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追悼会之后
我参加了一次追悼会，心头特别沉重。因为，在这个追悼会上，并非年轻人把某位德高望重的老人送进光荣死者的行列，而是由我这样年迈无用的老头子主持着，将一位还充满事业心的教学、科研骨干送入了永恒的沉寂。
死者正当有为之年——他是一个刚刚过了50岁的讲师。
他的妻子抱着他们两三岁的独生女坐在前排，低头无声地啜泣。
他是一个流亡学生，这就是说，在抗日战争时期，敌人打到他的家乡，他逃难出来，跑到大西北一个山窝里上学，在那里迎接他们这些无家可归的孩子们的，首先是寒冷、饥饿、疥疮和斑疹伤寒。有些人受不住这些恶劣条件的摧残，死去了，埋葬在朔风呼号的荒坡上。他总算活过来，但活得像个小要饭，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冬天赤巴脚穿着草鞋，洗澡则要趟冰河跑到离城很远的一个天然温泉——来回50里。
他似乎是一个进步学生。因为，他告诉我：他曾经因为闹风潮，在高中毕业前夕被学校开除。好不容易以同等学力考上大学，又因为参加学生运动受到逮捕的威胁而不得不离校出走。但他并没有入党——不知道怎么回事，也许是知识分子的某种清高思想作怪吧？
1957年6月，他调到这里工作。
他教书是受学生欢迎的。同时，他还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我很高兴，对他抱着希望，以为他将来会成为我们系里的一根“台柱”。不幸，他来系不到半年，“大鸣大放”开始了。当那些真正有历史问题的人，明哲保身、“三缄其口”的时候，他满不在乎，自以为过去是靠近党的，现在响应组织号召、“帮助党整风”，怕什么？所以，他逢会必发言，发言必慷慨陈词。好，不出一个月，他受批评了。再过两三个月，被划上“右派”了。第一次开他的批判会，我见他像一个罪犯似的低着头被人带进会场，心里猛然一惊。但在那时候，连我也不得不批他几句，虽然心里有点惋惜，觉得矛盾。他在“鸣放”中究竟说了些什么不得了的话，我也记不清了——不外是对哪一个领导干部提提意见，“官僚主义”之类。一个人有点才气就有点脾气，“语不惊人死不休”，口角尖刻，被扣上了“反党”的帽子。知识分子吃亏都在嘴头上和笔头上——他两头都占着。这也可以说是咎由自取吧！
划了“右派”以后，他被送到学校的农场监督改造。一去三四年，音信隔绝。这一段日子他怎么过的，就不知道了。
1962年，他摘了帽，又回到系里。
他刚调来的时候，还是一个毛头小伙子，人也长得蛮神气的。如果不出事，自然会有姑娘愿意找他。而且，我记得也的确有一位女同学常常到他房间找他——那时候大学里教师和学生谈恋爱是允许的。但当他一开始受批判，他就主动和那位同学结束友谊，并且送她一笔钱作为临别纪念。刚划了“右派”，那个女同学还在星期六晩上悄悄到他迁居的半间小屋来看他。为了不连累别人，他婉言谢绝了。他们的关系也就彻底中断——这在当时是很平常的事。在电影里，一个人划了“右派”，会有好姑娘接二连三找上门来，那只是电影——经过作家加了工的。生活当中少有那样的巧事。有一句话倒是说对了：“失去的，永远失去了！”
现在，他摘帽了。他的婚姻问题该解决了吧？不行，他还是“摘帽右派”。运动搞得多了，人都胆小了。女同志尤其细心。谈对象，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自己的心，一定要到对方领导那里去了解。60年代就有一位女同志亲自跑到系里来了解他。当时不知道什么人在办公室里，对她说了一句：“1957年的老右派！”就把她吓跑了！
1957年反右斗争和1966年“文化大革命”——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两关”。他的青春岁月被卷没在反右斗争的风暴里，他的壮年时代又被“文化大革命”所吞噬。在那十年当中，他每年都是运动对象——区别仅仅在于他的“罪名”一年一换。
1979年，当他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他已经成为一个将近50岁的“小老头”。
他知道，在所谓“婚姻市场”上，自己是一个“滞销品”。他不愿过分贬低自己，也不愿勉强别人。“人生三十而未娶，不应更娶。”他像壮士断腕一样，断绝了婚姻之念，而把生命中残留下来的时间全部集中在工作上。他用拼命的精神又教课，又编教材。他的名字从学术界消失了二十多年之后，又重新出现在各地的报刊上。
这时候，一位将近30岁的姑娘，一个“老知青”，从远方向他伸出友爱的手。他们通起信来。不同的生活道路，共同的艰辛经历，使他们产生了“共同语言”。他们不顾通常习惯地结合在一起了——生活中本来是允许偶然性存在的。
她的到来，给他那凄苦的单身汉生涯带来了光亮和温暖。
为了报答她，并且通过报答她来报答养育自己的中国人民，他发奋编书。在他们新生的小女儿的啼哭和牙牙学语声中，他写出了自己著作的初稿。
现在，他最大的心事就是自己书稿的命运。
他在受压抑的岁月里，完全孤立无援地积累起自己教材的资料，又在病弱和繁忙中把它编写成书。教材在交流过程中受到兄弟学校中和他一样的“小人物”的欢迎。但是，仅有“小人物”的欢迎，书还无法问世。幸亏一份打印稿落到一位贤明的负责人手里，给予了支持，这才有一家出版社愿意接受出版。
于是，在整整一年之内，他又投入了修改书稿的劳动。
但他并不能撇开一切事务、专门修改。他要教课、改作业、改考卷，为人看稿子、改稿子，答复来信，接待来访，辅导熟人、生人的子女投考大学，指导大学生报考研究生。除了这些，他还有家务事——从上街拉煤到为小孩子洗尿布，他都要亲自动腿动手。此外，他要忍受周围心胸狭隘者的猜忌。因为，书还未出版，就有了传闻，说是出版社已经支给他“一万元稿费”（！！！）。他还要一一解释：书还没有影子，何来稿费？即使将来出书后有稿费，也许不过是想象中的十分之一、二十分之一。然而，对方不相信，悻悻然而去。甚至连骂骂咧咧都出现了。
在这么一种生活交响乐的伴奏下，他把书修改完毕。
他如释重负。在一次座谈会上，他激动地发言。他说他有几个“想不到”：想不到1957年被划为“右派”还能改正，想不到还有人愿意和自己结婚，想不到自己还能上讲台，想不到自己还能发表文章，想不到自己还能出一本书，为“四化”做出一点小小的贡献。——为了这几个“想不到”，他感谢三中全会以来中央的实事求是的方针政策。
然而，还有一件事，他没有想到，别人也没有想到：在1981年的一个冬夜，当他奋笔疾书写完书稿的最后一个字，刚刚放下手里的笔，说了一句：“可写完啦！”突然脑溢血发作、昏倒在地，从此再也没有醒来。
现在，老年人能上讲台的，寥若晨星。中年人发奋工作，想夺回失去的时间。但是他们的健康已被以往无休止的政治运动所掏空，他们的精力又被目前种种不利条件所消耗，身心承受不起沉重的负担。只是由于某种纯粹精神力量的支撑，他们拼命工作，以病弱之躯在不断地“挑滑车”——
卡桑德拉大桥，年久失修，钢架受损，一旦重载列车驶过，桥身突然断裂！
对于中年知识分子，与其等他们死后在追悼会上赞美他们，不如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做些切实工作，保护他们，使他们能为国家多做一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