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现况与问题
虽然典籍英译研究一直以来并不是我国翻译研究的重点和热点，但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政策的推行，中华优秀典籍的外译与文化传播的相关研究已引起了国内更多学者的关注。这方面的文著显著增加（有相当数量的硕士与博士论文的题目与《论语》英译有关），十余年来已有二百多篇，为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传播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根据以上统计和分析结果，我们发现，目前与《论语》英译相关的研究主要可分为五大类，而每种类型的研究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和缺陷。
1.对《论语》英译的总体性研究
《论语》英译迄今已有三百余年的历史，传教士、汉学家和海内外华人纷纷加入这项传播中国文化的伟大事业中，从而产生了众多的《论语》英译本。目前《论语》英语全译本及节译本共约六十个，众多学者从宏观层面对这些译本进行了观照和描述。如杨平（2009）和李钢（2013）通过对《论语》译本进行概述分析，找出了《论语》翻译的一些特点以及中外译者的异同，并对其进行了系统客观的分析与总结。王琰（2010）通过对比国内外《论语》译本，发现由于国内外研究者学术背景的差异，其英译研究的方法和主题各有不同，国内偏重语言层面研究，而国外则侧重从多层面论述译本的思想诠释问题。李丙权（2015）对《论语》英译的历史作了简单的回顾，结合对《论语》英译不同模式的考查，反思翻译之理念及经典翻译中的“中外”及“古今”双重诠释学视域，并进一步探讨由此生发的传统和现代的关系问题及经典翻译研究对比较文学研究的意义。
这些文献从整体上勾勒了《论语》英译风起云涌的历史和现状，并在总结归纳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深刻的反思，对我们了解《论语》英译的总体状况和特点有很大的帮助和启示。但这种总体性研究又未尽全面，如在译本接受效果方面，并没有太多文献予以揭示，因此整体性研究的关注点事实上还存在一些缺漏，研究课题有待进一步拓展和丰富。
2.单一译本鉴赏研究
也有很多学者将关注点放在单个译本上，尝试从不同角度对各译本进行深层次的剖析和评价。如谭晓丽（2012）认为安乐哲和罗思文译本着眼于儒学中人的社会性以及汉思维的关联性、过程性，译笔流畅，展现经典魅力，带有反对西方，通过宣扬其哲学和宗教的普世性来实现文化全球化的初衷，具有鲜明的后结构主义翻译特色。他们的翻译为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哲学典籍英译提供了启示。李钢（2013）认为庞德在翻译《论语》时并不强调对原文一对一的忠实，译作以理想化创作为主。从《论语》英译史来看，庞德是一个转折性的人物。自庞德开始，《论语》的英译逐渐淡出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步入了文化多元化主义的新历史文化语境。胡佳乐（2014）立足于刘殿爵《论语》英译本，从译本的语言层面和非语言层面来探讨该译者有别于其他译者的个性特征。孙际惠（2014）发现安乐哲从比较哲学的角度对《论语》等中国哲学著作进行了诠释和翻译，试图从本质上了解中国文化。安乐哲的人文主义语言观和诠释翻译观，以及其在《论语》译本中的异化策略，对我们今天从事翻译研究及实践工作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这类研究使我们更透彻地认识到单个译本的特色，对某些译本的了解也更为全面、深刻。但学者的视线大多集中在几个经典、流传度高的英译本上，而忽视了对其他译本的解读和探究。
3.多译本比较研究
对不同译本进行比较分析，也是《论语》英译研究中很常见的课题。如岳峰（2009）探讨了理雅各与韦利的《论语》英译本中规律性的因素，聚焦译者的动机与境遇及其与译文风格的关系，提出理雅各的译本胜过韦利译本之处在于三个方面。而韦利翻译的时间虽晚于理雅各，可借鉴的资讯多，对原文某些文句的理解更为准确，措辞也更为精练。理雅各与韦利的译本各有千秋，不可相互取代，未来的译本应由中西学者合作产生。谢青（2013）对韦利和林语堂的《论语》译本进行了对比研究，探讨了翻译目的对译者的翻译策略的影响，揭示了译本差异的主要特征及背后的原因和依据。刘璐（2016）从历史角度出发，对韦利和许渊冲的《论语》英译进行了对比研究，分析了不同历史时代背景对译文的影响，分析《论语》译本多元性的深层次原因，让人们用历时发展的眼光从不同的译本中批评学习。
对比出真知。这类研究通过细致的比较阅读与分析，揭示出不同译本间的相似之处或差异，进而总结规律，分析现象背后深层次的原因，从而得出有益的结论。与单一译本研究存在的问题相似，进行对比研究的案例也大多集中在几个知名度高、广受关注的译本，从而造成了研究视野的局限。
4.对《论语》中一些核心概念英译方法的分析研究
《论语》中的核心词代表了儒学的精髓，对其正确的解读和翻译也是学者们历来关注的重点之一。杨平（2008）认为“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而作为一种最高的道德理想以及所有道德的总和，“仁”的理解和翻译多种多样。他通过总结分析数种翻译方法的利弊得失，提出为了忠实全面地传达孔子的哲学思想，“仁”最好的翻译方法是不译，即用音译。钱亚旭（2013）以威利英译本和安乐哲、罗思文英译本中的“仁”为例，试从定量研究的角度分析造成两译本差异的客观原因，即汉语中的指代问题、一词多义现象和古汉语单音节字以及文化典故造成的文本模糊性对译者解读原文的影响，以期通过引入定量分析的方法进一步拓展典籍英译的研究。陈小燕（2014）以理雅各和韦利的《论语》英译本为例，对其中“礼”的英译进行了对比分析，发现多样化的译文或处理方式表明，“礼”丰富的外延与内涵在属于基督教文化传统的西方语言里是找不到对等词对译的。王向阳（2015）对《论语》中的88处“道”进行了研究，从文化语境出发，以辜鸿铭的《论语》英译本为例，探讨了辜鸿铭是如何跨越英汉两种不同文化语境对“道”的模糊文化内涵进行最大程度的传递，从而更好地推动了中华传统经典文化在世界各国的传播。
这方面的研究聚焦在《论语》核心词的诠释上，作者往往结合简单的统计学数据，基于个人对传统儒学思想的解读，评价各译本在核心词翻译上的优劣得失。但这种评判又难免存在主观化的倾向，毕竟对于经典的诠释，总是见仁见智，不拘一格。
5.对《论语》译本翻译技法的分析研究
殊途同归，译本研究的终极归宿还是对翻译策略的探讨，因为这是最有实践价值的经验总结。就同一译本而言，学者对其翻译策略的看法，也存在不同见解。如邓焕霞（2010）发现辜鸿铭《论语》英译中采取了一定的简化手法，力争使读者在阅读中国典籍时能够避免因为源语隔阂而造成交流困难，有其历史的合理性。辜氏简化源语中他者因素的策略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选择，但也有其相对的局限性。曾玉娇（2013）从“目的论”视角分析了辜氏译文的各种翻译策略，认为辜鸿铭英译《论语》采用了高度归化的翻译策略，通过运用增译、改译和加注的方法，巧妙引进了诸多西方事物对儒家经典予以阐释。殷丽（2013）认为辜鸿铭采用归化策略翻译《论语》，在西方社会成功地传播了中华文化。然而辜鸿铭的翻译也被认为不忠实于原文。事实上社会文化环境对译者的策略选择具有决定意义。辜鸿铭的归化策略既符合译者对读者的关照，同时也是译介弱势文化过程中的无奈之举。尹欢（2016）则创新性地以维特根斯坦“生活形式”概念为切入点，针对辜鸿铭的《论语》英译，结合例证分析了辜鸿铭在翻译过程中处理中西方两种不同“生活形式”所运用的翻译策略，即以西释中的翻译策略。维特根斯坦“生活形式”概念的四个方面，即文化、自然、行为和习俗，都渗透在翻译的过程中，对翻译活动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结合维特根斯坦“生活形式”概念的各个方面来进行翻译活动，能够使翻译更加贴切、传神。
可见，同样是探讨翻译的技法，不同研究者会有不同的切入点和研究结果。但这些策略性的总结一般都会套用现有的翻译理论（如“目的论”“归化/异化”），进而得到一些辩证、中立的认知；抑或借鉴其他相关学科或领域的观点（如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概念），将翻译技法剥离到抽象层面。然而，在现实操作中，这些研究结果似乎欠缺揭示性和指导性。