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想断片（尾声）
右手麻痹——垂暮之年的信号。
用婷婷的话说，我现在是“夕阳非常好，但是到黄昏”了。——她跟着侯难生零零星星学了几句古文诗词，爱在我面前照猫画虎乱用，也不管对不对。
我觉得自己像一个没有完全烧乏的煤块，还有一点余烬。这点余烬，我愿为人民燃完。——虽然，所谓“燃完”，不过是再给学生上几节课，再写一两篇青年人最怕看的所谓“论文”，或者再对青年教师谈上一两次平凡至极的“教学经验”。不过，我本来就是一个平凡的老教员，我也只能做这些平凡的小事。
环顾自己的“小窝”，我感到基本满意：我和老伴总算基本上做到了和和气气、“百年偕老”。——“基本上”这个状语很有意思，它可以把一些不甚愉快的枝节体体面面地遮掩起来。
我们的子女呢——老大、老二早已独立，可以完全不必再为他们操心。小儿子明明呢——自从他在刊物上接二连三发表文章，他已经成为这里一些文学青年的“人物头儿”。他们把他捧为“近年来新出现的优秀青年作者”。不断有这个那个小青年找他谈“创作经验”，他忙得很。其实，据我看，除了他下乡看了几年电磨、乱看了一批小说，他能有什么“经验”？不过，他现在翅膀硬了，不能再用半揶揄的口气跟他说话了。虽然，这位“优秀青年作者”对自己的婚姻大事到现在仍然“按兵不动”，不知其意云何？——“儿大不由爹”，只得随他去了。对于以上三位公民，我可以听任他们“展翅高飞”了。我感到差堪自慰的是我们老两口没有给儿女们留下狡猾刁钻的脾气——他们的性格是属于老诚善良的类型，只要不过于轻信，想来在人生的长途上或许不致有太大的蹉跌。只有小女儿婷婷，为了自己的幼稚和轻信付出了代价。不过，事情过去了。而且，不付“学费”的功课是没有的。好在她总算有侯难生这个老实青年为她辅导学习、帮她走过这段艰难的道路。只要她能安安生生大学毕业，稳稳当当走上工作岗位，将来有一个可靠的伴侣，我们也就可以放心。算一算，她已经二十四五了，即如为了女孩儿家的自尊心，说得含糊一点，周岁也二十三四了。这就是说，连我们的小女儿也长大成人了。难道父母能像老母鸡一样，把儿女永远保护在自己的翅膀底下吗？
按我们国家通常的说法，“快去见马克思了！”
据回忆录，马克思每见生客，必先严加考查甄别——包括思想、知识和外国语。我很担心，不知他老人家可肯收容我？因为我的一生虽极为平凡、所受的影响却甚为驳杂。解放前，我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并不彻底；解放后，我受的是马列主义教育——也不彻底，虽然，在正式场合我宣称自己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
在我的老同学当中，有革命烈士，有目前地位不低的领导干部——人家叫他“首长”，也有国民党的官吏——跑到台湾去了，当然也有革命的落荒者以及穷困潦倒的寒士。在他们当中，我是一个平平无奇的中流人物。
我不能算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并非生于积学之家，缺乏家学渊源，也无一定的师承，读书只是随环境的影响、个人的兴趣，抓住什么看什么。借用《红楼梦》里某女士批评某男士的一句话，我一辈子“杂学旁搜”、浅尝辄止。所以，在哪一方面我也没有登堂入室。
多年以来，因为教学需要加上个人爱好，我在阅读方面自揄为“文不读托、莎二翁以下，心常在‘浪漫’‘现实’之间”。但我毕竟是一个老中国人，而一个老中国人的灵魂深处总有一个孔夫子的牌位——口头上承认不承认，都是一样。
我父亲是一个土地主、破产的商人，他不读书，而且去世很早，所以，我从小并没有像小和尚念经一样哼唱那些《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我能够记住几句古文，还是高中时代那位教过我们中国文学史的老先生给我启的蒙。
可敬的老师告诉我们：在先秦诸子中，老子最超脱，主张“清静无为，恬淡寡欲”；墨子最无私，主张“兼爱”“摩顶放踵以利天下”；杨朱是一个自私的怪人，“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孔子折中诸家，主张中庸、调和。譬如说，书店里正卖着一本平时难得买到的好书：老子不理不睬地走过去了，因为他“不贵难得之货”；杨朱呢，一旦把书抓到自己手里，就当作“枕中之秘”，把知识垄断起来，不让别人知道；墨子是大好人，自己掏腰包把书全部买去，再“骑上自行车”一本一本送给别人；孔子呢，既不大公无私，也不绝顶自私——他买一本书自己看，如果好，就把消息告诉别人，让他自己去买。
我不知道我们老师的这一篇“诸子概论”究竟根据哪个学派的传授。我只说，如果老师的讲解不差，那么我是私淑儒家的学说的。道家太玄了，世上哪有清静的桃源之乡？人既活着，世上的诱惑太多了，想做到“恬淡寡欲”也办不到。做杨朱那样的人，自私得太露骨，难免要遭非议。做墨子那样的人，虽则可敬，但太苦、太难了。还是儒家的中庸之道，比较起来最为切实可行。就我自己来说，思想深处的儒家哲学并不是从读《论语》《孟子》当中学到，而是在几十年生活中自自然然积累起来的。虽然这也不必向别人明说。
《贵族之家》里拉甫列茨基的父亲青年时代是一个时髦的法国派、卢梭的信徒，但到了晚年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斯拉夫主义者。
旧中国的留学生，在国外西装革履、洋气十足，回国以后还是要换上礼帽、长袍、马褂——因为这样舒服。
中国人年纪一大，灵魂里的孔孟之道迟早总会露头。
这是中国这块土地的“地心吸力”所发生的作用。
我可以在课堂上谈论什么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浪漫主义（前期的、中期的、末流等等）、批判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甚至畅谈国家富强康乐之道、现代化的美好前景，驰骋自己“老天真”的幻想。可是一到实际生活当中，我就成了世界上最无能的人。不要说社会改革这样的大事，就是对于课程提出一点小小的革新倡议，我说的话就没有人听，好像是对西北风说的一样。生活沿着老的轨道转圈子，我也只好跟着转圈子。“王老五夜思千条路，早上起来照样磨豆腐。”
统战部召开的老知识分子座谈会上，气氛是十分客气、愉快的。可是你在学校里办任何一件小事，不管是工作上也好、生活上也好，你总会像脑袋碰在墙壁上一样清清楚楚感觉到那冷冰冰的老问题：学校里的主要劳动者——教师是处于一个软弱无力的地位。
想来想去，这种局面是以往的政治运动造成的。一搞运动，知识分子就是“专政”对象。所以，“文化大革命”当中把大学变成兵营非常容易，那时候连我这“老家伙”也学会见了“班长”就立正。那样的办学方法，已经被事实否定了。但是，“左”的影响有时候仍还是一种无形的、千丝万缕的限制，像蜘蛛网一样，处处牵掣着你、阻挠着你，使你步履维艰、劳而无功，把你的热情和劲头一点一点消磨，使得你像格利佛在小人国里一样被无数根极其细小而又极其坚牢的绳索捆绑着手脚，听任一股莫名其妙的力量把你拉到哪里算哪里。
园丁，园丁。“园丁”在校园里是最没有权利的。
有些老实的通信人和来访者不知内情，叫我“教授”长、“教授”短，好像“教授”多么了不起似的。
我心想：什么是教授？在家里，老伴唠唠叨叨的耐心听众，女儿胡搅蛮缠的百依百顺的“好爸爸”，儿子眼里“斯亦不足畏也矣”的落后老头儿；在街上，小青年的嘲笑对象，扒手的光顾目标；在学校里，过去，政治运动的当然对象，现在，玩弄权术的“官长”手下的“老绵羊”。——把这些“个人特点”加在一起，就是你们可敬的“教授”！
人老了，自我控制力差了。心里存不住话，不觉地向儿子叨叨了几句。
明明冷不丁地说：
“大学需要改革！”
“什么？”我吃了一惊。
“改革！官僚主义，不正之风，大学的体制，都得改革！”
好大的口气！惊天动地的事，在他嘴里一说，就像闹着玩儿一样。我问：
“改革？你知道，改革意味着什么吗？”
“意味着‘四化’早点来。仰着脸等着天上掉饺子，现代化能来吗？”
现在年轻人说话就会带这个冷嘲味儿。我也生气了：
“意味着——鲁迅的书，你大概也读过吧？你听听鲁迅是怎么说的！”我从书架上找出一本《鲁迅全集》，翻开，念道：
“‘老先生们保存现状，连在黑屋子开一个窗也不肯，还有种种不可开的理由，但倘有人要连屋顶也掀掉它，他这才魂飞魄散，设法调解，折中之后，许开一个窗，但总在伺机想把它塞起来。’——怎么样？”
“鲁迅毕竟还是主张要开窗子的！”
“鲁迅在另外一个地方还说过：猴子们都住在树上的时候，倘有一只猴子要从树上下来，并且用两条腿走路，他的爬行的同类是要把它咬死的！”
“如果猴子不从树上下来，学会用两条腿走路，人类只好永远住在树上！”
争论以后，我心里很烦，许多现实矛盾在头脑里翻搅：一方面，我们这所作风陈旧的大学里有些事情真需要改一改、革一革；可是学过一点历史的人都知道，在中国，任何一项社会改革都会引起什么样的连锁反应；还有，一方面那些思想守旧的“官长”总想使学校和国家永远停留在以往“左”的轨道上，不愿有任何的革新；而有些小青年又跑得太远了，他们毫不掩饰地向往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可是，美国那样的社会，流行的是Nobody cares for nobody．（谁也不关心谁。）那未免太可怕了。所以，我夹在革新和守旧之间，左支右绌，十分难受。
也许，我老了，头脑里的条条框框太多，又习惯于安定舒适的生活，恐怕我只能做恩格斯说过的文艺复兴时代的那种“书斋里的庸人”。——这也是无可奈何的。
“他们爱呢——又害羞，对着偶像磕头。”
人年纪一大，恐怕是容易保守的。记得上中学时，我们有一位总务主任，一个圆胖脸、高个子的老头儿。据说，他是“五四”的老将，参加过火烧赵家楼、捉拿曹汝霖的义举。每年“五四”，学校都请他讲演一回这一段光荣史。可是，平常日子他不过是个随波逐流的老头儿。开游艺晚会，他坐到台上摇晃着很富态的身体、闭着眼睛，手掌打着板眼，唱“杨正辉坐宫院自思自叹”。后来，终于被学生发现账目不清楚，有和校长通同作弊贪污之嫌，把他包围在办公室里。屋子里边，学生代表向他质问；屋子外边，学生群众喊打。——当年的学潮健将变成学潮对象了。
这也是几十年以前的事了。
人生这本没字的书，要比白纸印上黑字的书难念得多。会念白纸黑字的人不一定读得懂生活这本没字的书。有人胡子白了，对这本书还没有念懂；有人呢，年轻轻的，一下子就懂了。
“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
那些只知道留长头发、穿喇叭裤、哼哼唧唧唱着港台歌曲的小青年，且不去说他。我寄希望于青年一代中的佼佼者——各个领域中敢于开辟祖国“四化”道路的革新者，那些怀抱着远大理想的“清醒的现实主义者”。
（1983年4月初稿，1984年12月修改）
说明：这是一篇小说，外景、地名有所假借，人物、情节纯属虚构。特此说明。作者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