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后果自负
《圣经》上说：“有的时候要把石头丢掉，有的时候又要把它们捡起。”
过了几天，老牛去上班的时候，觉得处里的空气有点不大一样。有事去请示郑主任，郑主任脸上好像挂了一层霜，说的话像刀子切的一样，“鸣放”会上的笑容再也看不见了。小吴几天没露面，不知干什么去了。老钱态度不冷不热，脸上似笑非笑，说话哼哼哈哈。最奇怪的是老孙：老牛正要开口跟他打招呼，他却连忙用一只手捂着脸，两眼露出恐怖的神色，慌慌张张躲闪，好像碰见了鬼一样。这一切叫老牛心里纳闷、摸不着头脑，但又无法可想，只得照常做自己的事。
一天下午，老牛来到教务处，只见办公室里椅子全搬光了，心里正在奇怪，却见小吴站在面前。小吴说：
“老牛，叫你去开会！”
老牛向小吴看了一眼，只见他嘴角上好像挂着一丝摸不透的微笑。老牛呆呆地跟他走到一个大教室，门口大开着，向门里扫了一眼，屋里已经黑压压坐满了人。老牛硬着头皮走进去，一抬头就看见后墙上贴着一条横幅大标语：
“右派分子牛顺兴必须老实交代、低头认罪！”
老牛的头“嗡”地一下，像是挨了重重的一击——这一下打得很陡、很猛、没躲没闪、正打在顶门上，只觉得天旋地转。他又觉得好像是一下子反了胃，肚子里的酸甜苦辣全都要呕吐出来。他似乎看见郑主任摆了一下手，然后自己木呆呆地被小吴领到一个位子上坐下。
批判斗争开始了。
经过了“七斗八斗”，头脑清醒过来以后，老牛的第一个直觉是：一场大祸躲不过去了！第二个直觉是：“唉，我犯了什么罪了！”《圣经》里有“原罪”之说——人生下来就有罪：有罪的肉体，有罪的灵魂。从戏曲里看，中国老百姓一进衙门，第一个动作是跪下磕头，第一句话就是“有罪不敢抬头”——可见中国老百姓的犯罪感是与生俱来的。对于老牛来说，张校长、郑主任领着一屋子人来批判自己，这就是自己犯罪的铁证。要不然，为啥不批判别人？
但是，老牛再问自己到底犯了什么罪呢，脑子里可就乱糟糟、想不清楚了。他心里想说：“领导号召鸣放，没人开口。我看领导作难，才提了两条意见……”可是，到了这种时候、这种地方，你还好意思说这个吗？人家现在批判你的是什么“恶意攻击”“猖狂进攻”，你倒想得轻松——“提意见”！然而，真要承认自己犯了那样血淋淋的大罪吧——“凭良心说，真是没有。”正像一切愚蠢的老实人一样，老牛在最后拿出来保护自己的盾牌却是那个不堪一击的“良心”。如果人人都讲“良心”，世界上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谎言和欺骗、灾难与不幸了。
“不承认，这一关肯定过不去……承认了，也许会好一点……不认罪，成了反革命——那更厉害，唉！……”老牛这样东一搭西一搭胡思乱想着。到最后一次批判会上，当郑主任叫他表态的时候，他疲惫而麻木地说：“我犯了罪，我低头认罪。”——在中国，老百姓对于自己的生死大事，往往处理得糊里糊涂、马马虎虎。这也不独老牛为然。
老牛认罪之后，刚开始受批判时那种极端惊恐、极端紧张的心情消失了，他稍稍松了一口气。
让他喘一口气也好，因为一连串的事情接着就要来了。
首先，处里的表格不让老牛抄了，而由老孙代替他。往小黑板上写开会通知，现在是小吴的事；而且小吴有时一边写一边扭过头来大有含意地看一眼老牛。等周围没人的时候，老牛偷偷看看小黑板，只见上面除了写着和平常一样的开会通知以外，还加上一条带括弧的条件状语：“‘右派’分子不得参加”。老牛看见这几个字，觉得脸上像是挨了一个耳光。至于打钟——这是向全校师生员工发号施令，更不能交给他了。总而言之，老牛被“解除处内外一切职务”，成了“化外之民”。现在，他来到办公室，没人理睬他，没人需要他，他失去了安身立命之地。他痛苦了，他向小吴叫道：“小吴同志！”
“谁跟你是‘同志’？”小吴狠狠瞪他一眼。
老牛，像是又挨了一耳光，沉默了。
类似的小事还多。譬如说，在路上走，碰见了一个熟人，说话不好，不说话也不好，经过一刹那难堪的思想斗争，终于还是把头一低，各自走过去两便。再有，在公共场合，遇到什么高兴的事，当大家都笑的时候，自己笑也不好，不笑也不好，最后一想，还是保持沉默为好。这一切都是在默默之中进行，表面上不留任何痕迹，然而却在老牛心上刻下了一条一条伤痕。千百件这样的日常小事，一次又一次压迫着老牛的痛苦神经，像有一条无形的鞭子不断打在他的心灵上。老的伤口还没有平复，新的伤口又浸出血来——直到无数的鞭痕在他心灵上造成一层硬茧一样的东西，神经麻木不仁了，人像动物一样驯服了，终于安于他应该安心的处境。
过了很多天，小吴把老牛叫到一间小屋子里，拿出两张结论材料。老牛呆呆地看了一遍，写上自己的名字，还用右食指沾了红印油，在小吴指定的地方盖了一个指印，然后往自己裤腿上擦掉指头上残余的印油。老牛的案定了，罪状是：“恶毒攻击党的农村政策，攻击社会主义道路”，以及“向党猖狂进攻，与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右派’分子一个鼻孔出气”；处分是：“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降级降薪，监督劳动”。
现在，老牛发愁的是如何向老婆说了。原来，这件事他一直瞒着牛嫂，模模糊糊以为即如自己在鸣放中说了两句“狂话”，批判一通也许就会过去。但现在“右派”既已划定，那就不能不向家里说。他想：“我自己犯了罪，自己倒霉、受罪、活该！可是人家是城市贫民，跟我大半辈子，没享过一天福，倒受我连累当了个‘右派’老婆，真亏！”想到此处，老牛不觉流下泪来。当晩，他慢吞吞地发话：
“小妞她娘，往后我得去劳动了……”
“劳动？那有啥？咱不是见天劳动吗？”对于牛嫂来说，劳动和生活是同义语。
老牛狠一狠心，把话说明：
“我划了右派了！”
牛嫂一怔，忙问：
“你犯了啥罪啦？”
“我啥罪也没犯。咱二哥那天来，说了几句闲话。领导叫我提意见，我就把他说的话提了一下……”
牛嫂迟疑了一阵，抱怨道：
“下力人骂个空，啥事没有。为啥倒霉事都叫你们这些念书人摊上了？”
老牛说不清——他心里也是又糊涂、又痛苦、又不敢说。
“我那天就给你说：咱啥时候都老老实实当老百姓。可你偏要穷叨叨！”牛嫂继续埋怨。从文化程度来说，老牛刚刚沾上个小知识分子的边，可是当知识分子的味道他也开始尝到了。
“因和尚恨及袈裟”，牛嫂恨上了书：
“看书咧！学习咧！不念书，也落不了一个右派！现在倒好，你划了右派，一家人跟着你丢人，以后见人都得头朝下了！念书，念书，念那书干啥？”牛嫂说着说着，从桌上抓起一本书，“刺啦”一下撕成两半儿——这是老大的课本，可怜老大以后只好带着这两半本书上学了。
文化保护家说：撕书是不对的——完全正确。可是牛嫂是在气头上呀。况且，一有什么风吹草动，知识分子和书总是首当其冲要倒霉的——这是一条规律，也不独“牛嫂撕书事件”如此。
我们原谅牛嫂发脾气，还有一个原因：她现在面临一个重要的抉择，那就是：老牛划了“右派”，她是不是要跟他“划清界限”——离婚呢？
原来，在我们这个拥有古老历史传统的国度里，一个人在政治上的升降浮沉决定着他的爱情、婚姻、家庭的巩固或破裂。所以，有些时髦妇女结婚如同做生意入股。一当丈夫地位不稳，她要赔掉老本，那就立刻“退股”、散伙。对于这种女人，外国叫作“la belle dame sans merci”（无情美人）。
不过，“患得患失”，总得有个条件：先要有所得、有所失，才能“患”。在旧社会，上层妇女有机会攀龙附凤，这才对政界升沉格外敏感，犹如商贩之注意行情一样。下层妇女求生之不暇，要攀高枝一无资本、二无条件，也就死心塌地安于贫贱。从旧戏里可以看出：固然有的女人一见男人遭祸就“阵前招亲”、另觅新欢；同时也有另一种女人，当丈夫吃了冤枉官司，手提竹篮、带上儿女去探监，甚至还有赶到法场去“大祭桩”，以表夫妻情义的。
像牛嫂这样的粗人，一辈子注定只有做一个终年劳累的家庭妇女，用她的话说：“俺过去见天儿打革褙，现在还是见天儿打革褙。”她根本没有想过自己还会有一天以“牛夫人”的身份出国考察、观光，或者参加什么宴会。所以，她脑子里的“道道儿”也不像有的时髦妇女那么多。况且老夫老妻半辈子，儿女一大群了，这个婚怎么个离法儿？离了，三个孩子谁管？交给老牛——他管不了；留给牛嫂——她养不活。好也罢，歹也罢，这一家人就是这样了。
更现实的倒是经济问题。那天晚饭后，老实头老大和调皮鬼老二又像往日一样，为了占小方桌做作业而争吵、哭闹，小三妞还是像平常那样在一边嘻嘻嘻傻笑。但是，等他们都睡下以后，老牛两口在15支光的昏黄灯泡下小声商量了很久、很久。现在，好像他们住了多年的这间房子的屋顶突然塌陷了，他们需要从这天上掉下来的灾难中挣扎着活出去。老牛划了“右派”，那本来就微薄的工资又降了一级，以后可怎么养活这一家五口人？——这是他们最焦心的问题。“贫贱夫妻百事哀。”老牛不过是个小知识分子，牛嫂又是个粗人。但他们现在一下子陷入这么艰难的处境，即如感觉再迟钝、神经再麻木，他们也知道今后的日子一定不会好过。他们安排着未来生活计划的时候，心里带着一肚子哀愁，然而说话的声调却是低低的、平静的，就像任何一家夫妻在夜晚计算当天的花销和明天的用度那样。这是因为他们知道：再艰难的日子也得自己挣扎着去过，着急无用，更不会有人可怜你。
这一切都是因为老牛在“鸣放”会上说了那两句“狂话”而引起的。“后果自负”这短短四个字所包含的巨大威慑力量，只有亲身感受过的人才能体会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