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老同事们
经过“文化大革命”，再回头想想从前的事，我对于我们这些老知识分子的迂阔和天真只有感到惊奇。
我们那个教研室叫作理论教研室。这个名字有点含糊不清，其实是把一部分外国文学课和语言理论课笼笼统统包括在一起，无以名之，只好起了这么一个笼笼统统的名字。教研室里一共七个人，其中除了两个毕业留校的年轻人，其他五个都是老头子：田教授教欧洲文学，詹教授教英美文学，朱、潘两位讲师一个教语言学、一个教语法学，我则教教外国作品选读并忝为教研室主任。
夏目漱石在他的《克莱喀先生》一文中提到一位老学者因为一百年前有两位诗人吵过架而深表遗憾。这种“替古人担忧”的事，在我们教研室里也发生过。
如果在哪一篇课文里出现了某一个单词的新用法，或者过去被奉为金科玉律的哪一条语法规则被一个冒冒失失的作家不管三七二十一打破，那是了不得的事情，教研室里一定要认真讨论的。然而，更严重的还是文学方面的问题。据说，文学即人学，而人是复杂的，因而文学问题也就复杂起来。我记得，最激烈的一次争论是关于拜伦的为人。拜伦早在希腊的密索隆吉军中病故，想不到一百几十年以后，他身后影响的余波还在我们这个小小教研室里引起那样大的震动。
争论是这样引起的：一向安分守己教语法、并不怎么看文学书的潘老师，在教研室的办公桌上偶然碰到一本《雪莱传》。他随手翻了一翻，看到拜伦和克莱蒙小姐的故事，大为吃惊。他激动地问道：“拜伦没有跟这个什么小姐结婚，就、就生了孩子吗？”
“那有什么稀罕？你看看这个！”答话的是教欧洲文学史的田教授。在我们这几个老头子当中，他是以豪放不羁出名的。让潘先生大吃一惊的那本小书就是他的藏品。他借这个机会跟老实的潘老师开个玩笑，又拿出一部厚厚的洋文书。大家悚然扭头、盯住那本打开的大书，原来是国外出版的一部拜伦传，其中插页上印了一大片外国女人的头像，包括拜伦的原配夫人、情妇和密友。
教语言学的朱先生，一个不苟言笑、“非礼勿言，非礼勿视”的人，见不得这个，把这一页掀过去，掀出一张复制的19世纪漫画，上面把拜伦画成一个和毒蛇、癞蛤蟆混在一道的恶棍。这幅漫画正投合他的心意。他用长长的手指叩击桌面，鄙夷地说：“拜伦号称诗人，其实不过登徒子之流耳！”
“朱先生，能这么说吗？”教英美文学的詹教授插进来一句。这是一位温文尔雅的老先生，即如不高兴，表达的方式也是慢条斯理的。他是拜伦和雪莱的崇拜者，爱在课堂上音调铿锵地朗读他们的诗篇，很受学生欢迎。他把书又掀到另一页，显示出拜伦那戴着花布头巾的英气勃勃的彩色画像。
引起这场争论的潘老师，觉得自己闯了祸，躲在一边，不敢言语了。
作为教研室主任，我不能不打个圆场。不过，此时开口也难。眼看着那一排排体面的外国女士们的“芳影”，真凭实据俱在，对于拜伦的私生活，真也替他分辨不得。然而他毕竟还是一个诗人——这一点，谁也无法从历史上抹掉。诗人的事，难说了。想想李商隐的“昨夜星辰昨夜风”，李白的“桃花一片天上来”，甚至方正如杜甫，他那“青春作伴好还乡”的真正含义究竟如何，也都是谜。这么一想，对于外国诗人也不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所以，我就含糊其词地说：“这种事嘛，自然不足为训。不过，拜伦还是拜伦。但是，这些故事在课堂上对学生还是不讲为好。然而，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在教研室里自然可以讨论。”等等，等等。——我用“但是”“不过”加“然而”把这场争论平息下去了。
在人类历史上，这样的话题颇有几个。因而，我们这个小小教研室在繁忙的教学之余，也就不缺诸如此类的争论题目，半真半假地议论议论，稍稍搅动一下那沉寂的空气。
没有想到，多年以前这段小小的玩笑，给我们招来了一场灾难。“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对我们教研室所贴出的第一张大字报就是揭发关于拜伦的这场争论的，大标题是：“看，理论教研室在贩卖什么货色！”五个老头子，除了“非礼勿言”的朱先生，四个人各自摊上了一条罪状：循规蹈矩的潘老师是这场争论的发难者，罪状定为“带头散布资产阶级腐朽影响”，田教授则是“为资产阶级反动文人摇旗呐喊”，詹教授是“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我的罪状则为“在尖锐的思想斗争中折中调和，中庸之道，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徒子徒孙”。
现在回想起这段往事，我不知该哭该笑，因为在我们教研室的五个老年人当中，现在只剩下我和朱老师两个人健在。
最先去世的是潘老师。这是个老实巴交的人，大学毕业以后，从旧社会到新社会，一直在中学教书，50年代后期，系里缺人，把他调来教语法——这门课倒也适合他那种对于一切条条框框（不管是谁定下的）都一老本等奉行不误、不敢“越雷池一步”的性格。可惜他口头表达能力不强，“茶壶嘴里倒不出饺子来”，教课不怎么成功。他讲得磕磕巴巴，学生也听得非常吃力。多年以来，就这么维持着。到了60年代，给他提了讲师。不过，他之提升讲师，好像范进中举似的，有点可怜巴巴的。扮演周进那个角色的，自然是我。因为我觉得一个人教书教了好几十年，还是一个老助教，未免有点太惨了。
潘老师有点历史问题（解放前为了保饭碗，加入过国民党），在运动中受过一次审査。事情本来不大，但他一直“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地过日子。在教研室里，田教授爱跟他开玩笑，说他“不是兢兢业业地工作，而是战战兢兢地工作”。玩笑归玩笑，包袱他还是背着。他本来是个中等个子，身材并不算矮。但他低头耸肩成了习惯，看人总是由下往上，所以显得人有点低矮。他走路的习惯也和别人不同：别人走路，喜欢走正街、走大路，觉得心情宽畅。他却爱走背街小巷。如果迫不得已要从大街路过，他就在人行道上溜着墙根儿走过去，尽量不惹人注意。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和潘老师进了牛棚，挤在一间小屋里住。这时候，我发现他还有一种本领：他能够用一种非常轻柔的动作开门、关门，不弄出一点声音来。大学里一般用的是弹簧门。别人开门、关门都是顺手“嘭通”一声，震得墙壁一晃。潘老师却能做到一点响声也没有，不知他是怎么学来的。我看他那小心翼翼的样子，禁不住好笑。他神色紧张地说：“哎呀，什么时候了，你还笑，你还笑！”
他这样做，自然是为了尽量不惹人注意——这是他的“远害全身之道”。
然而，灾难并不因为他不惹人注意就不来对他光顾。他那已经做过结论（“一般历史问题”）的问题忽然又被重新翻腾出来。一夜之间，在系办公大楼里里外外到处贴出了声讨他的标语，最大的一条每个字足有一平方米，高高刷在山墙上：“把历史反革命潘顺卿揪出示众！”他被押到台上挨斗，吓得站都站不稳了。晚上，他偷偷回家，吃了什么毒药，可又没有死掉。接着，又批他“自绝于人民”。他在极端衰弱又极度惊恐之中勉强撑持着，终于也没有挨过半年，就从世界上销声匿迹了。
差不多同时离去的，是詹教授。这是一个非常安静、非常善良的老人，远离家乡独自在内地教书。在孤寂之中，他唯一的安慰和娱乐是读读中外古诗。另外，出于人在暮年的一点慈柔之心，他在课余培养一两个程度好的学生，给他们吃一点“小锅饭”。他说：“我不能把自己的学问带进棺材里！”
在生活上，他没有任何嗜好，只有一种几乎像《红楼梦》里妙玉那样清高、爱干净的习惯。虽是七十开外的老人，衣服鞋袜总是一尘不染，头发总是乌黑，脸色总是红润，眼神中总是带着那么一种清澈、洁净、慈祥的光芒。有时候，他那爱干净的脾气发展到了洁癖的程度：客人到他屋里，尽管受到礼貌周到的接待，但是只要在他那洁白的床铺上略坐一坐，人家刚一出门，他就立刻把床单揭下来，亲自浆洗得雪白，这才重新铺到床上。
这么一个与世无争、生活风平浪静的老人，“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被当作“反动权威”揪了出来。他那洁癖和好心，恰恰变成了打击他的武器。正因为他洁癖，那些人偏偏叫他去打扫厕所。但奇怪的是，这一关倒没有把他难住。我们一同打扫厕所的时候，我见他亲自下手，一丝不苟地把那脏得不能再脏的小便池打磨干净，使那被污垢覆盖的白瓷砖重新闪发出雪白的光亮。他一边打磨，一边喃喃地说：“好好地使，这白瓷且能保持很长时间呢！……”原来，他个人生活上的洁癖这时候却升华成为对于公共卫生的关心了。
然而，更大的精神打击他却没有承受得住。
一天，一个大便池上的破木盖被改装一下，当作黑牌挂到他的脖子上，然后把他押上了“审判台”。而上台发言批判他“与无产阶级争夺接班人”的，恰恰是他平日苦心培养过的一个年轻人！
批斗会的当晩，他自杀了。命运还最后一次捉弄他，让这位爱洁成癖的老人只能在一个偏僻角落里污秽不堪的厕所中，偷偷用自己的腰带上吊了！
现在，我要回忆我的老朋友田中玉教授的遭遇——他已经在骨灰盒里结束了那杌陧不安的一生，而且连平反会也开过了。
田教授活着的时候，大家很少喊他“田教授”。我喊他“老田”，同事们喊他外号——“老作家”，因为他是一个不大出名的作家。他开始写作颇早，他的稿子曾经零零落落在大大小小的刊物上登载。然而，用一般的说法，他始终未能“在文坛上赢得一席之地”。后来，发表的艰难，稿费的微薄，生计的压迫，使他不得不放弃了靠稿费吃饭的幻想，从“笔耕”转为“舌耕”到我们系里教书，从解放前一直到解放后。如果他从此安于做一个可敬的大学老师，倒也不失为一个后半生安身立命之计。因为，以他的素养，做一个称职的文学教师，还是绰绰有余的。不幸，“写作是一种有黏性的事业”。他少年时代对于写作的热情并未因为进入书斋而自行消失。相反，它时时死灰复燃，使他不能安安静静过日子。当他教书的时候，他不能忘情于写作；而当他好不容易挤出时间写作的时候，他又摆脱不了教学事务的羁绊。而且，教学需要冷静，写作需要热情。心悬两地，冷热相激，使他既做不好教师，又当不成作者。事实上，大家叫他“老作家”，一开始虽然不无尊敬和羡慕之意，到了后来可就略有点开玩笑的意味了。
他的日子过得很辛苦。有课的时候他上课，不上课的时候他拼老命写稿子。他似乎年年都有自己的写作计划，那计划又非常之大，把他的寒暑假都挤得满满的却还不够用。我跟他开玩笑，问他：“你又在写什么大作呀，忙成这样？”他说：“这是秘密。”我说：“你来不及写，把构思告诉我，我替你写。”他笑笑说：“宁肯送你五十块钱，也不送你一个艺术构思。”
好，他总是伏案看呀，写呀，改呀，熬夜呀，星期天、节日、假日都不过，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做苦工。从他窗口经过，总见他那高高的身影像笼子里的老虎一样在那里走来走去，再不然就是一个人站在那里皱眉头、绞脑筋。有时候到他家串门，见他正对着抄写得密密麻麻的稿子出神——那是他刚刚完成的什么作品。日积月累，他的稿子一本一本堆放在他那大书架的最上层。
他这样勤奋，朋友们都期待着看到他的作品发表或者出书，让大家高兴一下。然而，他发表得很稀拉。有时候，一连多少年都是“白板”，出书更谈不到。
他老伴说：“俺们老田哪，总是没明没夜地写呀，写呀，人都写迷糊啦！也忘了吃饭，也忘了睡觉。家里人跟他说话，他都听不见。可也不见人家出他一本书！”——田嫂言简意赅地勾画了丈夫的写作生涯。
搞创作，最重要的是生活基础。据我理解，一个作家应该一半是学者，一半是活动家。想写东西的人总得出去走走看看。但是，教师的生活方式就像一棵树——栽到一个园子里就不能再动。这对于创作很不利。而且，据说写作还要看“行情”，“行情”又是多变的。对这个，老田好像不懂——他只是“我手写我心”，根据自己的见闻和感受，兴之所至地写去，不看“行情”，不问路数，这就使得他的稿子发表系数很低了。所谓“关系学”，他更是一窍不通。有一回，他运气好，人家给他回信说：“尊稿基础可以，但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如愿合作，可望发表。”（大意如此，原话说得要更“艺术”一点，没有这么直截了当。）这是“见一面儿，分一半儿”的意思，聪明人都知道该怎么办。老田的态度却是“石磙打架——硬碰硬”，不干！“敝帚自珍”，这且不去说他。有时候，人家只是提提意见：“一、二、三，”要求他改，或者由人家改。他却回答：“文责自负”，也不干，索回原稿。——这就不能不说是他那臭硬脾气作怪了。
我替他着急，劝他：“老田哪，你怎么这样怪咧？你的稿子有价值，人家愿意跟你合作，你就跟人家合作嘛！作品先出来是正经。他要改，你就请他改。哪怕稿子改得一个字也不剩，只留下你田中玉这三个字，只要文章发表了，名字打出去了，以后你再发东西不就容易了吗？你想不通？历史系一位先生比你更倒霉。他的一篇考据文章寄出去，过了一年，附了一张油印小条退回。刚接到退稿，刊物上登出另一位先生的大作，论据和结论跟他一样。怎么办？吃了个哑巴亏拉倒。这种官司打也打不清。”
老田不听。
一来二去，他发表的东西也就寥寥可数了。
他的作品究竟如何？因为他自己秘之如珍，我仅知其名，无从拜读。我只能就学报上发表他的一两篇所谓论文谈谈印象。论文，对于大学老师评职定级是生命攸关的事情。论文该怎么写，大家也都知道。他写的论文却跟别人不一样：猛一看，也是洋洋万言；但是，仔细一推敲，就看出来他那文章里词藻多于论证，热情盛于思考，不大像正儿八经的论著，倒像是什么文艺性的杂感。说得不敬一点，就是：Neither fish，nor flesh，nor fowl．（既不是鱼，又不是肉，也不是鸡。——非驴非马）当然，文章作法，是仁见智。说错了，老朋友的在天之灵也不会怪罪我的。
不定什么时候，一个念头在我心头泛起，但我总是立刻把它压下去。因为，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命运也就未免太残酷了。那个念头就是：“老田那样拼命写作，是否仅仅是一种徒劳的勤奋，甚而至于（说得再直率一点）是一种生命的浪费？”当然，这种想法，无论在他生前身后，我对任何人也没有提起。然而，它仍然时时出现，使我困惑不安。显然，他的勤奋大大超过了他的成就——不管这是由于客观上的原因或是主观上的原因。这就像一个人的意中人已经同别人结了婚，而他（或她）还执拗地苦苦单恋、终身不娶。对于这一类的悲剧，旁人再同情也无法帮忙，只好说：时也，命也，“斯人而有斯疾也”！
文人默默无闻的著述生涯，在古时候叫作“藏之名山，传诸其人”。但这种“名山事业”和老田也对不上号了。他那些稿子，蝇头小字，密密麻麻，订得一本一本整整齐齐堆放在书架上层，标着各自的题目：“试笔集”呀，“新春集”呀，“酸枣集”呀，“五十以后杂著”呀，等等，我是亲眼见过的。但是，现在都到哪里去了呢？
70年代，我在街上碰见他的老伴，顺便问问她：“老田的稿子呢？”“嘿，哪还有什么稿子？1966年都没有了。”“一点儿也没有剩吗？”“就是剩一点儿，1968年学校大搬家，也当破纸卖给废品公司了！”
即便有人像汉武帝下诏访求司马相如遗作那样，来搜寻老田的稿子，也不济事了。有用也好，无用也好，他的稿子都不存在于天壤之间了。在熟人的记忆中存留下来的，只有他对于文学事业的那种宗教徒殉道一般的虔诚。
成就如何，不必说了。芸芸众生，有成就没成就，也都这么活下来了，千千万万，世世代代，从古到今。
真正可悲的是，他在文学上尽管没有留下与他的勤奋辛苦稍稍相称的成就和名声，文学却在他的感情和性格上刻下了抹不掉的印记。以严正著称的朱老师在一次批评会上把老田的为人概括为这么一句话：“他说的话、做的事，别人觉得奇怪；别人说的话、做的事，他觉得奇怪。”我想了又想，无以名之，只好称之为“文人脾气”。
什么叫文人脾气，具体也很难说。
一个当老师的人，应当在不大的活动范围之内把事情处理得井井有条，在有限的文化领域中把基础知识向学生讲得头头是道——这是一个教师的“本等勾当”。因此，一个教师应当头脑冷静实际、心如明镜止水。然而老田却是一个热情的幻想家，生活在云里雾里。他的一双眼睛常常带着爱幻想的人才有的那样朦朦胧胧的神情。他一个人尽在那里想着大计划，根本不能实现，实现了也无用，徒然占据着他的头脑，把他的心思弄乱，把他的日常生活搅得差三落四。我常常说他浪漫主义的东西太多了（按：指的是思想方法上，不是生活作风上——在感情上，他对于他的老伴是非常忠实的，或者说，不忠实的念头他根本就没有产生过，尽管他老伴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劝他读点历史、哲学或者政治经济学，最好学学数学，把他头脑中从文学那里吸收过来的那些不切实际的玩意儿冲刷冲刷。他跟我争辩，说是理论书念多了，就写不出东西了，因为世界上的事情如果都用逻辑规律来总结，最终不过就是那么几个条条框框，又何必写什么诗歌、戏剧、小说、散文？数学更是与他无缘，他小时候数学常常不及格，上大学是靠一篇作文受到考官赏识而“混进来”的。我劝的次数多了，他有点感动。有一年放暑假，他洋洋得意向我宣告：他要攻读政治经济学了。他从书店里买回来一套三大卷《资本论》，一个人关在屋子里，拿着一支红蓝铅笔苦读，真有点改弦更张的劲头。对此我也抱着很大希望。开学时，我问他收获如何？他一脸苦相，说：“实在啃不动。连句子的表面意思也看不懂。”我也没办法了。
鲁迅说过：“在中国，阴柔的人比较适于生存。”老田偏偏是一副“阳刚”的脾气。他一点也不会掩饰自己的感情，喜怒哀乐全都摆在脸上。六七十岁的人，还像一个小孩子那样任性、直来直往、冒冒失失，对人全抛一片心，在公共场合也是不看气候，“直抒胸臆”。上了年纪的人都懂得：愈是面临生活的关键时刻，头脑愈是要保持冷静，多听少说，“吉人寡言”。而他愈是到了重要关头，愈容易激动，一激动就说出一些触犯忌讳的话。说过，他忘了，人家却记在小本子上了。像他这种脾气，在过去那种年月，是很容易出问题的。而且，他又是那样任性，老朋友也拿他没法。1957年他侥幸没有划上右派，是因为鸣放那一阵他恰好因病住院——害的是喉头炎。
“履霜，坚冰至。”
严酷的时代终于来了。
在那些日子，最洁癖的人偏偏落到最肮脏的地方，自尊心最强的人偏偏受到常人所不能忍受的侮辱，脆弱娇嫩的人偏偏受到狂风暴雨的无情打击，一帆风顺的人偏偏碰上暗礁、桅折船翻，虔诚的人偏偏受到愚弄，游泳家偏偏惨遭灭顶。对于这一切，我是逆来顺受、委曲求全。有时候，做人就得“橡皮”一点：人家要气死你，你偏不生气；人家想逼你死掉，你偏不死，这样才能活得下去。在这种环境中如何做人，大有学问。不幸，老田太单纯、太直了，他缺乏那种能够缓冲灾难伤害力的“精神胜利法”，而这个在某种时刻是断不可少的——如果你想在险恶的条件下“明哲保身”的话。
早在批“三家村”的时候，嗅觉灵敏的人就躲在家里烧书了。到了1966年夏天，系里的头头动员教师交出自己的文稿时，消息灵通人士早把自己家里的一切白纸黑字消灭个一干二净了。我自己的一大半心血结晶也都是在那一两天“灰飞烟灭”。然而，老田对这种形势不但浑然不觉，而且偏偏在这个时候表现出非常人所及的“纪律性”：他“响应号召”，把自己写的东西一包一包全部“交给组织”。好，他平常无处发表的那些大作现在“问世”了。首先是诗。原来他暗地写了一批旧体诗（据精通格律的人说是平仄不调，只能叫作打油诗，虽然在他或许自认是呕心沥血之作），过去一首也不曾叫我看过，现在全部公之于众、赫然张贴在一个厕所的土墙上。“诗无定诂”，正是罗织罪名的好材料。我记得，光他那首《寅年除夕感怀》就被“一批”“二批”“三批”地批了十次。结论是：“够了，够了！仅从这首毒液四溅的黑诗来看，田中玉的反党黑心也就昭然若揭了。”等等。
我们这个系“破四旧”的“战果”，以在老田家里的最为壮观。许寿裳在回忆录中写过，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每见到旧书店里新添一大批文学书，就开玩笑说：“不知道又是哪一个小作家死了！”一个立志当作家的人，不管当得成当不成，一定先要买一大堆书。这是中外共同的。到了“破四旧”，系里的人对于老田那出了名的藏书，才得亲眼见识一番。而且，还有这么一个插曲：据说，在那风风火火的抄家之际，当“小将”们一个个累得涨红了脸、喘着气把他老先生的藏书，像过去阔小姐出阁抬嫁妆似的，一大箱、一大箱浩浩荡荡从他家里往外抬的时候，老田却双手捧着一个破破烂烂的白纸本子赶出来，把它交给红卫兵头头。原来，在他那珍藏之中有一部古抄本，平常秘不示人，现在被抄走了。但在忙乱之中，其中有一本掉在地上，无人注意。老田把它拾起来，好心好意献出。他那意思是：红卫兵抄走，自然是交给国家珍藏，那么最好还是让国家得到全部手稿。——这是“君子贵其全也”的意思，他那用心倒是很苦的。
“书有自己的命运。”
“余生也晚。”秦始皇焚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不知道。但是，当代的焚书，我是亲临其境了：院子中央乱放着一大片书，带着木夹板的线装书和烫金精装的大本洋装书纷然杂陈，一两只《四部备要》和《图书集成》的专用漂亮书箱滚落地上，跟其他乱书一样，不分贵贱，摆在露天地里。我们这些“牛鬼蛇神”低头站着，身边是红卫兵，四周是围观的人群。
一个头头念了一段语录，然后掂起一小捆书，扯掉绳子，书噗噗啦啦落在地上。他掏出打火机，烧着一本小册子，其他红卫兵就像续劈柴一样把乱书踢成一堆——焚书的篝火点燃了！
那个头头从书箱里抓起一本一本有罪的书，随口作出简单的判决，又顺手把它丢进火里：“莎士比亚——资产阶级反动作家！”“托尔斯泰——反动贵族，富农代言人！”“《红楼梦》《西厢记》——黄色作品！”……接着，轮到了线装书：“封建垃圾——烧！”我的眼睛茫然地望着愈烧愈大的火焰和落在脚边的纸灰，在麻木不仁之中，我似乎瞥见几个写了字的白纸本子丢进火里，纸边卷起，一页一页化为白色的蝴蝶，随风冉冉飘向天空……
“那不能烧哇！不能烧哇！”我耳边忽然响起一声嚎叫。一个头发乱蓬蓬的人疯了似的从我们的行列中跳了出来，从火堆里抓起一本烧着了的白纸本子，叫道：“你们高抬贵手吧，这是海内孤本！”那个头头给他一个耳光，吼道：“翻天了！你！”那人却不顾一切扑到火上，去保护他那心爱的古抄本。红卫兵拉他、踢他，他趴在火上就是不起来。
这个人就是老田。
古抄本自然还是化为灰烬，他白白挨了一顿毒打。——这一切都是在几分钟之内发生的。
挨打以后，他病了一场，瘦了许多，但总算活过来了。后来他也和我一样，“到革命群众当中跟班学习”。然而，他那说话不知进退，做事不看眼色的老脾气还是不改。因此，他那处境总是忽忽闪闪的，叫人担心。
譬如说，工军宣队刚刚进驻学校，大家都知道这是来对知识分子实行“专政”的，必须“夹起尾巴做人”。可是，在教师们表态的小组会上，老田竟然从秦始皇焚书坑儒、汉高祖以儒冠为溺器、元朝的“九儒十丐”、清代的文字狱，一直谈到蒋介石的思想统制，结论是：“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臭。”这还得了！他立刻受到大会点名、全系批判。
他还有一种怪脾气：在运动中正受批斗的人，别人避之唯恐不及，他却不管人前人后，照常和他们说话、往来，还帮助专政对象的家属写申诉材料，不知道什么叫避讳。这么一来，可就触怒了掌权者，一有机会就整他。整的办法也很简单，就是“审查”：各种名目的“审查”，长长短短的“审査”，不停顿的“审査”，“审査”的时候伴随着“群众专政”，挨打挨骂是家常便饭。直到1970年“一打三反”，还把他当作“现行反革命嫌疑”来“审査”，武斗也特别凶。但他在历史上也好，解放以后也好，实在查不出什么构成“反革命”的罪过。他在解放前还支持过进步学生运动，他的知己好友当中也不乏地下党员。然而，到这时候，谁也不会提他这些事。待到领导宣布他为“人民内部矛盾”，把他“解放”出来，他已经被“审査”得身患重病，躺在医院一间冰冷的房间里，而且医生立即发出了病危通知。
我硬着头皮去看他（我的处境也不比他强多少）。他见了我，挣扎着要坐起来。我连忙阻止他。他已经不会说话，双手合十，表示感谢，并且示意叫我坐到床边。我看他的脸已经瘦干了，一双眼睛显得特别大，但失去了往日那种热情的神采，而发出一种凄凉、茫然的暗光。
我向他问候。他抓住我的一只手，把它拉进被窝里、按在他的肚子上。我摸一摸，觉得他的腹部有硬硬鼓起的一大块，那就是他致命的症候——肝硬变。我喃喃说了一句：“老田，你多保重！”
他拉住我的手，用他的右食指在我手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写着什么。我仔细辨认：他写的是“老九苦”三字。
他又在我手心里写。我又细看，乃是“你写”二字。
他的两眼灼灼地盯住我，像是将要熄灭的火焰迸发出的最后一点余光。同时，他连连摇着我的手。
我不敢回答。
他失望地闭上了眼睛。
写到这里，我放下笔，举起桌上的一只茶杯，祝告道：
老伙计，让我以茶代酒，祭奠你那天真、热情、倔强而悻悻然的灵魂！
你知难而进，奋斗了一生，由于天灾人祸，赍志而殁。我自己呢，却是知难而退，自己先解除了自己的武装。我什么也不写，对什么人也不去顶。可是，我们两个人“殊途同归”，都是默默无闻、一事无成。不过，算起总账来，你总算有所向往、有所追求，对于自己认为对的东西，敢于执着、敢于坚持。你比我强。
然而，对于老朋友，我还要劝你一句：你也不要太委屈，以为自己就是唯一被埋没的人才。我告诉你，你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不怕你不高兴，天下被埋没的人，比你高明的，有的是呢！就拿我来说吧，我也不比你笨哪！甚至可以说，我比你还稍稍通一点人情世故。可是，我不也是照样平平庸庸过一辈子吗？……
这个理，我也说不清楚了。
好在，很快我就要和你在一起。那时候，咱们老哥俩再来聊一聊其中的是非得失吧。——反正到那时候有的是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