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单身汉老孟
我又见到了老孟。
老孟是我在解放前的一个老学生。记得他在班上平平无奇。他并不贪玩，也不活跃，每天坐在桌旁苦苦用功，但不知为什么考试成绩总在六十分到七十分之间徘徊，如果能得个七十五分，对他来说就算是高分了。我还记得，有时我正在家里安闲地喝茶、看书，门上传来轻轻的剥啄之声。然后他（孟天开）恭谨地走进来，捧着一部厚厚的大书，向我问一个古怪的字眼或者一个生僻的典故。我搔搔头，一下子答不上来，只得从书橱里搬出另一部更厚的大书，查出答案，再告诉他。有时候，他冷不丁提出这样一些问题，譬如说，“老师，文学到底有多大用处？”“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人生在世，最好还是做出一番事业。老师，你看我做什么才好？”“老师，我想写一部小说。你看我应该到哪里去找题材？”这种没头没脑的问题，叫人如何回答？不过，我还是一本正经给以答复，一则表示老师“有问必答”的耐心，二则维护老师“无所不知”的威信。答案，我自然记不得了。即使记得，恐怕和他那些问题本身一样笼统而且糊涂。
他在班里老老实实，不大说话，总是一个人自得其乐地在那里钻研什么。一天，我到班上辅导自习，走近他的课桌，见他正在那里埋头抄一本线装书，聚精会神，连舌头都伸到嘴边。我觉得好奇，拿起他抄的书一看，原来是一部古曲乐谱，什么“工尺四合上一”“黄钟宫”“大吕宫”之类。这种“天书”，抄它做什么呢？我问他，他傻呵呵地、似笑非笑地咧着嘴，也不回答。真怪，他并不拉二胡，也不弹古琴，又不攻读古代音乐史，用学生们自己的语言来说，他身上没有一点“音乐细胞”，按简谱唱个歌，七个音符唱成了一个味儿。那么，他抄那古曲谱干什么呢？到现在想起来，我觉得还是一个谜。恐怕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吧。
教师们谈起来，都对这个傻里吧唧的小男孩感到莫测高深，学生们则干脆叫他“小迷瞪”。“迷瞪”而“小”，则因为他那时年龄还小，而幼小与可爱似乎总有一点联系，哪怕是一头小猪、一头小驴子。
他们大学一毕业，就各奔前程了。战争时代，一隔若干年，彼此无消息。
再相见，已是50年代。在街上碰头，知道他来到这里一个中学教书。这时他年纪已在三十上下，中等身材，脸色黑红，略见苍老，但身体还算结实。过去的“小迷瞪”，“小”的迹象已经消失，还“迷瞪”与否，则因未及深谈，难以断言。而且，人家已属“而立之年”，理当刮目相看，怎好再提娃娃时代的往事？事实上，重新见面，我只有高兴，也未想到其他。
谈话中，我知道他的老家就在离这个城市数十里外的某县，“家庭成分有点儿高”。但他父母都已去世，兄弟各自独立，他一个人住在这里一个亲戚的家里。
听到此处，我问了一句：“你还没有结婚吗？”
“结过婚，家庭包办的，离婚了。”
我淡淡敷衍一句：“也好。你还年轻，再找一个就是了。”
就这样不即不离地联系着。多半是在街头相遇，站在路边聊上几句，说过了，各自走散。
50年代后期，系里缺人。外地大学分配来的毕业生名额很少。系领导打算在本市中学教师当中物色几个人。我想到了老孟，不管怎么样，他总是一个老毕业生，就向系里提了一下。但是，系里派人到他那个中学一联系，才知道他出了问题。据说，在大炼钢铁中，有一天，轮到一个干部领着他和另一个划了右派的教师在“小土炉”前值班。到了深夜，精疲力尽，三个人在那里打瞌睡。猛一醒来，不见了那个右派，大概是去解手了吧，但在当时是必须提高警惕的。那个干部叫老孟去找。他伸伸头，看见炉棚外一片漆黑，有点害怕，自言自语说了一句：“有鬼乎？”接着，他不知为什么，竟然学着一位老渔父在昭关渡口呼唤伍子胥的口气，向黑暗的乱草丛中发问道：“芦中人，芦中人，岂非穷士乎？”那个干部听见，第二天汇报上去，立刻当成一个严重政治事件进行批判。但在处理时，划他右派还不够条件，就稀里糊涂把他下放到他老家的一所农村中学去了。
我想：“这个老孟，什么时候！怎么说出这样的话？”不过，这倒让我回想起他小时候那种莫名其妙的脾气，叫人哭笑不得。
此后有很长时间，在城里见不到他。
到了60年代，他忽然找上门来，衣冠不整，面容黑瘦，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寒微中年汉子的模样。他来的目的倒很明确：求我帮他解决婚姻问题。我算算他的年龄，确乎该解决了，就嘱咐老伴在街坊邻居当中给他操操心。老伴也挺热心，一方面帮他物色对象，另一方面提醒他注意仪表。因为他似乎还保留着以往知识分子的老习惯，认为一个读书人的标志就是“不修边幅”，再加上近几年的落魄，他穿戴上的那个窝囊劲儿实在够呛。
过了两三个月，我问老伴：“怎么样？老孟的喜事进展如何？”
“如何？介绍一个，不成；再介绍一个，还不成。”
“他实在该成个家了！”
老伴鼓起劲来又奔走了一番。
我再问她，她抱怨说：
“他自己年龄大，工作又在农村，人又邋遢，眼光可倒不低！人家愿意，他不愿意；他愿意，人家不愿意。”
我这才想起来，另一个老毕业生对我提过：老孟过去在一个中学教书，因为和一个女生接近，被学校“轰走”了。
我心想：如果他现在还有这种浪漫想头，那就麻烦了！但我仍然对老伴说：
“他再邋遢，总还是一个大学毕业生嘛！你做做好事，将来叫他请你吃大鲤鱼。”
“这条大鲤鱼可真难吃！”
我老伴尽了最大努力，最后，撂挑子不干了。她叹口气说：“你们知识分子的事不好管。”——言下之意，好像她自己当了几十年家庭主妇，已经和我这样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划清了界限似的。
“怎么不好管？”
老伴笑笑，说：“你这位高足真有意思！几十岁的人，又是个大学生，谈对象的事一窍不通。二道街那个小李，三十多一点儿，带一个小女孩，多好的条件！人家跟他见了几回面，跑来找我诉苦：‘邬婶，邬婶！你怎么给我找来一个神经病？’我说：‘你这妞，人家老孟好好一个人，怎么神经病？’‘哼，阴阳怪气儿！不说话像个木头疙瘩，说起话来云天雾地，没个完。热起来把人吓死，冷起来把人气死！’算啦，我是没办法啦。”
如此这般，进行几个，全吹了。老伴不管，我也泄劲了，老孟不来了，直到“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头一年，我自己正过活不得，把他忘了。1967年，我在街上意外碰见了他。想不到，他这时突然变得一身红卫兵打扮：头上旧军帽，上身褪色军装，下身却是一条破呢子裤，然而袖章红彤彤，一点也不含糊。我一认出是他，在一秒钟之内立刻决定装作没看见他，赶快溜掉。因为他这么一“捯饬”，我说不了他是什么来头。本能告诉我：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邬老师！”他却向我打招呼了。
我只得站住：“你现在——”
他指指袖章：“响应号召，参加‘文化大革命’呀！”
“那么，你过去的事——”
“那都是‘资反路线’！”
“哦，哦！……”
他告诉我，在县里有一批从市里下放的中小学教师，成立了一个什么“战斗队”，他参加了，并且当了一个小头头。他们的口号是：“跟着毛主席，回城闹革命！”
那时候，我这个“三类半”在系里非常孤立，只有进过牛棚的那一班朋友见了面点点头，“心照不宣”，此外，凡是“革命派”都跟我不过话。我除了口袋里装的一本语录本，身上不带一点红颜色。现在，却出现一个佩戴红彤彤袖章的人，站在大街上和我进行平等友好的对话，还谈到了“革命组织的内部情况”！这真使我“受宠若惊”。但同时我也有点为他担心，生怕他再有什么闪失。因为我笼统感到“文化大革命”的“海洋”太大、太深，“下海”游泳恐怕不那么简单——虽然我也说不清楚。我只想出来一句话告诉他：“老孟，你要慎重一点！”
“我这是革命行动，没问题！”他说：“我到中央‘文革’上访过。接待员说，‘到了运动后期，一切问题都要解决。’我不属于‘公安六条’里那几类人，我有权利参加运动。你看！”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大把红皮小本本，铅印、油印的传单，还掏出他自己的一本日记本，上面抄着种种讲话和上访记录，以证明他所言非虚。他急急翻开这些材料，让我过目。我扫了一眼。看到这些红红绿绿的印刷品，我正和二十多年前看到他抄的那些“黄钟”“大吕”“工尺四合上——”一样，心里只感到不知怎么说才好。
他说得兴奋，并不注意我的反应。他还透露：他已经和城里他原来那个中学的什么群众组织挂上了钩。那个组织的头头向他保证到“运动后期”一定帮他解决他那个政治问题，交换条件是，他那个小组织必须和他们联合起来斗倒那个中学的“走资派”，而他这次进城就是为此而来。
在他所展示的这一片小小的政治风云之中，我只看清了一点：他想打着“造反”的旗号，为自己的问题翻案。对此，我隐隐约约感到有点不安。虽然我也说不清楚道理，我还是向他叮咛一句：“天开，你一定要慎重！”
他摆一摆手，扭头走了。
此后，偶尔在街上看见他和几个同他一样佩戴红袖章的中年人边走边谈、匆匆而过。遇到这种场合，我一律回避。只是心里不免要想：老孟这种“革命行动”，不知究竟会“革”出个什么名堂来？
答案很快有了。一天上街，我看见他的名字突然出现在许多大标语之中，而且被打上××，再不然，他的尊姓大名的每一个字都被颠倒涂写，一个个好像拿大顶一样，头朝下、脚朝天。标语的内容则是：“漏网右派孟天开滚回农村去！”“只许人民造反，不准右派翻天！”等等。下边的署名是城里那个中学的一个什么组织。
我眼前晃动着老孟让我看的那些红皮小本本和他对我谈话时那种自信的样子，心想：糟糕，“看起来像个高岗，站上去却变成泥坑！”
人都是事后才聪明。他胳膊上戴的红袖章把我耀花了眼，我也糊涂了。其实，他那么一种不尴不尬的政治身份——“因右下放”，还硬要“造反”，岂不等于自己伸出脑袋去挨打？无论哪一派，无论什么人，都不需要他这么一个“造反者”。
从此，很有几年没有见他。
70年代，我重新回到城市，这才又见面。
他老多了，而且又恢复了他学生时代对我的那种恭谨态度。我没有问他那“革命行动”失败以后的遭遇——那是可以想见的。我只问问他的工作。他说编制还在乡下，但他病休了。我又问他的个人生活情况，他还是“光棍一条”，还住在亲戚家里。他再三邀我“到家坐坐”。我那时心情寂寞，而且在这个小城里也实在没有其他地方可去，就顺口答应有机会时到他寓所拜访。
关于独身生活，曾经有种种议论。据说，独身有利于专心致志从事某项伟大事业：要“立德”，则可以“清静自守，独善其身”；要“立功”，则“匈奴未灭，何以为家？”正是一句为一切单身汉扬眉吐气的豪言壮语；要“立言”，则可以“杜门谢客，以著述自娱”。这从思想史、文学史、艺术史上可以找到许多例证。拿外国来说，康德、叔本华是单身汉，吉本是单身汉，兰姆、伊尔文是单身汉，福楼拜、果戈理是单身汉，罗丹也是单身汉……这个名单还可以一直开下去。而且，这些都是规规矩矩的单身汉，并不包括那些打着“单身汉”的旗号，暗地却有情妇一大堆的那号人。
这些，自然让我这个早早就有了家室之累的人十分向往。
然而，当我走进老孟那“独善其身”的“幽居”，首先看到的却是一片灰暗和混乱。他屋子里每一样东西都摆得不是地方：一张不知多大年纪的老式带斗方桌上，乱放着饭碗、药罐、刷牙缸和几堆破书，床上的被窝没有叠，和破袜子、脏衣服胡乱团到一起。他的每样东西也没有一个正经颜色，譬如说，毛巾应该是白的，却成了黑的；布鞋应该是黑的，却成了灰的；衬衣本来是浅蓝色的，却被他穿成了一块一块斑斑驳驳的暗红色，等等。他那小炉子半死不活，屋子里没有一点暖气。总之，屋子里的一切给我一个“乱了套”的感觉。所以，当他用他那边缘残破的搪瓷茶缸端来一杯水让我喝，我总担心那茶缸里边除了正常的水以外，还有一些属于他那屋子里所特有的什么成分。因此，尽管他再三再四热心敦劝，我还是不敢动他那杯颜色混浊的所谓“茶”。
我坐在他那高低不平、摇摇晃晃的破床上，恳切地说：“天开，闲话休提，书归正传。无论如何，你该结婚了。”
然而，他说，结婚问题还不急。他的当务之急是把工作从农村调回城市。
“调工作不是一句话的事。对象，在农村找一个也可以。你现在年纪大了，总得有一个老伴——”
不！据他说，他需要找的不是“老伴”，他要找的是一个“志同道合”的“知己”。
“年纪大了，不是当学生那时候了。罗曼蒂克的想法不现实了。”
不！据他说，他并不罗曼蒂克，他头脑很清醒、很实际。只要他调回城市，“知己”是一定能找到的——他信心十足。
我设身处地为他着想，他却把我每一条建议都顶回来，而且振振有词。我看出来：由于孤独，他一个人在屋子里自思自想，积压了一脑门子怪念头。他那些怪念头就如成熟了的橡胶，只要划开一个小口子，那汁液随时都能流满一大桶。所以，他这个过去少言寡语的人，现在变得健谈了。他滔滔不绝向我表明他为什么现在一定不能在外边找对象，一定非等工作调回城里不可，而调工作也并非那样困难，理由呢，第一，第二，第三……
我淡淡地插进一两句话，想往他那发热的头脑上洒几滴冷水，但无济于事。一个书呆子一旦拿定了什么主意，八匹马也把他拉不回来。我不想听了。他的话还没有说完，我向他点点头，站起来就走。他呆呆地跟我走到门口。
尽管如此，也许因为寂寞，也许因为无聊，也许因为我内心对我这个老学生还是觉得可怜，我不定什么时候还是到他那“幽居”去，希望再劝劝他快点结婚，因为像他那样生活绝非长久之计。
但是，在他那孤独、灰暗的生活的土壤上，层出不穷地产生着种种古怪想头和稀罕事件。让他自己来说，他这时不但不存在什么婚姻危机，相反，倒是正在交着“桃花运”。因为，据说，有一批年纪不小的“离婚头”正像雪崩似的向他劈头盖脑地扑过来，使他应接不暇。其中特别勇敢的是这么一位女同志——她把这个小城里出了名的老单身汉逐一调査之后，认定老孟这个人每月五六十元，单人独己、无牵无挂，乃是自己的最佳猎取目标，因而径以“未婚妻”的名义亲到几十里外老孟那个中学去进一步摸底。
“既然如此，你就跟她结婚吧！”
“不行！”老孟一口回绝。
“为什么？”
“有好机会。”
“什么好机会？”
老孟大有含意地摇摇头，不说。
然而，这种“机密”是不会保持很久的。我下一回到他那里去，他自己就憋不住了。他放低声音（虽然屋子里只有我们两个人）说：“老师，你得给我保密：有人对我有意思了！”于是他告诉我某个商店的营业员，一位年轻姑娘，对他如何如何注意……
我打断他的话，训他：“天开，你不要胡闹！”
“老师，你不知道，她的确对我有意思！”
他向我描绘人家对他“有意思”的种种迹象。在我听来，这些统统都是“莫须有”的事，根本不足为凭，例如，他所提供的最重要的事件不过是有一次人家在柜台上向他递过来一条毛巾的时候，似乎向他笑了一笑，他就认为好像真有那么回事似的。这时候，他甚至把英文也用上了，嘴里叨了什么：“She is a beautiful girl．Her heart is very good．”但他那发音可实在难听极了。
当他喷沫四溅纵谈着这一切的时候，我看着他那脸上左一条、右一条、横三竖四的皱纹。时间已经在他脸上冷酷地刻下了一个清清楚楚的“老”字，他却还在那里异想天开、做着好梦！
人到了这一地步，劝是无用的。我这个老师也拿他没办法。以后，我还习惯地到他那里去看看。但见闻所得只有两种、互相交替：
有的时候，他今天说这个女人对他“有意思”了，明天又说那一个女人对他“有意思”了，而在这种“意思”的鼓舞下，他把脸上的胡子一下子刮个精光，只露着发青的胡子茬；他把白发一下子染黑，突然“青丝复生”；他把脏被子叠得方方正正，屋子里的地也扫得清爽多了，好像真有点“掀开历史新篇章”的味道似的。
另一些时候，可就不同了：走进他那“幽居”，迎面只见烟雾腾腾，在这烟气缭绕之中，好不容易找到了躺在床上蒙头而卧的老孟。
他坐了起来，无精打采地招呼：“老——老师！”又身不由主地歪了下去。
“你病了吗？”
我走近床边，闻得一股酒气。仔细一看，他染黑的头发业已长了上去，原来的白发又齐崭崭露了出来，脸上又变成了“密密的丛林”，屋子里的混乱状态又“复辟”了。而且，我觉得他那些破书、破家当也似乎少了几样。
看到这么一幅情景，我也不便再问，只劝劝他少喝点酒、少吸点烟，就离开了。
这样，又过了很多天。
有一天，走过他的大门口，我心里想道：“不知他这里今天又出现了什么‘奇迹’？只要能结婚，‘奇迹’也未尝不可。谁知道？世界上的事情很难说……”一面想，一面踱进他那个院子。
走进他的屋门，果然，有点不大一样：他的头发又染黑了，胡子又刮光了，脸上也干净了一些，说话声音也高了，眼神中带着一点兴奋的光芒，他甚至还穿上了一身不知从哪里“挖掘”出来的破呢子制服。这可不同寻常。我冲口问道：“是不是又有哪个姑娘——”
“哪里！”他正色反驳我：“现在正忙着大事。邬老师，你看！”
他从老式抽斗里拿出几页稿纸，接着又拿出一个大信封。
我看那大信封上红彤彤地印着省革命委员会什么局的官防。
他从信封里抽出一页信纸，摊开在我面前。信上稀稀拉拉两三行字，写道：“孟天开同志：来件收到。我们研究以后再答复你。”
我迷惑不解地看着他。
经过他说明，我才明白：那几页稿纸，乃是他给省革委写的一份条陈的底稿，而那个大信封里装的则是省里给他的回信。
这时候正当“批林批孔”末期。报刊上有些文章还在拼命翻着新花样，把法国的梯也尔、荣国府的贾政、茂源酒店的赵七爷，都拉来做孔老二的代理人，说得非常热闹，但在下边，运动已经冷冷清清了。然而，这种暴涨暴落的政治气候不知怎的又触动了老孟的某根神经末梢。他看到有人只要“一封朝奏九重天”，马上可以名扬四海、得到高官要职，自己也想找到一条捷径青云直上。他从“批孔”中得到了“启示”，认为“西洋的孔老二”就是——亚里士多德。因此，他在他那小黑屋里熬了几天几夜，拟出一个条陈，建议把“批林批孔”引向批判亚里士多德的轨道上，把“批儒评法”运动扩大到欧洲的文化、学术领域里去。而只要这一项建议被“上边”采纳，那么他就名望有了，地位有了，工作有了，老婆、房子有了，一切都有了。此刻，他正在等待“上边”通知他的好消息。
这一回，我简直顾不上吃惊了。我试探着问他：
“恐怕不行吧？”
他摆一摆手，意思说：你别管。
我也实在管不了他的事。因为系里已经给我安排了教学任务，用教师们自己的语言说，我已经“拉上了套”，再没有时间到他那间小黑屋里去听他那些傻话。
不过，我不去找他，他却找上我的门来，隔三差五，来借几块钱——似乎在他“一觉醒来，名闻天下”之前，吃饭问题仍然非常关紧。而且，可能还不仅是吃饭问题，因为他天天盼着“另有重任”的通知，而这事又遥遥无期，他在焦急等待之中不免多喝几杯烧酒。事实上，他来找我的时候，嘴里常常带着呛人的酒气。这使我的老伴很不高兴。
一天晩上，我送他出门，把一张钞票塞到他的手里，同时委婉地表示：希望他不要再到家里找我，“恐怕影响不好”。
他神秘地说：“老师，告诉你一个绝密消息！”
“什么？”
他把嘴凑近我的耳朵，说：“省里要派小汽车来接我了！”
我张大了嘴。
他解释说：这些天他等得实在心急，就自己买了一张车票去到省革委一问究竟。一个小青年接待了他，拍着他的肩膀说：“回去吧，回去吧！省里研究好以后，马上就派小汽车去接你哩！”
原来如此。
我最后一次见他，还是在街上。
他踉踉跄跄走到我的面前，满面通红，脖子上胀着青筋，他的花白头发乱蓬蓬的，脸上不知从哪里蹭了很多土，隐隐约约似乎还有几处伤痕。
他一张嘴，酒气扑到我的脸上，结结巴巴地说：
“老、老师，小、小、小——汽车，快来了！”
“你少喝点吧。没有那回事。回家休息一下，清醒清醒！”我打算送他回家。
他突然发火了：
“你、你、你有什么了、了不起？不过是个四、四、四级教——授！”
小市民是好奇的，立刻把我们围上了。
我赶快松了手，离开他，心里想：
“可怜的老孟——他疯了！”
精神病不闻有传染之说。但是，不知道因为我在街头巷尾多次见到疯子出现还是怎么的，到了1975、1976年间，我的精神上也出了点毛病。
开始，我老伴发现我有时候自言自语，她觉得好笑，对婷婷说：“你看你爸爸多有本事——能一个人跟自己说话！”
后来，我做噩梦、怪梦。睡到半夜，我觉得有一种我无力抗拒的、极其沉重的东西压在我心口上，还觉得有什么人掐我的咽喉、掐得我透不过气来。我拼命挣扎、大喊大叫，把老伴惊醒。她拉开灯，把我摇醒，连连问我：“怎么啦？怎么啦？”我睁开眼、瞪着她，好久才清醒过来，身上觉得非常疲劳。
事情一直发展到出现幻觉：天快亮的时候，正睡得迷迷糊糊，往往听见一阵紧急的脚步声和敲门声：“嘭！嘭！嘭！”男女杂沓、一群人喊叫我的名字：“邬其仁！邬其仁！”我按照运动初期挨批斗时的习惯，连忙回答：“有！”可是，睁眼一看——一派清晨的寂静，什么人也没有。
这样的事发生了几回，我就跑到郊区的精神病院去挂急诊。一位老大夫听了我的病情介绍以后，平静地告诉我：这只是一时的神经官能紊乱，而神经官能症在他们那里是不算什么的。三言两语，开了几片“利眠宁”，就打发我回来了。
我很失望，自己折腾了这么多天，原来“不算什么”！据说，医生们因为看多了人世间的生老病死之苦，对于病人的痛苦表现，不得不采取一种职业上的冷漠态度。要不然，一碰上病人们大人呻吟、小孩哭叫，就动了“妇人之仁”，心里只顾可怜他们，哪里还能看病？最明显的是经常动刀动剪子的那些外科大夫们。这说得也是。那么，给我看病的这位老大夫想必在病房里看惯了那些精神病人的种种热闹场面，对于像我这样的“小打小闹”不放在眼里，也就不足为怪了。这么一琢磨，我也就“豁出去”了。
奇怪的是，我一“豁出去”，那些毛病倒愈来愈少。过了1977年，简直什么事也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