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几页旧日记里走出来的故事
1979年秋季某天，我正在书房独坐，听得门上有剥啄之声。开门一看，原是一位三十出头的年轻人。让进屋里一问，他说他叫侯难生，是刚考上的研究生，到我这里来报到。谈话当中，知道他原来是街道工厂的工人，业余自修文学和外语，以同等学力资格通过了我们系统一出题的研究生考试。他愿意跟着我进修外国文学。我看他面色苍白，举止文气，说话木讷，神情略有些拘谨。大凡曾在社会底层吃过苦头、受过磨炼而又比较老实的青年往往具有这么一些特征。但他既然能够通过研究生考试，总要“有两下子”。现在大学招研究生，使得像他这样蛰居民间而有志于学的“寒士”能够“破土而出”，我以为这是一件好事。因此，我向他表示祝贺和欢迎，并且拿高尔基、华罗庚这些自学成才的名人做例子，对他进行了一番鼓励。
我把对于一个新来的研究生第一次见面时应该说的话都已经说完，除了让茶让烟，再也想不起还要说点什么，但我这位未来的“高足”并没有起立告辞的意思。他沉默着，迟疑着，摩挲着他带来的一只破旧的黑色人造革提兜，半晌没有开口。我望着他，隐隐约约感受到在空气中似乎酝酿着什么要紧的事情。
最后，他慢吞吞地说：
“邬教授，有一样东西带给你。”
说着，他从提兜里拿出一个用绿色尼龙草捆着的纸包，放到桌上。
“这个——”
“我母亲让我亲自交给你。”
“你母亲——？”
“她叫侯玉芳。她说你们过去是老同学。”
“不错，不错。……谢谢。请你回去代我向你母亲问好！”
“我母亲已经去世了。她老人家临终前嘱咐我一定把这个纸包交到你手里。”
“……”
“邬教授，我母亲说你到我们家去过。”
“是吗？……”
“破四旧那时候。”
“哦！……”
他离开了。
我急忙打开纸包，在我眼前出现一本英文画册：LEO TOLSTOY！
一看见这本画册，我赶快去翻箱倒柜，寻找一件重要东西，没有找到——只找到一张旧报纸包着的几片日记残页：
国文堂上，M老师讲《癸未去金陵日与阮光禄书》，全班为之动容。
海风社友小集。H同学谈其家世。心窃慕之。
晨起，往海风社读英文。余以初中毕业时W师所赠画册转赠H同学。H默然接受。
毕业前夕，全班聚餐。多人泪下。欲与H一谈而不得。
（高中日记）
有时在梦中，有时在伏案读书的间隙，眼前又闪动着那一双眼睛！
只怪那时候太不懂事了。
明亮、清澈、温柔的大眼睛！
你在哪里？也许，你把自己眼睛中的光辉传给了一个可爱的小女儿；也许，说不定你那秀美的眼睛早已永远闭上了……
（大学日记）
于东大街旧书铺购得《壮悔堂文集》一部，价一元整。归来摩挲翻阅，回首中学往事，百感交集。
（1964年日记）
不知何时从炉膛灰烬中拉出来的这几片日记残页，像一根若断若续的淡淡的红线，把自己遥远的过去牵引到今天眼前。
记忆的帷幕拉回到中学时代。
我上高中的时候，和几个同学组织了一个文学团体，叫作“海风社”。——实际上，我们这些没有出过远门的内地少年，不少人连火车也没有见过，更不要说海洋。也许正因为如此，才对于海格外向往，想出了这么一个带着海洋气息的名字。然而，我们把这个文学小团体当作自己心爱的事业来办，十分认真地工作。我们每周开一次读书会，每两周出一次壁报。我们甚至还真的办起一个三十二开的铅印小杂志，经费是向老师们这个一块、那个五毛募捐起来的。杂志封面上神神气气印着两个古色古香的篆字：“海风”——是请我们的国文老师写的。可惜只出了一期，因为经费无以为继和其他原因，小杂志就夭折了。
从文学史的例子来看，这种由青少年在家庭或学校里自己动手办的文学小团体和小刊物（一般是手抄的），曾经培养出俄国的普希金、别林斯基，捷克的伏契克，英国的勃朗特姊妹，等等。我国“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发展，也和当时各地青年自动组合的文学团体有密切关系。我们那个小小的海风社虽然并没有出过什么文坛知名人士，但它的种种活动却培养了我对于文学、对于历史、对于读书的浓厚兴趣。——那个时期，可以说是我一生学习和工作的“原始积累阶段”。那时候读书，就像那时候吃饭，不管粗粮、细粮、萝卜、白菜、豆腐，都吃得那么贪婪、那么痛快、那么香甜，而且吃下去之后都能消化得了，统统变成自己的血肉。
普希金提到过他小时候对于文学家的崇拜。在这一方面，我们那个小团体也不例外。可惜我们住在穷乡僻壤，跟当代名作家联系不上，年轻人一腔仰慕之忱无从排遣。幸好我们的国文老师（一位学识渊博的老先生）给我们上过几堂中国文学史课，讲了一些古代作家的籍贯生平——这就把我们对于文学家的崇拜引向了“发思古之幽情”的渠道。质言之，在我们海风社里流行着一种和历史上的作家、诗人拉“老乡”关系的文学游戏。因为，研究起来，我们这个以战乱灾荒出了名的省份，在古时候倒有不少体面的“老乡”哩！譬如说，唐朝诗人的“三李”当中，就有两个是河南人。另外，写“昔人已乘黄鹤去”的崔颢，不是“汴州人”吗？杜甫是巩县人，韩愈是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州南）人，也都使得我们感到“与有荣焉”。郑州在历史上虽然没有出过什么作家，但《李娃传》里那位要过饭的公子似乎是“郑人也”。从此，我们知道那“天地灵秀之气”也曾经钟集于中原，古时候的“文曲星”也曾经照临我们这块穷地方。这就大大满足了我们那天真的虚荣心。
一天，我们尊敬的国文老师在课堂上给我们讲了一篇文章，叫作《癸未去金陵日与阮光禄书》。作者侯方域写这封信时还只是一个二十多岁的书生。在国家危急存亡之秋，他出于热血青年的正义感，痛斥了误国害民的阮大铖。老师讲这一课的时候动了感情，声音提高了，脸也涨红了。我们听得很激动，对作者很佩服。
下了课，我们在自己的文学团体里议论起来，都说这篇文章写得好。尤其是其中这么几句：“士君子稍知礼义，何至甘心做贼？万一有焉，此必日暮途穷，倒行而逆施，若昔日干儿义孙之徒，计无复之，容出于此，而仆岂其人耶？”把那些权奸骂得很痛快。在抗日战争前夕，大家都反对国民党对外屈辱、对内高压的政策，痛恨那些官僚政客、贪官污吏，所以，我们这些少年人心里对侯方域的慷慨陈词很有共鸣之处。
海风社有一位女同志，白皮肤，大眼睛，性格文静，不爱说话。当大家正在七嘴八舌吵吵的时候，她一个人保持沉默，但是她大大的眼睛里闪出异样兴奋的光芒，嘴角含着微微的笑意。我们问她什么事情那样高兴？她腼腼腆腆地透露：侯方域是她的“老辈子”。我们一想：不错，她姓侯，叫侯玉芳。可是，书上说侯方域家在商丘，而这个女同学是省城人，怎么拉得上亲戚关系呢？她脸一红，说：豫东侯家是个大家族，老家在商丘，在省里也有户业。因此，她那位老辈子有时候也自称“梁园侯方域”。
看来，对于这位作家，她比我们知道的多得多。经过这一番考证，我们默认了她提供的家谱，觉得在跟文学家攀乡亲方面，谁也比不上她。因为，无论多么爱吹牛的人也不敢随便在古代作家当中去认祖宗的。从此，在我们海风社中对这个姑娘就刮目相看了。
在一般情况下，碰见一篇有血性的好文章，看看激动，想想感动，读过去也就算了，这封信的作者，明末才子侯方域，却有一位后代子孙，又是一个年轻姑娘，恰巧和我同班，还在我们这个小团体里，这就大不一样了。总而言之，我对于这个侯方域就发生了自己也说不清的强烈好奇心。学了《癸未去金陵日与阮光禄书》，我从图书馆借来一本侯方域的文选，把他那些名篇，像《李姬传》《与宁南侯书》《祭吴次尾文》等等，一口气都读了一遍。我觉得他的散文写得很带感情，很有气派，很适合年轻人的口味，对他的印象不错。以后，遇见关于他的书，总要看一看。
在搜读侯方域文章的同时，我和那位侯家姑娘也渐渐接近了。她那文静、腼腆的性格愈来愈吸引我。和她面对面接触，我觉得她那双眼睛里的瞳孔亮得像黑宝石，眼白又像了无纤尘的天空、带着一点淡淡的蓝意，显得又深邃、又纯洁。她穿的女生制服和姐姐穿的那样差不多，上身是斜襟白褂子，下身是黑裙子。白褂子看来要比姐姐那一件旧一点，但她把它浆洗得雪白、显得比新衣服还要洁净——虽然，若用更准确的语言，应该说是“更美”。不过，那时候我是一个十七八岁的懵懂少年，对于“美”这个字眼还不大懂得，即如懂得，也不敢承认。
在每个人心底里都深藏着对于某一个地方的珍贵回忆——这个地方藏在他心里最神圣的角落，不愿轻易触动。在我心灵深处也有这么一个神圣角落，那就是我们海风社的社址——一间小小的、普普通通的破草房。
每天清早，侯玉芳自己一个人到那间小草屋来念英文——这是她每天的习惯。不知怎么回事，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也养成了这种习惯，每天早晨也到那里去念英文。
如果只是为了我们的英文老师，那位据说不但能把一部语法书、还把整整一部字典完全背下来的戴着宽边黑眼镜的古板老先生，我才不会那么起劲地念英文的。我把大部分时间用到读课外书方面去了，念英文、做作业都是马马虎虎的。那位英文老师上堂发还练习本的时候，常常不高兴地皱起小鼻子、扶扶眼镜框，用他那天津话责备我说：“邬其仁、邬其仁哪，你看你写的那个字儿哟，哎呀！……”
可是，在那间小草屋里，我念英文的时候多么用心、多么下功夫啊！就叫我自己的耳朵听起来，也觉得又流畅、又好听！而且，很凑巧，念的课文又是法朗士写的一篇小说，讲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结伴走过一条小胡同，胡同里有一条恶狗，小男孩心里本是害怕的，但这天跟小女孩同路，他就尽量做一个保护妇女的勇士了。作者结论说：Without women，men would be less courageous．（世界上若无妇女，男子就不会那样勇敢。）
这一切，让弗洛伊德博士去解释吧。
两个年轻人在一间破草房里共读英文，自然是要说起话来的。这位文静腼腆的姑娘，平常少言寡语，一旦开了口，就像春天里开了冻的小河，说起话来又多、又快、又好听。我那时候人长得瘦小，女同学爱在我面前冒充“大姐姐”。她也跟我比年龄。算来算去，她似乎比我大一两个月，于是她就让我叫她“姐”。我脸红着，第一次怯生生地喊她“小侯姐”的时候，她高兴得用手绢捂住嘴笑。
慢慢地，她向我谈起了她的身世。这却勾起了她的哀愁。原来，尽管她的老辈子是历史上有名的人物，甚至还有先人做过大官，但是到了她父亲这一代已经非常破落。她的父亲在一个县政府里做文书，收入微薄，她上学很不容易，因为她是大姐姐，下边还有弟弟妹妹，一家人光吃饭就是问题。听到这里，我很难过，但我也帮不了她的忙，我也是个依靠家庭供给的穷学生——虽然她也并没有让我帮什么忙的意思，不过是年轻人单纯坦率，在一起说说心事罢了。
然而，一个年轻姑娘能够把对于别人不提的心事话，对我说出来，虽是懵懂如我，也感到这是莫大的信任。我模模糊糊意识到在我们两人之间渐渐萌发了某种尽管朦朦胧胧，却又使人从心眼里温暖起来的什么感情。为了这点朦胧的感情，我应该把自己最珍贵的东西献给她。这种心情很快发展成为一种强烈的渴望。
我想：自己到底有什么东西值得送给她呢？一床破被窝，一身旧衣服，几本破书，每个月从家里寄来一次的伙食费，此外什么也没有了——要有，就只有在初中毕业之前那位爱文学的W老师送给我的那本19世纪末出版的英文画册LEO TOLSTOY。画册里印着大文豪托尔斯泰的各种相片和小说插图：“托翁”身穿白袍子躺在草地上看书；他在斗室中写作《战争与和平》；《复活》中的卡秋莎在法庭受审、一个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在她身后监押着，卡秋莎被冤枉判刑以后回到女牢、弯下身去哭泣——她那肩头似乎正在抽动……这本精美的画册在我那可怜的小家当中无疑是最珍贵的财富。我没有地方放，只能把它压在枕头底下，每天晚上枕着它睡觉。
一天早晨，我双手捧着这本四四方方、深红硬布面的画册，送给小侯。赠送之前，我在扉页上规规矩矩写上：
玉芳学姊惠存
学弟邬其仁敬赠
年 月 日
我用了似乎不是自己的声音，紧紧张张地说：“小侯姐，这——送给你！”
她抿嘴一笑，接受了我的赠礼。我心里想：年轻的姑娘，就像达·芬奇画中的蒙娜丽莎一样，脸上总是带着神秘的微笑，并不需要开口讲话的。
第二天，她回赠我一本夹着一片秋天枫叶的日记本。
在这以后，我接连看了好几本描写爱情的小说。我读着小说，把自己摆进去，今天想象自己是《少年维特之烦恼》里的维特，明天想象自己是《初恋》里的那个可怜的小少爷，后天又想象自己是《甲必丹女儿》里的格里涅夫准尉……同时，我开始写起少年维特那样热情而忧伤的日记。
此外还有什么事情呢？
哦，有的。还有一件小事：
有一天，我们念英文，我丢开书，望着她发愣。她说：“你为啥这样看着我？”
我鼓起了勇气，说：“一颗明珠掉在咱们这间破草房里啦！”
“在哪里，在哪里呀？”她故作惊讶，又天真、又调皮地在地面上、在桌子底下、在墙角里急急忙忙寻找：“我怎么找不到哇？”
“小侯姐，就是你呀！”我要抓她的小手。
“那可不行！”她笑着，挣脱了，走了。
“鸟儿飞喽！”我想。
我又想：见面的机会总会有的。
然而，这样的机会再也没有了。
在我们那个学校里，存在着两个禁区。即：思想“左倾”和自由恋爱。对于这两个方面，学校当局是严加防范的。他们对海风社比较注意，觉得这一批学生留着长头发、“不修边幅”、不怎么学功课、每个礼拜开会、不知干些什么？找我们一个一个谈话，看我们又是些小书呆子，不像是“图谋不轨”的样子，但又放心不得，免不了威胁一下，说什么：“你们爱好文学可以，但是共产党的话不可相信”，等等。现在，不知怎么回事，我和小侯在一起念英文的事，也受到了学校的注意。
一天，训育主任叫我去谈话。这是个专干偷拆信件、检查书报的家伙，我们对他非常讨厌。他端坐在训导处的大椅子里，脸上死白、没有血色、也不带任何表情。以后，我读过一位诗人描写那些便衣警察，说他们“长着屁股似的脸”——我一看这句话，就想起我们那位训育主任的尊容。
他那薄薄的嘴唇一动一动，用一种没有抑扬顿挫的低沉的声音问道：
“你和侯玉芳是什么关系呀？”
一听到“关系”二字，我跳起来，像是被火烫了一下，脑子一震，脸也红了——我内心最圣洁的感情被这个粗俗不堪的字眼亵渎了，就像一片玉洁冰清、唤起人美好想象的雪原，突然被人野蛮地泼上一大桶脏水。我心里愤怒极了、委屈极了，但我说出的话却十分无力：
“什么‘关系’？同学关系！”
“同学关系？天天在一起，谈些什么？年纪轻轻，不要胡思乱想，对你自己没有好处！……回去吧，好好学功课！”
我憋着一肚子气，回到教室，对谁也不能说，怕别人笑话。
下晚自习时，班里同学一个个离开教室。我也正要离开，忽然发现小侯站在我的课桌旁边。她扭过头去，装出一种平淡、轻松的口气，对门口的一个女同学说：
“月英，你等我一下，咱们一块儿走！”
她回过头来，对我急匆匆地低声说道：
“王主任找我谈话，不叫我跟你来往……”
“咱们在一起念念英文，有什么不对？”
“……”
门口催她：
“玉芳，快熄灯了。王主任还要点名！”
小侯匆匆离开了。
我知道，她说的这个“王主任”指的是女生管理部主任，校长的侄媳妇，但是大家传说她和她那个族叔关系暧昧，然而又偏偏是这么一个女人特别关心“男女之大防”：检査女生的信件、公布男生给女生的恋爱信，都是她的得意杰作。女生恨她、不敢吭声，男生都不客气，叫她“四眼狗”——因为这个女人为了俏皮戴了一副金丝边的眼镜。现在，这两个宝贝一齐出马：那个长着屁股脸的训育主任折磨我，这个“四眼狗”折磨小侯。
我用被角蒙住头，苦苦地想：怎么办？怎么办？……想不出好主意。
第二天清早，我去海风社，小侯不在；以后再去，还是见不到她。——海风社她很少来了。
我失去了每天早晨念英文的兴趣。
偶尔在路上相遇，她低头走过，装作没有看见。但是，我自己“心灵的眼睛”觉得看见了在她那低垂的黑发覆盖下，一双灼热的大眼睛在盯着我。
不久，我接到母亲一封来信，说她“年纪大了，身边无人照料。你也快毕业，该成家了。你二姨提了一个姑娘，相貌脾气都好。望儿回家一趟，把亲事定下，我也好放心”。
我因为小侯的事心里正在别扭。看了母亲的信，分外反感，一肚子气都出在这封信上。我回信道：
“来谕跪悉。所谕定亲之事，儿正在求学，不愿考虑。以后也可自己解决，不劳大人操心。信中说那位姑娘相貌很好，不知究竟如何好法？或则如花似玉，或则沉鱼落雁，何不请一个会写的人描写一番，儿也好猜想猜想。不然，素不相识，毫无感情，怎能与她结婚？望大人再思。敬叩金安。”等等。
信寄出后，我以为母亲会来信把我骂一顿，可是她再也没有来信。过一阵，没有下文。我以为这件事就算完了。
不料，快放寒假时，突然接到一封电报：“母急病，速归。”我吓慌了，心想大概是我那封信把母亲气病了。一接电报，匆匆回家。
到了家，母亲笑嘻嘻地迎接我，什么病也没有。原来这是设下的圈套，哄我回家结婚的。
我自然不肯。母亲又哭又闹，躺在床上不吃饭，怎么劝也不行。
二姨到家来骂我：“不孝顺，一点不听大人的话。要是你妈有个三长两短，看你以后靠谁？再说，人家那个姑娘脾气又好，人也长得不丑，有什么配不上你？大人操碎了心，叫你安安生生娶上一个好媳妇，你倒不愿意！愈上学、愈不知好歹了！”
我哭笑不得。
姐姐远在外地。哥哥自己结婚也是母亲包办的，他自然不会帮我说话。我这用《少年维特之烦恼》《初恋》《甲必丹女儿》等外国小说武装起来的头脑，碰上这种麻烦事，一下子被搅昏了。和小侯的来往，回到家里不知怎么根本说不出口。尽管书上说自由恋爱光明正大，在社会上、在家庭里它却是丢人的事。况且我和小侯的来往到底算什么呢？我也说不清楚。总之，“洋学生”碰见老规矩，一点办法也拿不出来。最后，我糊里糊涂和一个脸色苍白、瘦瘦怯怯，像一只善良无害的小白老鼠的陌生姑娘结了婚。
婚后一周，我又回到学校。
同学们听说我结了婚，打闹着跟我开了一阵玩笑。几天过去，一切恢复原状。
这是我在高中的最后一个学期。因为快要毕业，海风社停止活动。我觉得生活很没有意思。
一天，我碰见了侯玉芳。她正要低头走过，我叫道：“小侯姐！”
她站住，没有开口。
我急切地说：“我想跟你再说说话——”
她低下头，说：“现在，还说什么？”
我难受地叫了一声：“小侯姐！”
她抬起头来，向我凄然一笑，说：“你已经是娶媳妇的人了，跟人家好好过日子吧！”
她扭头走了。
我心里揪着一块疙瘩，觉得对不起小侯姐。
毕业前夕，全班同学在一起聚餐。我想找她再说几句话，她远远躲开了。
我们就这样分了手。
毕业后，我考上北京的一所大学。不久，抗战爆发，我随学校辗转到了后方。这时候，我意识到“五四”以来就提倡婚姻自由，而自己屈服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糊里糊涂结了婚，有愧于新时代青年的身份。于是，下决心给远在沦陷区的母亲写信，提出和包办的妻子离婚（为了她们的安全，我不提在后方上大学，只说“做小生意”）。母亲管不住我，只好答应。女方开始不同意，后来又提出“离婚不离家”，但终于还是走了。
这时候，我想起了小侯，打听她的下落。老同学们传说：她高中毕业回家，嫁给一个官吏，而以后似乎仍然住在娘家，家乡沦陷以后，就没有消息了。传闻异词，消息难真，但结过婚这一点大概是无疑的了。我想想高中时代来往的那些琐碎小事，虽然说不清究竟算是一种天真的友谊，还是刚刚露头的爱情，无论如何总是某种感情的幼芽吧。幼芽被践踏，总是令人惋惜的。如果那时我不是那么幼稚，也许会处理得妥善一点，避免事后的内疚。但事已如此，也没有办法了。大学毕业，我在西南某个县城教书，经别人介绍，和现在的老伴认识。她也是大学生，虽然专业不同，彼此条件倒相当，谈了一段，就结婚了。
1945年复员，我们全家来到这个大学，直到解放。解放后，虽然经过种种运动，我个人生活大体还算平静，主要活动范围不外书房、教室、图书馆、书店。
我爱在星期天逛书店，特别是旧书店。这个往昔的省城，历代曾是达官贵人、文人学士云集之地。作为文化遗存，留下来不少古董字画、线装图书。所以，逛旧书店成了我暇日消闲一大乐事。
60年代一个星期天，我在东大街一家旧书店里碰到一部木板的《壮悔堂文集》，价钱不过块而八毛，顺便买下，带回家去。翻了一下，多年以前的兴趣又复苏了。我便把文集中除了试策、奏议之外的散文细读一遍。在此以前，《桃花扇》我早已看过，中学时代学了一篇《癸未去金陵日与阮光禄书》就对侯方域片面崇拜的心情业已消失，对于李香君在政治和爱情两方面坚贞不贰的操守倒是有些敬意。现在，碰到侯方域的书，不由自主地还看一看，可以说是在原始基因已经不存在的情况下的一种“无条件反射”，或者说是惯性作用吧？
客观来说，侯方域的一生也反映了明末清初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命运。当时，社会动荡不安，知识分子当中的分化也很剧烈：有的在善恶矛盾和民族斗争中做了义士豪杰，有的则为新旧统治者做了鹰犬。侯方域不甘心做无耻小人，又没有勇气走他老朋友吴次尾那样坚强不屈的道路，于是，就在矛盾、苦闷中度过一生。他虽然文名甚盛，但一生当中似乎也只有在南京和阮大铖斗争那一回闪露一下光芒，其他时间就几乎全被失意的暗影所笼罩了。如果他只是一个庸才，“郁郁而终”也就完了，然而他偏偏又是一个才子。这么一来，从他那既动荡又压抑的生活经历中就产生出他那一批不算太多的散文作品，其情调则是一方面豪迈奔放，一方面又苦闷徘徊。怪不得他刚过30岁就白了头发、活到37岁就死去。——这是在动乱时代中一个脆弱的知识分子的悲剧。
……
读着《壮悔堂文集》，我禁不住怀念我高中时代的好朋友小侯，也怀念我送给她的那本英文画册LEO TOLSTOY。一闭上眼睛，我又看见了小侯那一双温柔善良、凄然苦笑的大眼睛，同时，那本画册里卡秋莎受审和在牢房里哭泣的场面也在心中重现。我挂念着小侯的命运，不知她究竟流落何方？她的丈夫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的生活是否幸福？人在某种时候，盼望出现奇迹：时间、空间一下子全都缩短，能够看到自己所希望看到的人和事。在那个时刻，我正是如此。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刚进牛棚的时候，常被红卫兵押着去做示众材料。譬如说，批当权派“包庇重用牛鬼蛇神”，我是例证；批“反动权威”，我是“一丘之貉”；批“封资修”，我是活靶子；等等。这成为我每天的“政治任务”。
一天，我和其他一些“牛棚之友”又被押送出去，穿街过巷，走了很远的路，来到一条背街，进入一家宅院。这是一所浑砖到底的老式建筑，在门楣、照壁、屋檐、房脊上还保留着风格古老的种种雕刻。进去之后，映入眼帘的是小院地面上杂乱堆集的什物：书、纸本本、衣服、一堆堆的木片。猛一看，好像这户人家正在搬家。自然，在那个时候谁也不会这样误解。
人的神经活动是微妙的。也许因为像个犯人似的被押来押去、斗来斗去，次数一多，人就瘦了、腻了、走神了。也许因为一辈子注意图书文物的积习难改，虽在那样严酷的环境之下，一有机会仍然会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来。总之，我在那个人命处在不可知状态的短短间歇，竟然还有余裕去细细观察从这家主人屋里抄出的那些破家当：看出来，这大约是一家穷读书人，只有不多几件老式的旧衣服，但旧书颇有几本，似乎还有一些抄本，说不定是某个寒微的作者生前无法出版的手稿。我感到特别好奇的是那一摞一摞、尺寸大小相同、薄薄的、长方形木板——这些板板，木料不像木料，搓板不像搓板，究竟是干什么用的？看起来上面高高低低、影影绰绰都是字迹……我猛然醒悟了：这是老年间的古书版片。那么，这家主人为什么保存这些玩意儿呢？
我兀自纳闷，一个高个子红卫兵从屋子里抱出来一摞线装书，往地上一撂：“嘭！”书本乱了，有的书页散开。我望了一眼，那散开的书页显露在我眼前的竟是《癸未去金陵日与阮光禄书》这一行题目。“久违了，侯方域！”我心里暗想。接着，我把书页的版式、字体和地上版片的形状、大小在几秒钟之内迅速比较之后，立刻断定：这些线装书正是由地上这些版片所印出来的。而且，我还断定：这部书也就是《壮悔堂文集》。——我之所以敢于如此肯定，乃是因为我在东大街旧书店所买到的那部书正是同一个版本！
在我内心深处几乎是下意识进行的这一场隐蔽的小小考据活动，是在短短几分钟当中完成的。我一得出结论，紧接而来的自然冲动便是想要弯下身去，伸手抓起一本古书和一块版片，以便亲自验证一番。然而，我的身子刚刚倾斜一下，一只脚刚刚向前挪动了一点点，身后立刻发出一声吼叫：“干什么？老实点！”随着话声，我后颈上挨了重重的一巴掌。
我悚然一惊，缩回身体，不动了，心想：“再见了，侯方域！”
接着耳边又响起了吼叫：
“国民党县长的小老婆，滚出来！”
我怀着胆战心惊的好奇心抬起头来，只见一个文弱、苍白的小青年扶着一个老太太从屋子里走出来。这个老太太个子不高、身材利落、衣着破旧而干净。她默默走到院子当中站定，脸上毫无表情，既不惊慌、也不激动。像一般老太太一样，她的面颊和眼角都有了深深的皱纹，但她那文文静静的神气，尤其她那一双大眼睛中所流露出的凄凉无告而又平静的目光，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我似乎觉得有点熟悉。但我来不及细想，因为气氛接着就紧张起来。红卫兵对我们一个一个点名，好像“验明正身”似的：
“田中玉！”
“到。”
“潘顺卿！”
“到。”
“邬其仁！”
我应了一声：“有。”
点到我的名字，那个老太太似乎有点吃惊，看了我一眼，我也不由地看了她一眼，接触到她那平静而略带惊奇的目光。
然后，我们就被押出去游街。
队伍走到背街的出口，我无意中看见这条街的名字：“侯家胡同。”
“哦，这就是侯方域的故居！”
另一个念头也油然而生：“莫非那个老太太——”
一进入大街，自己的身体立刻像一片落叶飘入激流，被一种巨大而狂暴的力量所卷没了！
70年代初，又回到城市。想起那天在侯家胡同的见闻，觉得几乎可以断定：那个老太太就是我高中时代的老同学。但是，经过了那么长的时间，彼此过得那么不顺心，而且政治运动的灾难也还没有过去，见面又说些什么呢？总得想出一个方案，在过去与现在之间搭起一个稳妥可行的便桥。
犹犹豫豫，几年时间过去了。
我安慰自己：既然住在一个城市，见面的机会总会有的。
青年时代非常简单的事，到了老年就变得复杂了。
直到1979年，侯玉芳的独生子以我的研究生的身份，把我在三四十年前送给他母亲的这本英文画册又送回到我的手里。
我翻阅着画册LEO TOLSTOY：托尔斯泰躺在草地上看书，托尔斯泰在斗室中写作，卡秋莎在法庭受审，卡秋莎在牢房哭泣——她的肩头似乎正在抽动……这一切，又梦一般地再现了！
我急急地翻箱倒柜、寻找小侯送给我的那本夹着秋叶的日记本——它早被世事的旋风不知吹向何方。
我只能找到1966年烧剩下的几片日记残页。
我们系在调查研究生家庭情况当中，了解到我的老同学侯玉芳的遭遇真相：
侯玉芳的父亲是一个小知识分子，在旧社会一个县政府里当文书。侯玉芳高中毕业回家，因为贫穷，找工作又难，由她父亲作主，托人介绍给县长做私人秘书（这只是个名义）。不久，那个县长就诱骗了她，和她同居。——他在家乡有妻有子，却哄骗玉芳说他没有结过婚。
同居后，侯玉芳要求正式结婚，那个县长才说出他已有家小。玉芳痛不欲生。她的父亲（一个老实懦弱的穷书生）忍气吞声请求县长把女儿收为“二房”（妾）。县长又说：“家教甚严，父母不许纳妾。”（有些人的“家教”和道德就是这么讲的！）玉芳只能住在娘家，在屈辱中生下了一个儿子。
解放时，那个县长逃跑。
侯玉芳一直住在娘家。她父亲死后，她一人抚养独子，凄凉度日，直到解放。她本来是一个受国民党官僚所欺骗玩弄的可怜妇女，却落下一个“国民党小老婆”的恶名，定为“反属”，列入“四类分子”，受街道管制。她找不到正式工作，只能靠打零工的微薄收入过活。她的儿子自然也是在屈辱、压抑中长大的。
三中全会以后，给她平了反，但她已去世几年了。
我打开那本LEO TOLSTOY画册，翻到《复活》插图：卡秋莎在女牢中悲痛地弯下身去——她那肩头由于啜泣而抽动着……
我抬起头来，向空中喃喃叫道：
“小侯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