉地就要“化”了——然而它毕竟还保持着一件呢子制服的“架子”。牛嫂对这件衣服打上了主意，跟收破烂儿的老头缠磨了很久，除了那些破鞋、旧瓶，又翻腾出一堆准备打革褙的烂衣服，终于把那件破呢子制服换到手里。牛嫂拿出自己缝补衣服的最高本领，把袖肘补一补，把后背上那些要化掉的地方织一织，然后又买了一包蓝靛把这件制服染了一回。染过之后，牛嫂趁着心里高兴，叫老牛穿上试试。粗粗一看，它倒也有点像一件新的呢子制服，不过要叫那种眼尖的人仔细研究起来，立刻就会下结论说它是“麻包”——它和某些油画杰作有类似之处：只可远看、不可近瞧。不过，这件制服尽管费去牛嫂不少心血，老牛生平却只穿过一回。那是很久以前一年元旦后去上班的时候，老牛一高兴就穿上它到学校去了。他一进教务处，小吴瞅见他这身新装，立刻开玩笑说：“嗳，‘牛主任’来啦！”老牛本来心里就惴惴不安，小吴这么一说，他一上午手脚简直不知往哪儿搁才好，抄公文抄到“制度”二字，竟糊糊涂涂写成了“制服”，把抄得工工整整的一件公文都报废了。他在办公室里昏头昏脑待了半天，中午下班一回到家，就把这件呢子制服脱下来、扔到床上。要按牛嫂的意思，只要遇到什么喜庆大事或者偶尔到外地出差，还是可以把它当作“礼服”穿出去的。然而老牛说什么也不穿了。从此，它就一直和那些破棉衣一起塞在柜子里、挤得皱皱巴巴而且沾上数不清的棉花毛。所以，现在牛嫂一提起要卖这件衣服，老牛马上赞成。接着，商定了其他要卖的东西是：两三件旧夹衣，几小捆旧书，一包生锈的铁钉以及那个平常吃饭用的小方桌。——要卖这个小饭桌，老牛估计小孩们是会哭闹的，然而牛嫂认为“小孩子家狗屁不通，知道个啥？”主张对他们的叫喊一概不理。这样，老牛两口的应急措施计划会议就圆满结束了。
第二天是个星期天。老牛起来，胡乱喝了半碗稀饭，就动手把要卖的衣服捆起来。然后，他扛上衣服，老大扛上小方桌，老二提着书。那包铁钉，小三妞抢在手里、吵着也要跟去，但牛嫂说啥也不叫她去。老牛顺手把铁钉塞进自己口袋里，就和老大、老二一同去了。
老牛摆摊的地点定在东城门外的路旁。这个“东门”已经是历史上的名词了，城门早不存在，只剩下一个城豁口，腾出了一片空地，正是设摊贩卖的好地方。在“三年困难时期”，这里曾经繁盛一时，当时有人开玩笑说：在这里的自由市场上“除了机关枪、大炮，什么都卖”。后来，自由市场有时取缔、有时开放，这个小小豁口倒也经历过几起几落。然而老牛既要卖东西，也确实只有找到这个地方。父子三人把他们的“货”搬来以后，老大天生胆小，把小方桌一放，立刻拔腿就走。老二平常爬树上房、打狗赶鸡、天不怕地不怕，这时候竟像个新媳妇一样扭扭捏捏、死也不肯陪他爸爸一块儿做这趟生意。老牛说了一声：“你们都回去吧！”弟兄俩一溜烟跑了。老牛把东西归置一起，大体上摆了一个旧货摊的模样，自己蹲了下来，开始了他这生平头一遭的“商业活动”。
老牛平时在街上碰见别人做小买卖的，简直不计其数了。见得多了，他就不以为意，心想：做买卖，还不是那么一回事？可是，这一回轮到自己“投笔从商”了，才知道——哎哟，做个小生意还挺不容易哩！首先，他拉不下那个脸来。原来，老牛虽然算不得什么正儿八经的知识分子，可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流毒在他身上还不轻哩。他蹲在他那些破破烂烂的“商品”后边，缩着脖子，低着头，拼命把身体缩小，生怕让熟人碰上难为情。不过，这一层倒是多虑。因为现在正是“大抄家”“大游街”的日子，大小知识分子一个个兀自过活不得。尤其家里有几本破书、平时爱记个日记、写篇稿子的人，这时候都正躲在家里偷偷烧书焚稿、消灾免祸，连饭都吃不下，谁还有心上街来逛、管老牛的闲事？对老牛做买卖真正不利的倒是另外一些因素：第一，他没有什么像样的商品。这时正骄阳似火，谁要买什么夹衣？那件呢子制服呢——真正讲究穿戴的看不上，不讲究穿戴的用不着；小方桌不过是柳木的，样式既粗糙，小孩子趴在上面做作业把那薄薄的漆皮蹭掉不少，露出白茫茫的木茬原色，桌面上还有老二用小刀划的坑坑洼洼的刀痕；那几捆破书更不行——这正是书和读书人倒霉的时候。因此，现在的老牛就像俗话里说的：“猪八戒背个破棉套——要人没人，要货没货。”第二，凡在街头摆摊贩卖，都要手脚勤快、口齿伶俐，一边展览商品，一边进行宣传。就说那些卖胡辣汤、卖豆沫、卖油茶的汉子们那洪亮的声音，卖烫面角的妇女的尖嗓子，吆喝起来有板有眼，加上食品的色、香、味，引得过路的人“目迷五色，耳迷五音”，单单为了他们那语言的艺术性，也不好意思一样东西不买就硬着心肠白白走过去。就是卖茶水的老汉那一声“大碗热茶！”也自有它对口干舌燥的路人不可低估的宣传效果。然而，老牛蹲在那里一声不响，加上他那些破破烂烂的东西，却活像一个“告地状”的叫花子。最重要的，现在市面上惶惶不安，干部没心办公，教师不能上课，学生不能念书，商店的人没心做生意。街上只见一小队、一小队红卫兵挺威风地匆匆忙忙走过来、走过去。他们走过以后，街上的人探头探脑地望着，然后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天下要发生什么事。说实在话，这真不是一个做买卖的好时候。老牛在那里蹲得腿酸，干脆盘脚坐在地上。他觉得时间过去了很久，却没有一个人光顾他的生意，只有两三个小孩子围着他看稀罕。老牛给他们一个人一个铁钉叫他们玩去了。
小孩子们走了不久，老牛忽然看见有一只手抓起了他那件“呢子制服”。待他满怀希望地抬起头来，满心以为有什么顾客到来，却发现他面前站立着一个红卫兵——他认识的一个学生。这个红卫兵颇感兴趣地打量着老牛，老牛也惶惑地望着他，但从他脸上看不出什么答案，又不敢问他。那红卫兵猛地扔下那件制服，扬长而去了。
老牛想了一阵，也想不出这个红卫兵的来而又走到底意味着什么。所以，他仍然呆呆地坐在那里。有人事后说这是因为老牛遵守着“君子之国”的淳朴民风，即使“画地为牢”也决不逃跑。但事实上老牛根本就没有想到以后要发生的事。因为，他到这个时候仍然按照老框框想事、过日子。他认为自己已经规规矩矩认了罪、老老实实接受了批斗，叫挂黑牌就挂黑牌，叫戴高帽就戴高帽，因此自己就取得了安分守己做运动对象的资格；而现在只是为了糊口、卖几件自己的破烂衣物，这又碍着什么呢？因此，他像一个无罪的人那样，低着头一动不动地守住他那寒碜的小摊子。
老牛孤陋寡闻，不知道学校里的红卫兵乘着“大抄家、大游街”的余威，正在今天对于“牛鬼蛇神的捣乱破坏活动”进行突击检查。刚才来的那个红卫兵就是巡逻的侦察员。而且，在这之前，红卫兵的队伍刚去袭击过老钱的家，但老钱嗅觉灵敏、闻风远扬了。红卫兵扑了一个空，大为生气，一接到关于老牛在豁口摆摊的情报，立刻就把队伍开来了。
红卫兵的头头，一个高中的男生，质问老牛说：
“牛顺兴，你在这儿捣什么乱？”
“没、没捣乱……卖几件破东西……”
另一个红卫兵呵斥他：
“卖东西？出社会主义制度的洋相，这是破坏活动！”
老牛哆哆嗦嗦、愈急愈说不出话。
在那些日子，这一类事件向来是以狂风暴雨的方式来处理的。红卫兵头头命令老牛穿上“呢子制服”。老牛穿上了，但在慌忙之中他扣错了纽孔——这就使得领子一边高、一边低，那件制服歪歪扭扭，更显示一副滑稽的狼狈相。有一个红卫兵匆匆跑过来，双手掂着一大张报纸，报纸上的墨汁还滴滴啦啦往下流，上写：“右派分子、现行反革命牛顺兴”。这个红卫兵喝令：“拿着！”老牛呆呆地拿着。接着就念语录，然后是批斗。然而，在老牛卖东西这件事上可说的话实在有限，而中学生也不耐烦多说废话，因此呼了几次口号之后就开始了推推搡搡。老牛又不敢丢掉那张书写着他的罪状的报纸，所以身子被推得歪来歪去，终于碰到了哪个“小将”的身上。那个红卫兵解下皮带就打——接着就成为一场乱打乱斗。老牛手里的报纸已经丢掉、踩在脚下。皮带、拳头、脚不停地落在他的头、背、胸、腰和腿上。这时候，观看的人围成了大群。
正在难解难分之际，走过来一个汉子。这人五大三粗、满面通红、嘴里哈出酒气——分明是一个醉汉。他问道：“干什么？”
一个人扭头回答他：“打人。”
“打什么人？”
“右派，反革命！”那人不耐烦地说，头又扭过去了。
“闪开，闪开，叫我来安置他！”这个汉子像个坦克车一样冲进人窝，伸出一只大拳头，照老牛头上狠狠打了一拳，而这一拳恰恰打中了老牛的太阳穴。这就给老牛那灰色的人生画面涂抹了最后一笔——他连哼也没有哼一声，头一歪、倒下去，死了。
老牛一死，红卫兵一哄而散。那个醉汉也溜了。只剩下老牛那具上穿旧呢子制服、下穿破单裤、口角流血的尸体躺在地上。
过路的人自然免不了停下来围看、议论。有的人听说打死了一个“五七年的老右派”，结论只有两个字：“活该！”有的人笑老牛没有眼色：“自己有问题，还到大街上卖什么东西？那不是找死！”当然也有心软的人暗暗叹气——但是在那个时候有谁会听见他的叹息呢？
不知什么人把消息告诉了牛嫂。牛嫂借来一辆架子车，和老大把老牛拉回家里。一家人围着老牛的尸体闷声地哭。哭了一阵，牛嫂呆呆地坐着，不知道以后的日子怎么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