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中的“讹”与译者主体性

钱先生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曾提出，一国文字与另一国文字之间有距离，译者的理解和文风与原作品的内容和形式间也有距离，且译者的体会与自己的表达能力之间还有距离，这样的三种距离导致了“讹”，也就是说，译文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这是翻译中不可避免的毛病（钱钟书，78）。根据他在下文中的阐述，我们可以发现，这里所说的“讹”大致分成两类：一种是疏失谬误的“讹”，就是由于译者的无心之失所造成的对原文曲解、漏译或者误译的现象，这种“讹”是无法避免的；另一种是所谓明知故犯的“讹”，即译者对原文刻意的加工改造，这是可以避免的，分寸的把握全在于译者。

钱先生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还论及翻译“媒”和“诱”的作用，他认为，“好译本的作用是消灭自己；它把我们向原作过渡，而我们读到了原作，马上掷开了译本”，而“坏翻译会发生一种消灭原作的功效”（钱钟书，79）。这一观点直接阐明了翻译在文化传播中的重要性，特别是好的翻译，甚至对经典作品的流传和发扬具有决定性意义。

从读者的角度来考虑，译者在翻译中必须明确他的译作所要面向的读者群体和文化大背景，从而主动替读者分忧，采取读者易于接受的形式，对译文进行加工，以期符合当时读者的欣赏趣味和阅读习惯。奈达对此也有所论述：

某些出色译者惯常的做法就是，在翻译过程中，想象特定的目标听众正坐在桌子的另一边倾听，或在闪烁的电脑屏幕上敲打文字时，想象特定的目标读者正在同时阅读译文，这样的翻译文本是为特定的听众或读者准备的，而非仅仅是一个尝试词句配对的过程。

Some of the best translators make it a practice to imagine that a typical member of the intended audience is listening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desk as the translation is being dictated or is reading the text as it flashes on the computer screen，in this way the text of the translation is being prepared for a listening or reading person and is not merely a process of trying to match words and syntax.（Nida，2001：103）

这里还涉及“interpellation”的概念，就是说话语行为本身会隐含和定义它的受众。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头脑中总会有想要针对的读者群体，从而采取特定的翻译手段去迎合他们。从这个意义上说，译作也在创造它的读者。例如，一位译者在翻译儿童文学的过程中，会很清楚自己的作品将来是要给儿童看的，那么翻译时就会选择简明生动的语言，以符合孩子的口味。另外，由于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交流，很多时候译者必须考虑到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及其可能造成的理解上的障碍，从而对译文进行艺术加工和处理。根据柏拉图的理念，“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的真理……文字只有在特定的环境中获得具体的含义。”（“There is no‘absolute’truth，...，words acquire their actual meanings only in a given situation.”）（Lefevere，2004：19）安德烈·勒菲弗尔在谈到中西方翻译观点的差异时也提道：“中国译者确实在翻译中把特定的读者放在心中，他们会采取修辞手段，使得译文适应这些读者。”（“Chinese translators did translate with a certain audience in mind，and they would rhetorically adapt their translations to that audience.”）（Lefevere，2004：18）只有当译文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中被读者接受和认可了，才能获得意义和价值。

译者为了克服不同语言形式的障碍和不同民族文化差异的鸿沟，需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不同文化在交流过程中往往会遭遇阻滞、碰撞、误解、扭曲等问题。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通过不断调适，使得译文符合特定读者的需求，从而获得广泛的认可。对于诸如《论语》这样的经典作品的诠释，不同的译者也会根据个人的价值判断和取向，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从而使译本烙上他们的个人印记。然而，译文中的缺陷与疏失也是千姿百态。这些对于经典来说，都是难以承受的“讹”，不可小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