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啊，思想啊……”（代序）
在内地某个中等城市里，有一所在全国来说不甚出名的大学。这所大学有一座牌楼似的古色古香的大门，有一个很大的礼堂（据说是中国现代史上某位名人在这个省当督军时下令盖的），可容纳数千人之众；有一个很大的图书馆，藏书将近百万卷；另外，在它那校园里，一汪人工湖畔，不知何年何月修了一排很大的厕所，1958年陈毅元帅来校视察，曾经开玩笑地称之为“全亚洲第一大厕所”——在那里边，从一方方通风的砖窟窿向外看，可以顺便浏览那幽静的湖面风光，如果在夏天，还可以看见一些光屁股小孩儿在湖里游水。
在这所大学里，有一个年近古稀的老教员。他既无等身的著作，也无显赫的弟子，本人“名不闻京师”，只是一老本等地教了四十多年书，按照“没有功劳有苦劳，没有苦劳有疲劳”的通常习惯，人家给他加上了一个头衔。因此，当他在胳肢窝里夹着一摞洋装书、线装书从图书馆走到校园的柏油小马路上的时候，偶尔有一两个在树下念书的学生指点着他的脊梁小声地说：“教授！教授！”当他顺便踱进系办公室，工作人员客气地递给他一封邮件——多半是省内什么学术机构寄来的学习材料，或者某个地方的教育局邀他去“讲学”的公函，还不断有偏僻县城中学的老师远道求教的礼貌来信。往年，他把这些公私信件带回家去，戴上老花眼镜，一一细看之后，亲笔简要答复；以后，则由他口授大意，让别人代笔回答；现在，却由于他年迈体衰，无力过问，收到之后往往略略过目、束之高阁。……简而言之，以上说的这个老头子就是我。
多年以来，我有个写日记的习惯。说起来，这个习惯还是上小学的时候养成的。国文老师说：写日记，一可以练习文笔，二可以记下读书心得、嘉言懿行，三可以“一日三省吾身”，提高修养，好处多得很。唯一的要求是诚实。——这一点人人办得到。谁还会把假话写在本子上，自己骗自己呢？
于是，我刚一学会造句作文，就写起了日记。一开始，写的是《大林和小林》里那样的日记：“一起床，二吃饭，三上学，四放学，五回家，六吃饭，七再上学，八再放学，九吃饭，十写作业，十一睡觉，完了。”（星期天和逃学的日子例外。）以后，年龄大了，我也写过热情奔放的日记，那是在上中学，刚读过《少年维特之烦恼》的时候：“啊，难忘的眼睛！……”，等等。上大学时，有一阵，我立志苦读，想学一学《越缦堂读书记》，但努力的结果我只能做一点名言摘录，例如“人之为学，有难易乎？曰：为之，难者亦易矣；不为，易者亦难矣”之类。又有一段，我颇受外国哲学家的影响，写过一阵子“沉思录”式的日记，譬如：“生命的进程犹如爬山，当你感到艰苦不堪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即将登上某项事业的高峰。——夜来颇为思虑所苦，书此自勉。”等等。不过，我没有写过卢梭《忏悔录》那样的日记，因为在自我暴露方面，我还不能像他那样坦率。法国人生在南欧，太阳大，天气热，感情旺盛，爱走极端，一“忏悔”起来恨不得赤条条一丝不挂。这却与中国国情不合。中国人都爱讲一点面子：“发乎情，止乎礼义”，“义者，宜也”，古人说得很清楚。托尔斯泰也说过，他有些思想只能到他一双脚踏进棺材的时候才肯说出来，而且一说出来就把棺材板盖上，别人再也没法找他算账。
总之，写日记是个好习惯，我一直保持着。我这个人在大事情上往往“知难而退”，唯独这件小事我坚持下来了。因为，我觉得，在一天劳累之后、睡觉之前，抓起笔写上三言五语，过个十年八年翻一翻，好像看自己的旧照片，对往事流连一番，蛮有意思。费力无几，何乐不为？因此，每年除夕，我除了给老伴和孩子买点小礼品以外，总不忘给自己买一本漂亮的日记本，以备新年之用。新中国成立前后，一律如此，直到“文化大革命”为止。我从小到老所写的日记，如果全部保存下来，足够在书架上摆满两排，可以说，不比有些作家的全集篇幅少。“文化大革命”开始，风闻抄家之际，为了我这些穷年累月、点灯熬油、一点一滴写下的“著作”，我和老伴还进行过一场辩论：她要烧，我不让烧。我的理由是：“一个正派人，无事不可对人言。”在十万火急之中，她只说了一句“书生气十足！”就不容分说，把我那些大大小小的精装日记本塞进了炉膛。来不及烧掉的，都被红卫兵拿走，抄成特大专栏，批了一两个月。自然，他们究竟批了些什么，甚至于我日记里究竟写了些什么，现在我是一个字也不记得了。
从那以后，我觉得自己就像堂吉诃德被卷进了风车里，不知道自己要被掷到什么地方去。在那些年月，好朋友见面，只能点点头，“道路以目”，不能说话。写日记更是大忌：天有阴晴，月有圆缺，人有悲欢，事有好歹，一写上日记，查出来统统变成罪状，等于“自具枷杖供招”。
然而，“心之官则思”。人总是有思想的。我看过一幅画，画面上是晚年的舍甫琴柯在那里苦苦思索，标题叫作“思想啊，思想啊……”。可见，思想是常常叫人烦恼的。我在那几年，感到最大的痛苦是无人可以说话。小时候看过一个故事，说的是古代希腊一个国王的理发师，发现国王长了一双驴耳朵，不敢向人说，闷在肚子里又按捺不住，只好悄悄对着土地把心里话说出来。当时认为这不过是笑话。可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我才知道：知识、思想、记忆，统统都是沉重的负担。于是，我不知不觉就养成了一个人在屋子里自言自语的习惯，像哈姆雷特一样。
现在，我们国家从浩劫中得到更生，我们民族的生机正在复苏。朋友们见面可以聊一聊，我也可以在日记本上再涂写几笔了。
有位外国作家说：每个人一生的遭遇都足够写成一部长篇小说。我年轻时也幻想过当作家。但那是几十年以前的事，早就像青年时代的其他许多幻想那样，随着时光流逝了。如果在我这把年纪突然要拼老命写小说，我老伴一定会嘟囔我：“这个老头子疯了！”
最近，我到一个画家朋友那里闲坐，看到一部德文版的珂勒惠支画集。印象最深的是那些自画像：从小到老，按照年龄顺序一幅一幅看下去，就恰如目睹了画家的一生。尤其动人心魄的是画家在风烛残年所画的那两三幅自画像。它们表明：这个伟大的女性，虽在即将离开人世之际，仍然具有那样巨大的精神力量，仍然对于人类怀抱着那样炽烈、悲悯的爱。
我是个平凡至极的人，怎敢和这位可敬的老太太相比？说来惭愧，按中国的习惯说法，不管从立德、立功、立言哪个方面来说，我都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建树。报纸上，哪怕是省一级，甚至市一级的报纸，从来没有提过我的名字。偶尔发表一两篇所谓的文章，也都是在本校的学报上，从没有在全国性的刊物上露过面。乡曲之士，孤陋寡闻。尽管如此，我总算教了一辈子书，或者夸张点说，我尽着自己不大的才能，为祖国的教育事业服过务。每逢别人恭维我“桃李满天下”的时候，我当然总是回答：“不敢当，不敢当。”可是，当我偶尔外出，来到一个偏僻小县，正在那陌生的街道上茫茫然行走，忽然迎面来了一位似乎素昧平生、但是相貌堂堂的中年人，走到我的面前，叫我“老师！”。然后，经他详细说明，我终于认出：这个胡子拉碴的汉子原来就是二十多年以前坐在教室里听我讲课的某一个小男孩。这时，我心里的高兴，真是“出乎意表之外”了。至少说，我在那个县里，不会再有“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的感觉了。
总而言之，尽管我是一个平庸的人，我也有我自己的经历和遭遇、悲喜和看法——虽然不过是些不成熟的看法，或者说“一孔之见”。人老了，坚持日记，力有所未逮。我想再记下几页杂记，为自己、为自己从书房的小小窗口所看到的非常有限的人和事，留下一个粗略的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