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归队
1962年春节以前，小吴（这时已提升为教务处副主任）代表领导到农场宣布了一部分“右派”分子摘帽的名单——其中也包括了老牛。
第二天，牛嫂叫老大去接他爸爸回家。老牛把破行李一卷，叫老大扛上；自己还穿着那身上黑下蓝的旧制服，再披上破大衣，这就开路。回到了家，牛嫂为他举行了一次“家宴”，也就是说，在吃午饭的时候，叫老大拿个小黑碗到门口小酒铺打二两红薯干酒，还炒了4个鸡蛋。老牛一辈子难得有几回这样的享受。他端起小黑碗，先抿了一口酒，咂咂嘴，轻轻哈一口气；然后再端起小黑碗，一饮而尽，又咂咂嘴，长长哈了一口气，夹了一点菜；然后把鸡蛋拨到老大、老二、小三妞的碗里，于是低头吃饭——“家宴”就到此结束。
牛嫂问：“受罪总算到头了吧？”
老牛叹了一口气——这几年日子过得实在紧迫而苦痛，但又没法说清楚。他想了一想，回答说：“领导说，帽子摘了，改造还不能停，还要防止翘尾巴！”
这又轮到牛嫂来叹气了：“上那两天学，当个芝麻大的小知识分子儿，事儿真多！”
的确，老牛的“事儿”并没有完：帽子虽然摘了，但他的身份跟别人还是不一样——现在人家提起他，不过是把“右派”的头衔前边加上“摘帽”二字。
从1957年以后，学校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起了很大变化，主要的一点就是知识分子被摆到一个当然改造对象的地位。这么一来，人人钳口，谁也不敢再说真心话。政治学习会上的讨论，统统都是按照报纸社论、领导报告的统一口径复制下来。在小组里发言，每人轮流拿一张稿子照念，好像是在什么国际会议的谈判桌上发表外交演说。离开稿子即席发言是绝对大忌。有时领导做出民主姿态，让大家“自由讨论”，也只有两种人敢说话：一种人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全是响亮的革命词句，例如：“伟大祖国的航船斩涛劈浪、乘风万里”，“敌人在革命风暴面前犹如秋风中的落叶、一扫而光”，等等，说得喷沫飞溅、语惊四座。但是别人听了半天，也听不出他先生的个人意见到底是啥。——这可称为“革命的克里空”。还有一种人，话匣子一开，上天下地、信口开河，“宇宙之大，苍蝇之微”，无所不谈。大家哄堂大笑之后，冷静一想：他们谈的跟讨论题毫无关系。——这些人可以叫作新的“谈天衍，雕龙奭”。
除了这两种人，其他人可就很少开口了。这些年来，老孙胆子更小了。一开会，他在心里就念叨一句座右铭：“不说，不说，就是不说！”老钱呢，实在不能不发言，就掏出写好的一小片纸念上一两分钟，然后又半闭上眼睛慢慢喝茶。
这还不算那些女同志：她们逃避发言的办法很高级——这办法来自她们那种“两个女人一台戏”的天才。在会场上，她们一碰头就立刻悄悄密谈拉家常：谈小孩，谈蔬菜市场和花布市场的最新动向，或者互相检查正在编织的毛绒衣和桌垫儿，或者议论街坊上婆媳争吵的是非曲直，等等，等等。如果有一方的小孩生了病，那就更是谈得两眼噙泪、缠绵悱恻，可动感情啦。她们谈知心话之前总先选好一个既舒服、安全，又不妨碍别人的角落，而且她们说话的声音又是那样悄悄密密、若有若无，像柳絮、像蒲公英的茸毛、像润物细无声的微雨。她们这些悄悄话说得那样难解难分、撕扯不开、旁若无人，言外之意好像是说：“你们那些高谈阔论爱怎么说就怎么说，让你们说足说够。俺们的家务事可比你们那些空话要紧得多啦！”就这样，直到会议结束，她们的密谈才悠然中止，各自提着网兜买菜去了。
当然，你可以说：这是落后的表现。不错，落后。可是，如果你手里总是拿着棍子，连小狗小猫也要躲开你，何况是人呢？
老牛就在这个时候“归队”、回到了学校。他照常又在教务处抄写报表，还是像过去那样做事，一丝不苟、认认真真。然而，人们看得出来：他样子老多了，不但又瘦又黑的脸上添了许多深深的皱纹，头发几乎全白了，而且身体也不知出了什么毛病，走起路来有点歪歪斜斜的——说得不好听，就像一只随时都害怕人打的病狗。他说话的声调也有那么一点不正常：有时猛然提得很高，声音都直了，把人吓一大跳；有时又嘟嘟囔囔，叫人听不清楚，而且不定什么时候还发现他一个人在那儿自言自语——像哈姆雷特似的。
老牛刚回学校不久，就赶上了“神仙会”，口号叫作“三不主义”。领导为了让大家能够畅所欲言，把教务处这一组和外语教学组合并一起开会。在会下，老孙忧心忡忡地请教老钱。老钱闭着眼睛慢悠悠地说：“三不主义——说得好听。不定什么时候再来个运动，就又不算啦！”于是，老孙往自己嘴上再加一个“不能说话”的封条。
但是“三不主义”却给那些新的“谈天衍、雕龙奭”们开放了绿灯——他们的嘴里早就闲得痒痒了。从此，小组讨论会很热闹了一阵，好像变成了这些雄辩家的表演专场似的。一天，开会的时候，一位戴眼镜的英语老师（他是个爱钻研机械的人，常在做梦中开汽车、开飞机）说：每一架新飞机刚刚生产出来，为了稳定重心，需要往机舱里填塞许多大石头，方能维持飞机于不坠，否则飞机飞到天上就会因为失去重心而跌下来。另有一位戴眼镜的女老师，虽然她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却还像她的小女儿那样天真，听了吃惊地说：“哎呀，那可要往飞机里装多少大石头呀？”但是另一位不戴眼镜的英语老师对这件事根本就不相信。于是，小组就分为两派，展开争论。对于飞机与大石头的问题还未达成结论，那个不戴眼镜的英语老师又提出新的议题——这是关于军事方面的。据他说，印度人打仗不用战马而用骆驼。这一回，却轮到那个戴眼镜英语老师来反驳他了。于是，又爆发了一番激烈争论。小组里别的人呢，除了老孙和老钱（他只是喝着茶笑眯眯地观战），各自参加一方，真是七嘴八舌，热闹非凡。
然而，不管别人怎样海阔天空地瞎扯，老牛总是像一段木头那样呆坐着，绝不随便说话。他若发言，也是按照他那写好的稿子一字一句规规矩矩地念。在他的发言稿里，他检讨着从出生直到眼前的全部“罪恶”和错误，包括刚刚萌芽的一闪念，一笔一笔，毫无遗漏。所以，无论小组里的空气多么热烈、活跃，只要他一开口，会场马上鸦雀无声、沉寂下来。刚才激烈争论的双方很快都打着呵欠，心想：“糟糕，煞风景！”那个戴眼镜的女老师忍不住小声埋怨：“哎呀，这个人真有点儿神经！”组长小吴也想：“念检查也不看看时候，真是！”总之，各人都有感受，只是谁也不说。老牛在难堪的寂静中把发言稿念完，抱歉地向大家笑笑：“嘿嘿……我说完啦。”但没有一个人欣赏他的谦逊。组长说了一句：“散会！”大家各自走散。
可是，很快大家就看出老牛这样不停顿地检查自己的“优越性”了。原来，没有多久，全国的口号又变成“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大家又该补上前一阵由于在“神仙会”上高谈阔论而放松的改造那一课了。正是在这个“风口浪尖”上，老牛的表现给大家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甚至引起大家的衷心感激。
有一天，张校长和郑副校长都来小组会上坐镇，人人正襟危坐，个个轮流表态，凡属于安全线这一边的话都已讲完，下边就该“人人过关”，或者说“刺刀见红”了。屋子里黑压压坐满了人，但却寂静得连咳嗽的声音也没有，真是掉下一根针都能听见。组长小吴和气地催着大家发言，可是教员、职员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再瞅瞅组长的脸，谁也不愿打这“第一炮”，就好像要带头上绞架似的。老孙早就吓得脸色苍白、心里绷得紧紧的，不断对自己念叨：“不能说！不能说！”就连胸有城府的老钱也不能不暂停品茶的雅兴，而把两眼睁得大大的，观察今天周围的形势，以便琢磨对策。
小吴见两位领导在座而小组里偏偏无人作声，不免十分生气，就拿出最后一手：“点将。”这时候，老孙拼命把头低下去，两肩却抬得很高，活像一只为了逃避追捕而钻头不顾屁股的驼鸟。此刻他恨不能有一员天将下凡救他渡过这一道难关。不料组长偏偏点了老孙的名，叫他发言。老孙一惊，吓得竟把心里正在念叨的那一句安身立命的格言大声喊叫了出来：“我不说！我不说！打死我也不说！”这一下可把大家逗得哄堂大笑。老孙自己清醒过来，也脸色苍白着、不好意思地笑了。
笑过了，大家又把脸绷起来。这时候不知为什么，都不约而同地把期待、恳求的目光投向了老牛。组长也鼓励地望着老牛，好像说：“怎么样，你还打第一炮吧？”大家那意思似乎认为老牛既然划过“右派”、劳动改造过五年，那就应该具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觉悟、不怕承当天下的一切倒霉事。老牛被大家的目光和四周寂静的空气压得透不过气来。他喃喃地蹦出了半句话：“那，我——”组长脸上露出了笑容，大家也松了一口气。接着老牛就发了言。
说实在话，老牛讲话的“文风”不怎么样：他想说得面面俱到，结果事无巨细一一罗列，简直成了“报豆腐账”，而且，他的词汇量也不够，有时候词不达意，用名词张冠李戴，颇有其妻牛嫂之风；他又有说半句话的习惯，说了上半句，却没有下半句，吭吭哧哧，不知所云；更不好的是他还带点儿私心杂念，说了一句什么话，又怕大家误解，拼命解释了又解释，一直叫人听得厌烦。因此他那发言，若从修辞学的角度来说，只好给他“絮絮叨叨，叠床架屋”八个大字的评语。然而，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可以看出，他的发言却是十分完整的一套：这里有刻骨的交代，有痛切的检查，有最高的“上纲”，有自请的处分——总之，事实、口供、情节、性质、危害，一应俱全，立即可以立案、判罪。而且，他真是以教徒似的虔诚，来搜索自己灵魂深处的一切“罪恶”；有时候，连他自己也怀疑自己说的话是不是太重了，他觉得有一种把尚未愈合的伤疤又重新撕裂的痛彻心扉之感，但他还是狠下一条心，把它连皮带肉地撕开，因而他那旧的伤口又一次地流出了血。然而，他相信把这些话统统说出来，他的思想就“改造好了”，正如天主教的祷文里说的：“话说完了，我的灵魂就得到了拯救。”因此，他的发言从内容到形式有点像《圣经》里的某些诗篇：对自己的恶毒咒骂，对上帝的至高赞美，再加上语言的冗长和啰唆。
老牛发过了言，有了带头承担罪责的人，下面的会就好开了。于是全组的人，一个接一个，针对老牛的检讨进行分析批判，有的慷慨激昂，有的鞭辟入里，有的夹杂一点儿讽刺、挖苦或者小小的俏皮话——总之，会场又活跃起来了。老牛呢，只是低着头、吃力地一笔一画作着记录，好像那“红白喜事”的管账先生在记着一笔一笔收下的礼品。这时候，老孙脸上的苍白颜色消失了，代之以怯生生的笑容。老钱又恬然自得地半闭着眼睛品尝他那香味悠远的龙井。组长小吴也长长出了一口气：坚冰打破了，难题解决了。
经过五年改造，老牛变成了一架“驯服工具”。有时候，这个“工具”还真起作用，简直像一匹训练有素的马：“令，行；禁，止。”譬如说，打扫厕所。要在别人，如果实在推不掉，也不过是捏着鼻子干几分钟就尽快离开。但若叫老牛去干这件事，他只要钻进那个美妙的地方，不把里边彻底冲刷、打扫干净，“绝不收兵”。因此，这个差使有一段时间就干脆包给他了。（遗憾的是，自从老牛过世，那个厕所很快又变成了“奥吉亚斯的马厩”！）问题在于，隐藏在他那一丝不苟的脾气背后的是一种莫名的恐惧：他战战兢兢地守在“人民内部”和“敌我矛盾”的分界线上，像是站到架在一个万丈深渊之上的独木桥上一般，生怕一不小心再跌入“敌我矛盾”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