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众因素——情感诉求（pathos）
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第2卷第2章至第11章中讨论了人类的各种情感。情感诉求（pathos）是指演讲者通过带有倾向性或暗示性的话语向听众施加某种信仰和情感来激起感情，并最终促使他们产生行动。亚里士多德认为，演说者必须善于分析不同的听众的心理和情感，才能有针对性地激发他们的情感，使得听众处于他们所预计的某种心境，实现成功的说服（亚里士多德，1991：25）。如果听众对说话人所提及的信息比较熟悉，或者比较感兴趣，注意力就会比较集中，情感上的共鸣就容易产生，认同就容易达成，也就容易被说服。商家往往根据不同消费者的心理特点来创造不同的情境，以引起消费者的注意，激发他们愉悦的情绪，劝诱消费者购买产品。广告中常有俊男美女的出现，因为美貌能够带来欢悦，广告的说服力就增强了。同样，在翻译中，译者也应为读者考虑，在了解和掌握他们心理的前提下，有意识地选择相应的翻译策略，以迎合读者的需求，激发共鸣，为读者带来愉悦的阅读体验，从而确保译本更受欢迎。
在翻译中，对目标读者群的身份、年龄、文化背景等因素的考虑是至关重要的。只有在充分了解他们的基础上，才能采取相应的翻译策略，确保译本迎合他们的价值观、阅读习惯和审美趣味。正如奈达所说：
Some of the best translators make it a practice to imagine that a typical member of the intended audience is listening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desk as the translation is being dictated or is reading the text as it flashes on the computer screen，in this way the text of the translation is being prepared for a listening or reading person and is not merely a process of trying to match words and syntax.（Nida，2001：103）
在翻译儿童文学时，译者自然应选择简单生动的词汇，避免复杂冗长的句式；翻译莎士比亚的作品时，则需适时使用优雅华丽的辞藻，因为针对的读者是有知识文化修养的群体；翻译法律文书时，就必须诉诸客观、中性、标准化的词汇，以彰显法律的公平、公正。总之，译者的目的就是让读者舒服，引导他们进入设定文本的状态，从而实现成功的说服。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在讨论中西方对翻译的不同观点时也说：
Chinese translators did translate with a certain audience in mind，and they would rhetorically adapt their translations to that audience.（Lefevere，2004：18）
傅东华先生翻译的《飘》出版于1940年，吸引了几代读者，是该小说最受中国人欢迎的译本。谢天振先生认为，尽管现在《飘》的新译本很多（至少5个），但是新译本是否真能超出旧译本仍有待时间的检验（谢天振，1999：148）。该译本之所以如此富有生命力，除了傅先生优美的文笔、地道的译文以外，可能还在于小说中明显的中国化倾向。如南方庄园主的口里可以说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类的中国先哲的名句格言，而且出现中国传统文化意蕴十足的“牌楼、大地主、营丁”等词语。这种“替读者分忧”的翻译策略无疑为译本增加了不少阅读量。
“林纾以传统小说的场景、人名、地名与中国传统小说章回体的套路，将陌生文本熟悉化，再造了中国读者局内人的体验。”（王玉括，2002）当一个个陌生的西洋小说文本套进了一种熟悉的语境，就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中国读者对西洋小说的熟悉感。翻译后的文本体现的是中国人的语言模式、文化模式和思维模式，兼具中国传统文学的审美经验，故而受到读者的喜爱和欢迎。
如果我们稍做回顾，就会发现，这并不是偶然现象。中国译者由于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和中国小说形式的限制，或者考虑到当时读者的阅读定势，经常使译文中国化。这样做不仅得到读者的鼓励，也深受出版界的欢迎。因为如果译文不能满足读者的阅读期待，就很难得到读者的认同，也无法赢得市场。
此外，我们也认为，普通的读者较高知的读者，不懂外语的读者较双语的读者，往往更容易接受一个译本；而持有特定政治、宗教、文化身份或观点的人，较一般读者，更容易质疑译本。这些假设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调查，通过案例和数据得以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