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女儿的婚事
父母总是习惯于把自己的儿女看作“小孩儿”。每当我听到老伴用她那慈爱的调调喊着“婷婷！婷婷——”的时候，这种感觉就尤其突出。然而，小孩儿是要长大的。一首儿童诗里说：
年龄一年大一年，
总有一年十八岁。
现在我们的婷婷不只是十八岁，她已经二十三了。她大了，人长得也有点引人注意，又爱穿戴，又爱玩。这样，不知不觉地，到我们家里来的年轻人就多起来：有找她温习功课的（应该说，这样的用功学生，来找她的不多），有排节目的，有借还小说的，有替她热心奔走买这买那的，以至于没有什么事，仅仅因为上街、顺路拐来看看她的，都有。总之，她颇有几个“追随者”。有时，她的那些小朋友们，男男女女一大群，说说笑笑，嘻嘻哈哈，把我们的屋子挤得满满的，我夹在他们当中无所措手足，只好躲进自己书房里不出来。这时，一个念头在我心里油然而生：“世界是属于他们的！”
一天夜里，我备课到了夜深，听见老伴一个人在床上说梦话：“其仁，你觉得那个小伙子怎么样啊？”我开玩笑反问她：“到底是哪一个小伙子呀？”老伴闭着眼，做出一脸生气的样子，嘟嘟哝哝：“你这个人，就不知道——”她翻过身去，又睡着了。
这表明：小女儿的婚事，提到日程上来了。
中国人的婚姻，过去是由一个叫作“月下老人”的神仙及其在人间的代理人——媒人来掌管的。大概因为“乱点鸳鸯谱”一类的事出得太多了，年轻人颇有点怨声载道。老戏中“英台骂媒”一段可算是一篇“诅媒婆文”。然而，中国人还是靠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应付着自己的终身大事，洞房花烛，生儿育女，绵绵不断，历数千年之久。
新社会，媒人一职，由介绍人接管。“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这条街上有一位介绍人。这是一个老太太，职业卖冰糕，副业说媒。有一年夏天，我买她一支冰糕，站在她那小车旁，听她向别人发表宣言说：
“大街上有的是大闺女，可是小伙子看着干瞪眼，不敢说话。为啥？——为啥？你要在街上对人家姑娘说：‘我想跟你结婚’，人家不吐你一脸才怪！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下无媒婚不成。还就是少不了俺这些媒人哩！——咱这是新社会，不兴叫媒人，咱叫介绍人。”
好，她按照卖冰糕的办法来介绍对象，把女方按年龄、长相、婚否等条件分类排队，“以质论价”、排列组合。这就像卖冰糕似的：白糖冰棍三分，牛奶冰糕五分，优质冰糕七分，冰激凌要一毛哩！——不过，后两种她这里没有，那要到大街上高级冷饮店去买才行。
她在说媒当中所使用的语言是紧跟“文化大革命”形势的。当时她对一个年轻姑娘的说教，在这条街上已经传为“世说新语”了。听她这词儿：
“孩子们都交给他们姥姥了。家里只剩下他一个净大人，虽说比你大几岁，脾气好，存了一兜钱，少说也有三千！你一进门就夺权！钱都由你拿着，想咋花就咋花！”
于是，这位五十多岁的“净大人”就把二十四岁的姑娘娶走了。街上有人计算，这个姑娘到底以多少钱一斤把自己卖给那个大老头。还有些细心人更进一步研究，介绍人自己到底得了什么好处，结果或曰皮袄一袭，或曰现款若干，说法不一，其详不可得而闻。
我们的小婷婷，哪怕她把我活活气死，我也不愿让这种老太婆去安排她的命运。当然，现在也不存在这种可能。我的社会地位、经济条件、文化环境，使我的女儿得以免除那种厄运。我赞成完全给她自由，让她自己去选择自己一生的伴侣。
“你觉得那个小伙子怎么样啊？”——有一天老伴又问我，跟那天晚上她在梦中提的问题完全一样。
“哪一个小伙子呀？”——我的回答也跟上次完全一样。不过这一回并不是开玩笑。因为在我们家里，每个人各有自己的客人。平时来我们家的那些年轻人对我“敬而远之”，我对他们也不管不问。
“那个高干子弟。”
“哪一个是高干子弟？”
“那个穿军装的。”
我想一想，这才记得在那些年轻人当中确乎有那么一个个子高高的穿军装的小伙子。
“他怎么啦？”
“他正追咱们婷婷。他爸爸是一个军分区副司令。你看怎么样？”
“我还没有考虑过。”
关于高干子弟，舆论有种种说法。我以为“高干子弟”一词，正如“知识青年”“待业青年”一样，代表我们这个特定历史环境中或一类型的青年，而各自包括一大批人，不能一概而论。我们这个大学物理系就有过一个毕业生，他的祖父是党内一位已故的著名活动家。听说这个学生学习刻苦、生活朴素、平易近人，毫无优越感，在老师同学当中留下很好的印象。他不仅功课好，知识面也广，文理兼通，还懂得两三种外语。像这样出身于革命世家、蕴含着潜德幽光的高干子弟，你能说他不是好青年吗？自然，报上登过的那种“衙内”式的人物，也是有的。不过，我想，那总是少数。
于是，家里再来年轻人，我就特别注意老伴说的那个小伙子。这是一个身材颀长的青年，脸上常常挂着微笑，一笑就露出一口整齐、洁白的牙齿，举止洒脱，毫不拘谨。他的眼睛透露出机灵，但眼神中似乎带着一点叫人捉摸不定的冷嘲意味。可以看出，这是一个聪明小伙子，但他的聪明不同于学校里那些只会啃书本的学生——学生们的聪明都用在书本上了，所以他们对于书本以外的事情就显得过于单纯，甚至有点愚。而这个小伙子看来懂得人情世故，又善于辞令。他每来到我家，立刻就被我女儿、儿子和其他年轻人包围起来，成为热闹谈话的中心。他有时候穿一身绿军装，有时候下身穿军裤、上身穿白衬衣，有时候又穿便服，甚至西装。所以，他的身份到底是军是民、是干是群、是文是武、是学是兵，我也说不清楚。好像他在哪个系里进修。
一天，我在书房枯坐，听得隔壁笑声喧天。书看不下去了。我索性去听听他们谈些什么，这么高兴。我走到女儿房间门口，他们正在纵谈戏剧电影。那位高干子弟大声宣称：
“女主角漂亮，演悲剧，我同情！女主角不漂亮，演悲剧，活该！”
接着是一阵哄笑。
我皱了皱眉头，走了进去。高干子弟向我招呼道：“邬伯伯，来参加我们的高谈阔论！”屋子里的人都把头扭过来看看我，又把头扭到他那一边。我拣一个座位坐下，不去打断他们的兴头。
这个年轻人的嘴巴真能说，知道的事也真多。我女儿、我儿子、其他年轻人，包括我老伴在内，都像傻瓜似的张开嘴巴听他一个人在那儿滔滔不绝地讲。我也坐在角落里听。听来听去，我觉得他有些吹牛。因为，听他那口气，好像过去北京的许多国家大事他都亲自参加过似的，好像毛主席检阅游行队伍，他恰好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周总理接见外宾的时候，他也坐在宴席上。但是，我算一算他的年龄，那时断无亲自参加那些国家大典之理，况且，连他爸爸的级别也未必够得上。显然，他是把从爸爸、妈妈、叔叔、伯伯那里听到的谈话片断，所谓“耳食之言”，经过他舌头的加工，真真假假编排一番，以当事人的口气谈出来，借以自炫，唬一唬我们这些“乡下佬”，特别是像我女儿那样的傻丫头以及像我老伴那样的天真老太婆。即如那些事他真的见过，也不过是见过而已，算不得他个人什么光荣业绩。
然而，当他旁若无人、侃侃而谈的时候，我这个四级教授在这个伶牙俐齿的年轻人面前，真像一个乡野愚民似的枯然呆坐，却不能赞一词。当天晩上睡下，我才想起：如果什么人当场向这位口若悬河的小英雄提出一两个简单不过的历史地理问题，譬如说，“宋朝和隋朝，哪一个在前？”或者“哥伦布是什么人？”他就不一定能答得上来。
但是，我们的小女儿竟然被这么一个小伙子吸引住了。她开始学着他的口吻说话，开口闭口就是什么“真逗！”“真帅！”“没辙！”“够意思！”等等。这些词儿，过去向来没听她说过。她还开始谈论谁的爸爸是多少级、谁的妈妈是多少级，在她的谈话中夹杂着似“厅局级”“省军级”“地师级”这一类陌生的人事工作用语。一个女孩子对一个未婚男子倾心，以其是非为是非，以其好恶为好恶，并且在言谈举止中不自觉地模仿他，那下文是什么，是不言而喻的。更可笑的是我老伴也来凑热闹。一天，她突然对我说：
“婷婷说，小贾（‘小贾’！）家里有一大套房子，摆设讲究极了！”
“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婷婷说，他们家把他全套结婚家具都打好了！”
“我不懂。”
“他还要送给婷婷一台日本四喇叭录音机。”
“凭什么要人家的东西？”
“婷婷没有要，是他自己给的。”
“给也不能要。你给婷婷说：不能随随便便接受别人的东西。”
“他们要定关系了！”
“定关系？互相了解了没有？”
“婷婷到他家去过多次了。”
“那就叫了解吗？”
“我觉得小贾这孩子（‘孩子’！）挺机灵的，对咱们婷婷也很热情……”
“哼，云天雾地，连说带吹！”
“现在的孩子跟咱们年轻时候不一样。你不能拿老古板眼光去看他们。”
“我对这件事心里没把握。还是慎重点好。你是母亲，要给女儿当好顾问。”
老伴扫了兴，不高兴地走了。这个老太太真是愚不可及，亏她还学过法文，屠格涅夫、罗曼·罗兰……怪不得这位高干子弟到我们家这么频繁、这么亲热、这么随便，就连对我的称呼，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已经从“教授”“老师”改成“伯伯”了！
“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
女儿开始用心打扮起来（不用说，我老伴用我们的存折支持着她）。青春的光辉是掩盖不住的，何况我们的女儿长得本来也不丑。她试验着各种色彩、各种式样的服装：“大红大绿，丑得要哭”本为爱美者所忌，但是婷婷偏要穿红戴绿，把自己打扮得像在阳光下怒放的花朵。白衣素服，为迷信的旧派人所讨厌，以为不吉之兆；然而，“若要俏，三分孝”，婷婷穿上白色连衣裙，简直飘飘欲仙。灰色给人以暗淡之感，年轻姑娘很少去穿，但是婷婷不定什么时候偏要全身穿上灰色衣裳，给人一种朦朦胧胧的美感。破旧衣裳，尤为时髦青年所不喜，可是婷婷不顾此种禁忌，偶尔穿上洗得发白的花布罩衫，但从不忘记在旧罩衫之内穿上一件大红衬衣，那就好像在一段破旧的墙头上开出一朵火也似的红花。总而言之，在这时候，我们的小女儿就像一朵自由的花儿，爱怎样开放就怎样开放。这表示着她对幸福的一种向往、为幸福的一种奋斗。——我只希望她能够得到真正的幸福才好。
有一天，我不得不板着面孔对女儿说：
“婷婷，你不小了，该懂点事了。你和小贾（我也‘小贾’‘小贾’地叫起来！）的来往，是不是应该慎重一点？”
女儿听了这话，眼睛里闪出一种调皮的神情，突然来一个戏剧性的动作，抱住我的肩膀，在我耳朵边小声地说：
“好爸爸，你就安心看你的《文物》《考古》《文史论丛》吧！我的事，你就别操心了！”
说罢，她把我推开，对我笑嘻嘻地看着。我简直莫名其妙，也只得对着她傻笑。这时，老伴叫她去试一件什么新装。她走了。
从此，我就只能以“观察员”身份注视事态的发展。那位高干子弟已经成为我家的常客。有时他一天来三趟，女儿和老伴就像迎贵宾似的接待他；有时他又保持一种清高、冷漠的态度，一个礼拜、两个礼拜，甚至一两个月不露面，这就把我女儿和老伴急死。然后，他再以满不在乎的姿态飘然而至，让她们像欢迎凯旋英雄似的欢迎他。据说，这是一种时髦的恋爱战术，叫作“冷处理”，以区别于过去流行的“热处理”。这种“冷处理”挺厉害，可怜的小婷婷被感情所俘虏了。她的情绪完全随着那位高干子弟的态度而波动，有时候兴高采烈，有说有笑，唱唱跳跳；有时候愁容满面，叫人看了可怜；有时候整天不吃饭，躲在自己房间里哭。有一天夜里，我发现老伴不在屋里，仔细一听，她在女儿房间长时间小声劝说什么，偶尔夹杂着女儿一声哀怨的惊叫或是啜泣——这使我想起遥远的过去，在某个雷电交加的夜晩我老伴搂着吓得哭泣的小女儿，给她讲故事，唱歌，安慰她，逗她高兴，哄她睡觉。
以后，只要能找到理由，这个高干子弟就带着我女儿出去游山玩水。次数多了，我不免担心。然而老伴不让我管。每到放假，我正想催我女儿订个计划，认真读几年书，她总是不等我开口，就像大人物刚下飞机发表严正声明那样，宣称：她要跟她的“同学”（在这里，普通名词当作专有名词来用，“同学”指的就是小贾）到什么地方旅游，而且计划早已铁定，不容变更。于是，他们今天游少林寺，明天逛龙门，暑假去青岛，寒假上庐山，以至于北京、上海、杭州、桂林……他们的行踪，简直叫我眼花缭乱。每次他们倦游归来，女儿就带回一大批照片：有的是在山顶拍的，以朝霞或夕阳为背景，映出他们并肩的影子；有的是在海边拍的，他们穿着游泳衣，坐在沙滩上，两人之间立着一台录音机——那里边所放出来的调调儿是可想而知的。更多的是女儿的单人照：她摆弄着各种姿势，一会儿正面，一会儿侧面；有时侧着膀子，一会儿把左肩对着镜头，一会儿又把右肩对着镜头；有时又好像太乙真人“一气化三清”，自己一个人幻化成为许许多多的影子；再不然，就把自己的各种正面、侧面、不同姿势的照片，重新“回炉”翻拍成为一大张，叫作“集锦”。从这些迹象可以看出：他们尽情地游玩了，享受了，开心了，而且似乎关系也定了！
但我总隐隐约约感觉着有点不安，有点不对头。我就以家长的身份进行了干预。我和那个小贾进行了一次严肃的谈话，劝劝他既在大学里进修，总应该更多注意一下自己的学习才是。他客客气气地满口答应，走了。然后——再也不来。好，婷婷哭丧着脸来找我了。我也劝她在定关系之前要对自己的朋友做些认真的了解。她捂住耳朵不听，接着又是哭、又是嚷、又是跺脚——这个小丫头真是惯坏了，她发起脾气，就像法西斯一样，一点道理都不讲的。我老伴闻声赶来，也怪我多事，提醒我“不要当老法海”——显然，她对于当丈母娘这件事是劲头十足的。我想：我大概是真老了，落后了，对于恋爱婚姻这种微妙的问题，还是不要管了吧！
一两年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
又到了一个假期。女儿高高兴兴地和她的朋友出去游玩了。我乘着闲暇闭门读书。然而，假期还没有过到一半，我女儿突然单独回来了。她推开门，一看见我，就大叫：“爸爸！”然后“哇”的一声哭倒在我的肩膀上。我像触电似的立刻明白：自己变成了一场悲剧里的一个配角。
从女儿断断续续的哭诉中，我才知道事情很简单：那个小贾和我女儿的交往，不过是“老子高兴了玩一玩”。在他是“逢场作戏”，不负任何责任的。最近，他又认识了一个外号叫作“白牡丹”或“黑牡丹”或“红玫瑰”的年轻女人，那是他父亲任职地点的一个所谓“名流”（此处并非“社会贤达”一类的意思，指的乃是类似旧社会“交际花”那样的人物）。那个女人显然更适合这位少爷的口味。因此，他就把我们这个傻丫头抛弃了！
“鸟兽不可以同群。”一本外国科学读物里说过：在大森林中，每个动物都各有自己广狭不同的生存空间。人类大概也是这样。不同社会地位的人，生存空间是不同的。当然，“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自由也是令人向往的。然而，自由向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在不自由的时候，可以以他人的意志为意志；而人在自由的时候，都必须独立思考、运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敢，来战胜生活中的风浪。不幸的是，我们的女儿对于自由仅仅怀有一种朦胧的幻想。尽管她生性娇惯、自尊心极强，实际上却是幼稚而脆弱，既不了解自己，也不了解社会。因此，她追求了，她迷路了，她受骗了，她受到了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