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境因素（external environment）

许多经典的著作，如《圣经》《论语》《红楼梦》等，都不断被重译。不同时代的译者赋予作品不同的含义和新的特征。这是因为时空背景的差异，导致读者的观念和认知结构都发生了改变，之前的译本有时便不再适合当下的需求。语言和文化不断发展，新一代的译者自身的视域和学识也发生了变化，对作品有了新的理解。因此，只有根据新的历史背景和语言文化环境，适当调整翻译策略，创作新的译本，才能适应新时期读者的品味，获得他们的认可。

早期的《论语》译本，多出自传教士之手。而近代传教士多是在炮舰的护送下进入中国的，传教事业一开始就与列强对华扩张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相信基督教是西方文明进步的原因，带着文化优越感和战胜者的姿态来改组中国文化，传播福音，归化中国。鉴于儒学在中国文化和意识形态中的重要地位，他们把译介和研究儒家经典当作是其宗教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翻译中有意无意地用基督教义和思想取代儒学，因而出现了不少曲解、挪用和附会的现象。这样的译本是当时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在新时代很容易造成反感，引起非议。

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饱受列强侵略之苦，忧国忧民的中国知识分子立志寻求救国革新的真理。他们对西方新理论、新学说产生好奇心，纷纷大量译介西方的政治、经济、哲学、文学等方面的著作，作为自己的战斗武器。林纾虽未走在政治前台冲锋陷阵，却是一个非常有血性的翻译家。他用手中的笔，自觉地把自己的文学翻译与中国人民反帝爱国的事业结合在一起，翻译了许多醒民开智之作。时势造英雄，林纾的翻译广受欢迎，影响深远，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时至今日，对林纾翻译批判的声音也很多，更多的学者们抱持辩证的态度看待林纾的译作。

当然，也有一些名家的译作，被奉为经典，历经时间考验，地位仍不可动摇。如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傅雷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杨必翻译的《名利场》，李健吾翻译的福楼拜小说，王佐良翻译的英国随笔、诗歌，丰子恺翻译的《源氏物语》，等等，都是文学翻译领域的传世之作。一方面，这些译者都是大家，得到读者的信赖和尊崇，另一方面，他们的译作也确实出色，穿越时空，征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魅力永存。可见，译境只是影响译本说服力和生命力的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