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评述

尽管很多学者认为，在基本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上，中西方不存在本质上的区别，但在中西方相遇之初（某种程度上现在也是这样），双方的相互沟通的确存在着很大的困难。《论语》是纯粹的中国经典，它塑造了中国两千多年的文化，也在这一文化脉络中被不断塑造。尽管这不一定意味着中国文化以外的读者不能理解其精髓与本义，但对异质文化（如基督教、伊斯兰教等）环境中的读者来说，难免会出现理解上的障碍，例如《论语》缺少组织性，文本简短但有重复的现象，缺少连贯性，经常不知其所云，因此需要相当曲折的解释。

译者对翻译问题的处理，体现了对“文化他者”的态度，不同的处理方法会影响文本的交际效果和两种文化的交流，正如巴斯奈特所说，翻译的技巧跟不同文化在不同时期与翻译这种现象相遇的方式有关，其中存在着来自“他者”的挑战，而译者需要从一些可能的翻译策略中进行选择，以恰当地对待“他者”。简单地说，翻译行为就是一种文化处理与“他者”关系的一种策略（Bassnett，2001：13）。巴斯奈特还认为，漠视“他者”的文化，倾向于把自己的处事方式视为自然的、唯一的，进而是较之于其他最佳的途径。从而，翻译取代原文，以至于在译入语文化中，原文彻底消失于翻译之外，部分是因为很多参与中国文化的人并不懂得汉语，所以他们很难审查译者行为之究竟（Bassnett，2001：14）。

对于19世纪初的那些《论语》英译者而言，问题更为复杂。高大卫是为了帮助英华书院的中国学生掌握英语而译，但更重要的则是要“引导他们反思其至圣先师教诲中的致命错误”，以唤醒“沉迷其中的异教徒”，从而皈依基督（Collie，1828：3）。这就凸现出译者的身份特征：高大卫首先是一位传教士，负有向基督之光从未降临的东方国度传达天主福音的使命。从而，《论语》译本出现了很多原本不存在的含义，造成了英文读者对《论语》及儒学的极大误解乃至曲解，这种影响的后果是比较严重的。

很多学者认识到了传教士翻译《论语》中的思想倾向，即用基督教神学附会儒学。美国学者芬格莱特（Herbert Fingarette）在1972年曾经撰写了一本题为《孔子：即凡而圣》的著作。这本书篇幅不长（正文部分只有79页），但在西方儒学研究界却非常有影响力。在书的前言中，芬格莱特赞扬了传教士们译介孔子思想的伟大成就，也批评了他们没能站到宗教立场之外看待孔子。

《论语》英译中出现的失真现象，除了译者本身有意的曲解之外，还受到原作品和翻译实践自身的制约。按照一般诠释学的观念，在读者（译者）面对一种文本时，不管这个文本是如何书写的、何时书写的，读者（译者）都不可能完全地获得书写者原本想表达的意思，因为读者（译者）是通过自己的视角来阅读的，而且多数时候会受到自己的文化观念的影响。另外，对译者而言，很多时候还要受到一些他本人无法改变的学术环境的影响，因此对翻译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译者本人也不一定能认识到。对英国汉学界的《论语》英译而言，涉及的主要就是普遍为人诟病的欧洲中心主义和文本解释中的相对性问题。“中国文化落后论”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忽视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国际学界有一种“欧洲奇迹”的说法，即从19世纪前后开始，欧洲人一直以世界的领导者自居，因为欧洲是财富最多、军事最强的地区，他们拥有最先进的技术，而且是这些技术的发明者（Jones，1981：45）。他们认为，欧洲取得这些成就是因为欧洲文化（基督教文化）是一种“普世文化”，当然能够适用于欧洲以外的任何地区（Kern，1996：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